李世民
【传略】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唐高祖李渊次子，唐朝第二代国君，年号贞观。626～649年在位。传见《旧唐书》卷一至二、《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李世民年少时聪明英武，18岁时即劝其父李渊起兵反隋，并率兵攻占长安。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任尚书令。在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不仅是主要决策者，而且为主将挂帅出征，东征西讨，经过7年的努力，统一了中国。李世民是大唐帝业的实际创业者，在统治集团文武百官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建成，迫使唐高祖退位为太上皇。八月，李世民即帝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太宗即位后，采纳魏徵意见，定出“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旧唐书？魏徵传》）的治国方针，革除隋末弊政，励精图治，建立和健全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制度，使社会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出现了升平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的主要政绩，完善官制，整顿吏治，改善府兵制，推行均田租庸调制，击败东突厥等。唐太宗锐意开拓，破突厥，解除了数十年的北方边患，又平定高昌，西和吐蕃，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唐代版图大于秦汉。唐太宗的赫赫武功，可比肩秦始皇、汉武帝，而唐太宗的文治则有过之。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鉴于隋亡的教训，虚怀纳谏和任用贤才所取得的。唐太宗最敬服魏徵。魏徵谏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始而敬终”“虚心以纳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均为太宗所采纳。唐太宗的言议、行事，均收入唐吴兢《贞观政要》。【影响】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纳谏明君。史称“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旧唐书？太宗纪》）。唐太宗于马背得天下，沉稳刚毅，威风凛凛，“君臣进谏者，皆失举措”，太宗闻知，于是每遇人奏事必定和颜悦色，积极鼓励臣下进言。他又多次下令朝臣上书议论得失，并把臣下奏章贴在宫中屋壁“冀闻规谏”上，以便“出入省览”。唐太宗用重赏求谏。臣下进言，即使偏激，太宗也不怪罪，只要有道理，还要给予厚赐。有一次参军薛收进谏，要求太宗“止畋猎”，得赏赐黄金40铤。太宗初即位时，有个叫元律师的人犯了罪，太宗治以死罪。大臣孙伏伽进谏，按律元律师罪不至死，因而与太宗争，太宗纳谏，改判了元律师之罪，为了奖励进谏者，把价值百万的蓝陵公主园苑赏赐给孙伏伽。贞观四年（630）太宗大修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进谏，言辞激切，认为是“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起初太宗十分生气，怎么我连隋炀帝都不如，成了夏桀、殷纣？张玄素说，如果陛下大兴劳役不止，终将与桀、纣暴君一样“亦同归于乱耳”。太宗沉思了半天，觉得张玄素言之有理，于是下令“罢役”，并厚赐张玄素“彩二百匹”。
贞观一朝，最敢直言者，首推魏徵。他前后进谏二百余事，敢“犯颜苦谏”。唐太宗曾养有一只佳鹞，爱不释手。有一天，太宗正在把玩鹞鹰，这时魏徵正好来奏事，他生怕魏徵又要劝谏，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徵看见，也装做不知，故意陈奏了很长时间，太宗不敢把鹰从怀中取出，直至闷死。这个故事反映了太宗对魏徵的敬畏。魏徵针对治政进谏有“十思”“十渐”，“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太宗也曾大发过雷霆，甚至想处死魏徵，但他深恐重蹈隋炀帝亡国的覆辙，而魏徵也总以隋亡为鉴谏说太宗。魏徵病亡，唐太宗登苑西楼，望表而哭。其后追思不已，尝临朝对侍臣说：可以正衣冠；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夫以铜为镜，以古为镜，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
贞观时，有不少隋朝旧臣侍奉新朝，如裴矩、杜淹等，他们在隋代是一副佞臣面孔，以裴矩最为典型，时时处处阿顺炀帝。但在太宗时却屡有忠谏。唐太宗曾对大臣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太宗纳谏，君明臣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风气，只有之前的汉文帝时的开明风气可相比肩。君主纳谏，利于集思广益，国家大政，避免失误，或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开明的政治风气是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只做了23年皇帝，52岁就与世长辞，所以唐太宗的一生没有明显的早年晚年之分。但唐太宗居安思危、从谏如流的气度，也未能慎终如始。一般说，以贞观十七年（643）为分界，唐太宗从一个纳谏明君，逐步走向讳饰拒谏，使贞观前期与后期在政治上显示出差别。隋炀帝三伐高丽，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建立后，大唐与高丽互相释放前朝交战时的俘虏和流民，各有数万，双方保持友好往来。朝鲜半岛，当时有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互相不时攻伐。唐太宗前期与三国都保持友好关系，不轻易介入朝鲜内战，只是派出使者调解，表现了谨慎的态度。贞观十七年，新罗使者上书云百济与高丽联合侵扰新罗，要求唐太宗派兵干预。唐太宗认为征伐高丽时机已到，趁机下诏亲征，“以大击小”可必胜；“以顺讨逆”可必声称有五必胜。一曰，二曰，胜；三曰“发治乘乱”，可必胜；四曰“以逸敌劳”，可必胜；五曰“以悦当怨”，可必胜。唐太宗认为：“区区高丽，何忧不克！”他步了隋炀帝的后尘，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唐太宗三伐高丽，执迷不悟，这是他拒谏而刚愎自用的一个显例。骄狂遮掩了他的视线，也阻塞了他的圣聪。试问，朝鲜内争，与唐不相干，有何“顺”可言？唐军爬山涉海远征，有何“逸”之可待？当时魏徵已死，房玄龄就直谏，指出师出无名，难以取胜，即便取胜，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但这时的唐太宗听不进去，在贞观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连年兴师动众，讨伐高丽，结果损兵折将而归。唐太宗下令在江南造船，还要大举兴兵。贞观二十三年（649），战船还没有造完，唐太宗就与世长辞了。
【余论】《新唐书？太宗纪》评论唐太宗的得失，认为太宗“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这个评价赞扬太宗的英明与业绩，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唐太宗比肩汤武成康与汉高文景，兼创业与治世二者之长，当之无愧。同时也批评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唐太宗后期多昏聩之行，若不是早逝，必将陷于暴虐。一个百战百胜的统帅，一个建立了赫赫武功的开国天子，却嬖于多爱、佞佛，晚年“困于小夷”，又表现了庸主之行，这其中的奥妙将留给人们无尽的长思。
（李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