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环保志愿者在行动
杨欣——保护长江的环保志愿者 杨欣和世界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项目办事处取得联系，共同推出了“长江的希望”演讲活动，在沿江城市的学校演讲会上，杨欣讲起他所见的长江源头的沙漠化：
——20世纪80年代，长江源随处可见几十只上百只的大群羚羊奔逐嬉闹，野牦牛悠然自得。尔后，每年几万名偷猎采金分子让这里成了屠宰场，到处是动物的累累尸骨。1986年通天河畔，全是绿色的河滩和草坡，到1994年，通天河北岸形成了一条长达40公里的沙化带。
——长江脏了。长江每年接纳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已近200亿吨；长江丑了，历史上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曾高达60%～85%，到1986年只剩下了10%。从金沙江到眠江，沿途几百公里河谷的茂密森林已荡然无存；长江浑了，植被破坏的结果，河流泥沙含量增加，水旱灾害加剧，其水土流失总量早已超过了黄河；长江萎缩了，长江中下游发育着我国最大淡水湖群，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经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现今只剩下1/3面积，素称“千湖之省”的湖北，湖面损失达6000平方公里……
1993年中秋时分，杨欣率一支长江探险队从源头漂流而下时，听到了野牦牛队队长索南达杰的故事。索南达杰9个月前在可可西里牺牲在藏羚羊偷猎者的枪口下，一人对着14条长枪奋战。索南达杰死后始终保持着推子弹准备射击的姿势，可可西里的严寒将他冻成了一尊不屈的雕塑。索南达杰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杨欣，他发誓要完成索南达杰未竟的遗志。接下去的3年里，杨欣一次次奔波于深圳—北京—青海—四川，四处游说，为的是募集资金，实施一个对长江源头的保护计划。1997年杨欣通过义卖自己所著的《长江魂》一书，创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中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在可可西里地区的成立，标志着长江源民间保护运动的开始。1999年杨欣策划并倡导建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得到国家环保总局的支持，此碑于1999年6月5日立于长江源头；同年正式成立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杨欣任首任会长。
冯刚——与野生动物共舞 乌兽木齐市第六中学英语教师冯刚，1972年开始从事业余摄影，1995年起专拍野生动物照片，自费十多万元购置摄影器材和吉普车。他利用节假日，出没戈壁、湖泊、荒山之中，风餐露宿，历尽千辛，外拍创作。1997年2月份，冯刚从新闻上得知，新疆卡拉麦里山发生了一场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暴风雪，他立刻赶往卡拉麦里山，迎着刺骨的寒风，看到有20多只鹅喉羚被冻死了，他不停地拍摄冬季里的小生灵，最后连拿着照相机的手都冻僵了。在博湖为了拍摄大白鹭，尾随达4个多小时，由于炎热和干渴，在返回车中之时，已经全身无力，出现休克。1998年夏天，他从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回了大量的珍贵野生动物照片。冯刚不惜花费个人资金拍摄新疆野生动物，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他的作品已多次在《野生动物》、《大自然》等刊物上发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的“人与自然”栏目专程来新疆对冯刚作了专题采访，国内外野生动物爱好者分别发来电子邮件表示对冯老师的敬佩和赞叹。
舒惠国——从《森林饮料》到青钱柳的开发与利用 如何保持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农学会副会长、高级农艺师舒惠国的著作《森林饮料》（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书，作出了探索性的回答。作者选取“森林饮料”这样一个研究角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食”的科学性。作者写道：原始人依靠森林中的果实和动物生存，森林最早养育了人类。在人类社会形成以后，直至今日，森林食品资源在人类的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对日常生活中不足和缺陷方面的一种良好补充。这不是一般营养学医生对病人的劝告，而是著作者人文关怀的体现。
森林饮料的开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高级农艺师舒惠国是青钱柳的降糖神茶的发明人。70年代，在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所工作的舒惠国，为了把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村，到了江西西北部的修水县。在长期和群众生活的过程中，他发现当地群众喜欢喝一种茶，由于这种茶微带甜味，所以当地群众都把它叫做甜茶。夏天的时候喝这种茶可以防暑、降温，有保健作用。舒惠国对此十分关注，请当地群众带他去看这个茶树，“当时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这种茶树是乔木，而茶树应该是灌木啊！”当地群众多少年来只是把这个茶做出来后，泡了自己喝，从来没有人知道这种树叫什么名字。舒惠国急忙和当地的果茶桑局和南京植物园做鉴定，最后确定这种植物叫做青钱柳，是我国二等濒危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江西省等地。于是青钱柳的研究被列为科研课题。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学实验及药理、治疗、毒性实验等，终于用青钱柳的嫩叶加工成了第一批青钱柳茶，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饮料”。
森林饮料是指利用树木或竹的液汁、野生森林植物的果、叶、根、茎、花或花粉等为原料加工制成的具有天然营养成分、无污染、无公害，又兼有保健功能的天然饮料。舒惠国说，“森林饮料产业的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从长远看，我国的食物生产和供应的压力越来越大，面临着3个不可逆转：一是农业耕地减少不可逆转；二是人口的增长在20年内不可逆转；三是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不可逆转。舒惠国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以科技进步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二是开拓更广阔的生产门路，而大力开发森林食品就是一条重要途径。”
青钱柳研制成“降糖神茶’，自此青钱柳就走上了产业化道路。1991年，修水县所在的九江市在市长戚善宏的带领下，在上海市举行了青钱柳降糖神茶的招商会，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厂家，青钱柳在国内外开始走红。后来在日本留学的文燕女士从报纸上发现了自己家乡的青钱柳被广泛认同，经过积极接触，很快同降糖神茶的生产厂家达成合作协议。于是，由文燕女士创办的北京东方科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了青钱柳降糖神茶的全国总代理。不久，公司建立了销售网络，建立了消费者档案，并进行跟踪检测服务，青钱柳降糖神茶还打入了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际市场。
舒惠国从青钱柳的开发中受到启发，看到了森林饮料产业的巨大前景，“以江西为例，森林覆盖率是57.4%，在全国排第二位，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不能让它闲置。”舒惠国组织了一批离退休和在职的专家，经常根据实际制订一些课题，致力于森林饮料产业的开发和森林保护。
吴国盛——沟通科学人文、传播绿色观念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从1986年发表学术文章以来，对现实中种种现代性“现象”进行了反思，在沟通科学人文、传播绿色观念上卓有建树。个人著作有《追思自然》（1998）、《现代化之忧思》（1999）等等。
吴国盛在他所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丛书中，为科学注入人文因素。他认为，绿色问题不是简单技术性问题即通过技术就可以解决了。在科学时代，人们认为科学就能解决问题，自然哲学不太重要了，但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恢复自然的含义。在我们今天的一切科技恶果中，都蕴涵着对自然的无视。真正要害不在于是否使用了科技或者滥用了科技，而在于为什么会滥用、错用。滥用、错用背后是对自然的遗忘，那么环境运动的本质就在于呼唤自然，呼唤我们对自然的记忆、感悟。当人们谈论环境问题时，更多诉诸技术的手段，如果不注意本原的东西，那就只是一种恶性循环，是饮鸩止渴。
杨国新创办民间生态良性循环研究所——“亮相”地球首脑峰会“环保义士”杨国新，年过七旬，江苏无锡八士镇人。杨先生出于对家乡青山绿水的热爱，早在1987年，他就创办了民间生态良性循环研究所，积极参与保护“中华生态保护第一碑”遗址。自号“太湖之子”的他，开始了艰难的生态环境研究，并以中小学校为阵地，从2001年始，独倡道德、文化、教育、生活、行动的“五绿教育”，在无锡市20多万中小学生中开展环保活动。
2002年9月初，杨国新“亮相”地球首脑峰会。这次地球峰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会前征集世界各地生态环保信息。2002年7月初，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女士悉闻无锡“环保义士”的大名，特意派人赶到无锡，拍摄杨国新和他的研究所，将这些内容收录到宣传册及光盘中，并诚邀杨老作为民间组织代表参与地球峰会。遗憾的是，杨国新因健康原因无缘见证盛会。廖晓义把收有无锡生态保护资料内容的《草根集》带到了约翰内斯堡。7天会议，从首脑会议会场到代表驻地，他们散发由一本小册子和一张光盘组成的《草根集》，带来的600多件资料已所剩无几。联合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及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对材料表示出浓厚兴趣。特别是日本议员代表团非常关注太湖水环境，10多位成员眼明手快，每人拿了一份。许多人马上寻找影碟机，观看起录像资料。于是，杨国新的声音得以“声传峰会”。
“民间环保大使”田挂荣 在河南新乡，田桂荣的名字是和她回收的52吨废旧电池联系在一起的。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3月19日讯，被誉为“民间环保大使”的全国十佳环保模范田桂荣女士，从1999年开始，数年如一日，在家乡河南省新乡市自费回收废电池，累计回收60多吨、900多个品种。田桂荣发起的“绿色环保，呵护大地球，从娃娃做起”的活动中，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她交来废旧电池。
中学生建议诺贝尔增设环境保护奖，七旬老翁朱天荣自费设环保奖 蓝天白云中飞翔着一只雪白的千纸鹤。鸟儿问：“21世纪，我还能拥有这片蓝天吗？”12月10日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的日子。1999年12月1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精英中学的环保顾问和《燕赵都市报》的记者张静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青年报编辑部，带来了石家庄精英中学的孩子们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在21世纪人类所设的诸多奖项中，诺贝尔奖以其科学性、民主性、权威性赢得了世人的公认，我们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骄傲。在骄傲之余，我们也痛感自然环境为人类的进步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至于当我们在迎接新世纪曙光的时候，不得不关注到地球母亲忧伤的面容。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是地球的女儿！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建议：诺贝尔奖增设环境保护奖，以鼓励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促使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生存环境。”这封公开信已被送到瑞典大使馆。静待回音的一位同学代表说：“保护环境不只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还应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目标。”
电池中含有铅、汞等物质。一粒纽扣电池能污染300吨水；一节1号电池烂在地里，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食用含有上述污染物质的庄稼，人将导致慢性中毒，甚至致癌……为此，朱天荣作出了收购废电池的举措。七旬老翁朱天荣自1991年8月从浙江省德清县德清百货商场退休后，开始创办荣荣钟表店，被评为“浙江省个体户文明经营示范户”。这位拥有几家钟表连锁店的个体户，现在竟投入环保事业。他向顾客承诺，购买新电池时可以用废电池以旧换新，新电池打8折。同时，各个体零售商凭营业执照，以旧换新后，电池按进货价打九折批发给零售商。废电池经汇总，由朱天荣负责送往华山天池岭垃圾处理场焚毁。消息传开后，荣荣钟表店门庭若市。
“环保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应该人人参与，从每一件有益于环保的小事做起……折断一根筷子很容易，而要折断几根筷子就不行了，所以，我要培养一批环保小天使，设立环保奖”。2001年1月14日，朱老汉跨进建设银行浙江省德清县支行城关分理处，填好存款凭据后，将一叠钞票递给工作人员：“这1万元是环保奖奖金，专款专用！”《朱天荣环保小天使奖》和《朱天荣环保卫士奖》诞生了！环保奖的内容为：朱天荣每年出资1万元，用于奖励在环保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中小学生，及农民、城镇居民等；可用个人自荐、集体推荐、联名推荐等形式将被推荐人名单与其在环保方面的相关事迹，在每年5月1～20日一同交给德清城关镇政府文卫办，并于6月5日即世界环境日前夕评出若干得主。
舒志钢——我已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中国和平出版社编辑舒志钢先生，是一个环保志愿者。这与他早年“上山下乡”知青生活有关。那时他在西双版纳大勐龙地区参加过两个垦殖点的建立。当时农场大规模扩建连队的整个过程就是对当地亚热带雨林和丛林的大砍伐。一次次“大会战”不知剃光了多少山头，结果导致雨季时勐龙河河水大泛滥，有一次还把好几个去营部看电影的女知青淹死了，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消失，遗体埋在了版纳的山头上。看着那些突闻噩耗匆匆赶到，哭得呼天抢地死去活来的亲属、家人，他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随着这些年对环保的宣传教育，舒志钢才明白了那会儿的做法就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大破坏，特后悔，也深感人不可对大自然作孽，否则必遭天谴，北方沙尘暴、长江大洪水就是证明。所以现在他不管旅游到哪，只要一见破坏生态的事儿就忍不住想管。《北京晚报》记者陈玉珍专访他时，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回想起来，砍那些雨林中几人抱的大树时真有点吓人。锯到树心红木部分时，树会流出血一样的树浆来，树干会发出岐吱嘎嘎的惨叫，那些栖居在树上的鸟儿自知巢穴覆灭之日已到，围着树梢乱飞、悲鸣。当大树轰然倒下死去时，整个森林都会随之发出一声长长的巨大哀号，那垂死绝望的声音能传出很远很远……”“可现在市场上不是还照样在热卖用热带雨林红木做的豪华家具吗？你要不要也买一套做个纪念？”他急忙连连摆手：“可别可别，屋里要是真有这么一堆玩艺儿，就跟待在从凶手手中买来的尸体边一样，一到晚上满屋里都是受害者临死时的惨叫，那哪睡得着呢？太恐怖了！”舒志钢对破坏生态的行为简直厌恶到家了。舒志钢从云南返回北京城以后，其忏悔意识和忧患意识使他成了一个坚定的环保志愿者。他要求自己，过自然简朴的生活，不用一次性筷子，不使含磷洗衣粉，纸张两面用。
2001年10月16日，《北京晚报》登载了志钢先生的《我们还能看到这块湿地吗？》，呼吁人们拯救北京顺义汉石桥水库湿地。这片湿地位于顺义县杨镇，原为汉石桥水库，后来水库干枯，变成了一片苇塘。这里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片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生鸟类的生活乐园，许多爱鸟的人都常到此地组织观鸟。据专家称，这里是北京市平原地区惟一的一处湿地自然景观。据了解，这个即将开发的建设项目“京东大芦荡休闲旅游度假村”计划在湿地北边建一个占地3000亩的大型娱乐城，东面和南面建高尔夫球练习场，西边建绿化广场。再加上东边原有的居民区，湿地将被四面包围。据称有关方面准备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只待项目报批手续完成即开工。
高尔夫球场的修建和维护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需要大量浇水、施肥，喷洒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这对宝贵的水资源是一种浪费，对当地的地下水也会造成致命的破坏。另外，湿地周围的设施会切断湿地的水源补给，人类的频繁活动、车辆噪声和尾气污染也将严重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湿地、海洋和森林被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湿地是极富于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景观，也是重要生态环境之一。湿地资源最直接产出的是水，这对极度缺水的北京尤为重要。湿地的破坏在许多情况下将是难以逆转的，即使经过治理，其恢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志钢先生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中国绿色时报》等报刊相继转载。2002年2月2日民间环保网站“绿网”在网上发动了“一块受到关注的湿地——给有关政府部门提交的《公开信》”的签名活动。一批网友还特意去杨镇看了汉石桥湿地的状况，感到此地亟须保护起来。“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很快将有关材料反映上去，希望能保住这块湿地。此事引起了一些国际团体的关注。“湿地国际”是一个保护湿地的国际性组织，总部设在荷兰。其驻北京办事处陈克林先生认为，湿地对调节北京气候和生态有着重要意义，北京现在只有密云水库、官厅水库、潮白河等有限的湿地，所以十分宝贵。几年前他就呼吁过在北京搞一个湿地公园作为生态教育基地，但是无人理睬。他从《北京晚报》上得知杨镇有这么一大块湿地很高兴。他说，目前中国只是在香港有个湿地公园，上海在崇明岛建的那个还没搞起来，其他地方的湿地都只是自然保护区，不是公园。若北京搞起来，就可能成为内地第一家湿地公园，这可比什么过时的娱乐城、高尔夫球场之类有意思多了。让舒志钢欣慰的是：湿地终于保住了！北京市林业局已将湿地辟为“北京市自然保护区”。舒志钢行为昭示我们——环保不仅是政府职责，而且是每一个合格公民都应具有的公民意识。
任佳雁到学校演讲黄河见闻，唤起北京市民关注母亲河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发源于青海高原，途经甘肃、四川、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7省2个自治区，流程5464公里，由山东省境内流人黄海。古老的“九曲黄河”现已百病缠身，黄河上游生态破坏，森林植被减少，泥沙俱下，河床严重淤积，造成了黄河中下游的“断流”和“地上悬河”。1972～1998年的26年里，黄河发生断流有21年，平均每年断流50天，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断流242公里，年均15天。1997年，黄河下游断流226天，断流长度704公里。河南新乡、开封两市的河床已分别平均高出市区20米和13米，其他地区河床也普遍高出地面3～5米……一旦发生洪水，将危及数千万黄河两岸人民和财产的安全。
值得欣慰的是，关心黄河的有关人士越来越多了。据《辽宁经济日报》1999年9月10日讯，辽宁省凤城市环保自愿者任佳雁徒步走黄河，拍摄黄河从入海口至发源地的全程图片，收集黄河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有关资料，将环保考察报告提交国家有关部门做为参考，呼吁全社会“倡导绿色文明，阻止土地荒漠化”。任佳雁愿与有关人士一起关心和保护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任佳雁在中谊国际旅行社、北京友谊宾馆、《现代教育报》社等支持下，在北京十余所大中小学巡迥演讲，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唤起北京市民关注黄河的生态现状，此举对提高北京市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
周汝尧的亲身经历——黄河纪行 走过千山万水/不为别的/只为世间爱的延续。听见风声了吗/它在传达我对你的问候/看到星星了吗/那是我祝福你的心香点点……苏北青年教师周汝尧孤身徒步黄河全过程，考察生态环境。1997年2月，从苏北家乡踏上西行之路，至1998年4月返回江苏，黄河行历一年有余。周汝尧先去青海西宁，再到黄河源头，然后沿黄河一路而下，独步黄河全过程。1999年11月，黄河出版社出版了周汝尧的《黄河纪行：一个青年环保志愿者的亲身经历》一书，周汝尧“矢志不渝地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而致力于黄河的环境保护工作”。该书把焦点对准黄河生态环境上，可以清晰地感受沿途的民情和历史文化。下面摘录片段，愿与读者，尤其是关注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人士，共享此文——
——玉树，一片善良之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吉古镇，号称江河源头第一镇。玉树是传说中格萨尔王王妃珠姆的诞生地，这儿留有大量有关格萨尔王的传说文物、遗址。街市上的饭店形形色色，有汉式的烹炒，有穆斯林的清真，更多的藏式餐饮。这儿是否有日本料理，美国的肯德基、麦当劳，我不得而知。小巴自豪地告诉我：“我们玉树是歌舞之乡，我们这儿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当地的一首民歌可以佐证：
草原上的花儿有几朵？一朵两朵千万朵，朵朵都是一首歌；
高原上的雪山有几座？一座两座千万座，座座都是好歌手；
大地上的歌儿有几首？一首两首千万首，首首都是藏家的歌。
藏民不但能歌善舞，更虔诚地信佛。在青海省西宁市我听到“遇到藏民饿不死”的说法，意即藏民普遍善良，有他吃的就有你吃的。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赢得这种美誉么？有厚实的崇佛传统，加之经济比较发达，吉古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慈善基地。许多贫困的人到吉古镇以乞讨为生，玉树人也乐于施舍。稍加留心就可注意到，这儿的乞丐较别处多，这儿的乞丐心情比别处好。玉树，一片善良之地。
——曲麻莱未来的谶语，但愿不要成为现实。过了通天河，再行10公里就到青海省曲麻莱了，地势越来越高，草原沙化也越来越严重。有的路段尽被流沙掩埋。车上的人告诉我，这里出现沙漠是近20年的事，以前没有。
20世纪初，曲麻莱以北地区人烟稀少，是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这里山清水秀，水美草肥。至1921年才有部落出现在此处。这最早的部落由7户牧民组成，他们是从四川和青海的果洛一带迁来的。1952年，曲麻莱建县。当时的县城设立在现在县城西北方向的色吾沟里。1980年，县城迁至现址。县城迁来之前，约改滩是个水草肥美之地，是藏羚羊、白唇鹿等野生动物出没之处。县城迁来之后，这儿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沙化。约改滩的东南部已有大片流沙。不仅仅约改滩，整个曲麻莱县的1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草场退化现象日益严重。如不加紧保护，整个曲麻莱县变成为一片高寒地带沙漠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那样，“曲麻莱，曲麻莱，进去出不来”这句话将成为写照曲麻莱未来的谶语。
——天是灰色，山是黄色、水是黑色——兰州病了。今天的兰州，天空依然难见蓝色。今天，兰州的黄河既黄又黑。黄河穿城而过，河水都是浑浊不堪的。在枯水季节，这里的黄河水时常变成黑色。有专家估计，到21世纪初，兰州排入黄河的污水量将达到50亿吨。到那时，加上黄河在兰州以上的纳污，兰州黄河段的污水总量将占其黄河天然总径流量的1/10。
兰州北郊山上有几大片公墓，墓碑如森林一样茂密。许多坟墓修建得十分气派。我见此情景后曾想：如在墓边上栽上点树，不是更好地告慰先人，荫及后人么？今天，兰州的山上缺少绿色。天是灰色，水是黄色、黑色；兰州，病了。
——“吃黄河水就是吃毒啊”；喊着、叫着找水——“喊叫水”。位于半干旱地区的甘肃省靖远县，因有黄河水的滋润而稻谷飘香。我走访了城西稻田里的农民。本以为看到的尽是他们丰收的喜悦，没想到，他们面对这片田地忧心忡忡。随着黄河水污染的日益严重，现在他们稻谷产量很不稳定。上一年，他们用遭受重大污染的黄河水浇灌稻田，导致大片稻秧枯死。一位常年吃黄河水的老乡对我说：“现在黄河源污染很严重。我们吃黄河水就是吃毒啊！”29日早晨，我从海原县兴仁镇出发，晚上11点多到达同心县马家河湾。下午曾途径一个名字叫“喊叫水”的地方。这个地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干旱少雨，人们喊着叫着要水，喊着叫着找水——“喊叫水”，一个让人辛酸的地名。在喊叫水，我遇到一个在地里刨土豆的庄稼汉。他告诉我，他的妹妹幸福了，因为嫁到了北面的黄河边。水，成了这儿人幸福的源泉。
——请记住恩格贝。恩格贝是内蒙达拉特旗的一个沙漠区的名字。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来自异国他乡的一些人自费到这里植树种草，治理沙漠——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啊！中外人士自愿携手治理恩格贝沙漠正是“关注全球生态”美好思想的具体体现。到恩格贝治沙的志愿者中，有白发老人，有年幼孩子。他们治理的不仅仅是沙漠，也是在铸造一座丰碑，一座“爱”的丰碑。在道德真理受挫、信仰匮乏、神圣缺如的当代，他们告诉我们：在“爱”中可以收获生命的充实。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旗城的东郊有一家造纸厂，该厂把工业污水偷偷地用深并排放法渗入地下。这种污水处理方法早就被严今禁用。然而，造纸厂依然我行我素。造纸厂周围数百米范围内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从家中水井中打出的水呈酱紫色。一些群众向上级反映，结果都是不了了之。恩格贝与这家造纸厂同时存在于达拉特旗。呜呼！天理昭昭，不辨自明。
——汾河的忧思，汾河成了“酚河”。作为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汾河是山西的第一大河。汾河面师的不仅是浑浊，更可怕的是汾河已成了一条黑水河。汾河接纳全省污水排放量1/2。这些排放进汾河的污水经过处理的不到15%，其中酚量超过国家标准400多倍，汾河成了名副其实的“酚河”。几年前，太原市环境卫生监测站对清徐县汾河两岸乡镇的井水、河水及土壤中致畸金属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饮用水中的硒、砷、锰超标率较高。砷的最大检出值为0.21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4倍，锰的含量最高值为6.26毫升/升，超过国家标准61倍。位于汾河西岸的古城营村，农业灌溉用水取自汾河，因用已遭受严重污染的汾河水浇地，1987年，该村960亩水稻在抽德期突然死亡；1988年，稻米和小麦减产30万千克，白菜变质腐烂250万千克；1989年，千亩水稻苗枯黄而死……如今，太原以下汾河里鱼虾绝迹，汾河已形成5～10公里宽的地下水污染带。山西，你何日才能重新地肥水美？
——黄河之子当有大爱之心。傍晚，我到达黄河入海口，一条黄色的浊流缓缓注入大海，把大海也染黄了。目前，渤海每年接纳直接排海污水近30亿吨，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黄河。做一个黄河之子吧！这是我在黄河入海口发出的誓言。黄河之子当关注黄河的生态环境，关注黄河两岸的心灵。黄河之子当关注地球的生态环境、关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关注地球上的每一个心灵。
董耀会徒步长城；长城护林人李荣1984年5月4日，董耀会和他的两个伙伴吴德玉、张元华一起，以山海关的老龙头为起点，以嘉峪关为终点，历时508天，全程徒步考察长城，被誉为“在万里长城留下第一行完整足迹的华夏子孙”。由于董耀会在长城考察和研究上的卓越建树，1995年他被推举为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
在河北省宣化县境内的外长城脚下，朴实的中年农民李荣，数年来倾全部心血看护着3000亩山林，并陆续栽种了近千亩的幼树，在山林和幼树茁壮成长的同时，他的生活却日益贫困，连续两年的干旱，口粮田的产出实在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他开始外出打工，打工期间，山林由老爹代为看护。在环保组织“绿色家园”的支持下，他重新返回了家乡，回到山林身边。如果李荣这样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那么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喊就显得无能为力。《人民日报》记者杜峻晓报道（见《人民日报》2002年5月13日图片新闻）：宁夏灵武市东塔乡农民周学忠，1999年响应“退耕还林”的号召，承包了长流水村1000亩荒地，有了一定的收益。2002年4月15日早上，长流水村部分患了“红眼病”的农民，将他2001年栽下的1.2万株刚露出绿叶的小树拦腰砍断，有的连根拔出。看着惨不忍睹的毁林现场，周学忠欲哭无泪。如果长流水村这样的“人祸”还继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生态环境还将继续“天灾”。
威廉林赛——来自英国的保护长城的环保志愿者1987年，威廉林赛辞去了英国的工作，来到了中国。威廉用了78天时间徒步从嘉峪关到山海关。一路上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他曾被恶狗逼咬，曾被盘查搜身、限期离境，但他终于克服万难，完成了长城之旅。后来威廉把他这次经历写成了《独步长城》一书，于1989年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出版发行。万里长城的景色迷倒了这位“洋红军”，远离人群的孤独和长途跋涉的艰辛在迷人的长城景致中融化了。
自1998年以来，威廉就组织和发起了多次旨在保护长城的环保活动。如建立长城环保站，在通往长城的山径上竖立环保公益标志牌，上面的口号是“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保持长城古朴的魅力”！
2001年4月威廉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协助中国文物保护机构，保护长城古朴的历史风貌。在他的鼓励下，许多长城环保志愿者到长城检垃圾。用于捡垃圾的帆布口袋上写着威廉提出的长城环保口号，如“人人捡垃圾，长城美如昔”，“不爱长城非好汉，长城脏了怎么办”等等。据《户外》杂志（2002年3期）载文，在国庆49周年大型国宴上，威廉受到了朱镕基同志的亲切接见，被新华社誉为“探索长城最成功的外国友人”。
澳大利亚的小伙儿——“爱管闲事儿”2001年5月，一位澳大利亚籍学生在北京市内骑自行车时，看见从一辆出租车中扔出一只塑料饮料盒。他把塑料盒捡起来，蹬车疾追出租车，终于在一个亮红灯的路口追上了。他把塑料盒塞给车内的女士：“难道北京是个垃圾场吗？”被诘问的女士目瞪口呆。是的，如果人人都能像这个洋学生那样管闲事，我们的环境将会变得好起来。澳大利亚的小伙子在北京十有八九是暂居，若干年后他回国，北京的脏乱差影响不了他的生活质量，可他非要管这与己无关的事，这种不能容忍别人对公共环境破坏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假如更多的人将环保看作自己必做的事，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
远山正瑛——来自日本的治理沙漠的环保志愿者 恩格贝，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库布齐沙漠腹地，北临黄河，南倚鄂尔多斯高原，历史上曾是一方水草丰美的乐土。由于人类掠夺性的开发，这里退化成人烟稀少的风沙之地。如今的恩格贝生态开发示范区，却呈现出一片绿色天地：果园、灌木丛、防护林带，织成了一幅北国的田园风光。十余年来，这里有一位日本老人，他的名字叫远山正瑛，日本著名的农学博士，到2002年已年届96岁。人们在这里常常看到老人的身影：头戴遮阳帽，身着工作服，脚穿高筒雨靴，肩背工具袋和一把小铁锹，手拿整枝剪。
早在学生时代远山正瑛就对开发中国沙漠有浓厚兴趣。30多年前，他从大学退休后，潜心研究沙漠的治理和开发。1980年知遇了王震将军，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沙漠治理，带领他的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奔走于甘肃、宁夏等黄河流域。
1990年远山来到恩格贝实地考察时，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了。几年后，王明海（时任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裁）毅然辞职承包恩格贝示范区，远山先生也本着“治理沙漠是世界和平之道”的精神，发誓在有生之年倾力治理开发恩格贝。从此，凝聚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生命绿色在库布齐沙漠扎下了根。在远山的倡导下，生态开发示范区建起了沙漠产业开发研究所。今天，恩格贝沙漠治理和开发已初显成效：示范区内栽植树木成方连片，沙柳、杨柴、柠条等灌木300多万丛，承包的30万亩沙地已有1/3披上了绿装。恩格贝人还在示范区兴修水库，培育优质种羊，兴办鸵鸟养殖，种植药材、果树，培育花籽、草籽。此外，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检测鉴定，他们利用沙漠中的自涌泉生产的矿泉水已获准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远山心中还有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所世界沙漠大学，让恩格贝成为世界沙漠的研究基地。
远山不止一次地讲述选择恩格贝治沙的缘由：日中两国人民有着久远的友好关系，鉴真大师东渡扶桑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战后中国百姓抚养了许多日本孤儿，应该报答这种恩情。老人还坦率表示，日本过去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对不起中国人民，在中国治沙就是要洗刷日本过去的罪孽。日本友人参与的治沙绿化已初具规模，一大片“中日合作十周年纪念林”生长在示范区的一角。据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的记录，在远山的带领下，从1991年至2001年底，共有335批、6600多名日本志愿者自费前往恩格贝，完成了3个“百万株植树工程”。一位叫小野田的日本老人说，他志愿来此的动机就是“绿色赎罪”。从1992年开始，他每年都要在这里工作半年。日本志愿者的行动，带给人们的是宽广的胸怀和人类的良知。
为表彰远山先生的贡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远山先生还荣获联合国“人类贡献奖”。恩格贝宾馆的前面，有一尊远山老人的铜像，基座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远山先生视治沙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虽九十高龄，仍孜孜以求，矢志不渝，其情可佩，其志可鉴，其功可彰。”人们将会记住这位绿色使者，这位高尚的地球村公民。
站在生态开发示范区高处远望，可以清晰地看到林区与荒漠之间有一条“沙线”，这是恩格贝人为征服库布齐沙漠创造出的一个奇迹，它同时也警示人们，人进沙退、人退沙进，荒漠化仍在威胁着人类。
现在，参与环境保护的个人越来越多。在内蒙古，殷玉珍夫妇没花国家一分钱，从1985年起治沙造林4万亩，不仅改善了生态，而且改善了生活；在温州，“绿眼睛根与芽”环保团体的中学生扛起了环保大旗；在北京，65岁的卫桂英从1984年起承包了5000亩荒山，10多年间这些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
北京十三中学生白麟和张鹏凯向市民呼吁，节约每一张纸，勿将废纸当垃圾。白麟和张鹏凯都是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环境小组的成员。他们在周又红、于立安老师的指导下，从1996年开始，对废纸回收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和实验。了解到，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节约原木0.7吨、煤0.4吨、烧碱0.3吨，节水可达300吨。他们在区科技馆的理化实验室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纸容器成本、拉力和土壤可分解性等方面都优于塑料制品，认为人们应该看到节约纸张与社会长远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呼吁：中小学生爱护书本，把使用完的课本传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或支援贫困地区的小伙伴。北京东高房小学8岁的袁日涉从1999年起发起“一张纸”活动，迄今已回收废纸7万多张，相当于保护了14棵3米高的大树。
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见证人曲格平评价说：“当前，无论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环境保护意识都在显著地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长期在基层开展环保活动的无名英雄，他们的行动对环保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敬。”
2 作家在行动
我国自古就有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天人合一”的优良传统，从屈原的《天问》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从古代的山水田园诗到现代的环保文学，无不充溢着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崇，对灾荒人祸的憎恶。悲天悯人、惜山爱水——中国作家作为人类的良知和正义的代言人，从来就是环境保护的志愿者。20世纪90年代初，冯牧、王蒙等一批作家，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以弘扬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文学研究会”，出版了《绿叶》环境文学刊物。1996年～1997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许正隆、章仲锷、高桦编写的“碧、蓝、绿文丛”，反映了人们企盼碧水、蓝天、绿地的美好心愿。
纵览绿色读物创作，走进绿色殿堂的作家大有人在，如乔迈（《中国：水危机》）、黄宗英（《没有一片绿叶》）、刘心武（《青菩溪之恋》）、叶柿（《大沟》）、赵大年（《玉蝴蝶》）、陈建功（《放生》）等。写出《只有一条长江》的岳丘非，《北京失去平衡》的作者沙青，以《淮河的警告》发出铿锵之声的陈桂核；著有《白天鹅之死》的刘大伟、黄朝睬；《沙暴》的张抗抗；《老海失踪》的胡发云；还有作家或评论家如刘贵贤、冯骥才、李国文、李炳银、缪俊杰、中杰英、王愈奇、晓白、张炜、星竹、金辉……等等，几乎当代所有著名作家都曾对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过描述，对自然进行过人文的理解和思考。
唐锡阳——奋斗不息的环保作家 历经坎坷和磨难的环保作家唐锡阳，奋斗不息地呼唤绿色。1957年唐锡阳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其妻子受株连被打死。1980年平反后，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相继出版了《自然保护区探胜》，并在香港出版了《从世界屋脊到三江平原》大型画册。1982年唐锡阳在西双版纳考察亚洲象的时候，结识了美籍文教专家马霞，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合了，并开始了为自然保护事业而奋斗的共同生活。在马霞的帮助下，唐锡阳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英文专著《Living Treasures》，因此获得一些国际环保组织和朋友的帮助。夫妇俩先后考察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经过不平常的绿色旅程之后，他们潜心写作3年，共同出版了《环球绿色行》。
唐锡阳说，《环球绿色行》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从1980年创办《大自然》杂志到1997年去西藏，整整走了18年。这部书有理性，有博识，有激情；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的《寂静的春天》。许多读者读到书中《马霞和我们同行》的时候，感动得流泪，这是一部用心、用情感、用生命写的书。书中不仅充满着绿色的认知和情结，还蕴藏着许多人生哲理和人生感悟。《环球绿色行》成为绿色觉醒、催化环保行动的力量。北京建国饭店青年职员常仲明受此书启发，用自己的积蓄在北京昌平区租借了一片荒地，创办了一个个人的自然保护区；桂林工学院青年教师张佩华从书中受到启发，开展了中外青年共同考察西北的野外活动。
徐刚——人类良知的呼喊 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统计，我国每年荒漠化土地正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毁灭性地扩展，全国沙漠与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53.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5.9%，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徐刚先生到生态环境最薄弱的地方去了，到生活在荒漠中的人群中去了。河西走廊古浪县八步沙，徐刚去过3次。那里的6位治沙农民和一条老黄狗是徐刚永世难忘的朋友。这6位农民住在沙漠中一座干打垒的院落里。徐刚和农民一样盘腿坐在炕边，喝一个碗里的水，吸一个烟袋里的烟，作家和农民的心没了距离。事隔3年，徐刚第二次到八步沙看望他们，小黄狗长成了大黄狗。农民说，试试它还认识你不？大黄狗竟亲热地摇着尾巴偎在徐刚腿边。走进屋里，光秃秃的泥墙上多了一件饰物——徐刚刊登在报纸上为他们写的文章贴在了干打垒墙面的正中央。
徐刚说，我和这些农民兄弟走到一起，种树我不懂，治沙我干不动，我只能用我的心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是在一种什么心态下从事这件漫长的、很难在短时期得到回报的劳动。我只能用文字向世人传达他们所从事的功德无量的事业。农民兄弟告诉徐刚，他们的祖先称这里为八步沙。因为100年前这里只有8个沙丘，万亩良田，而百年之后的八步沙是3万多亩的荒滩。如果他们再不治沙、种树，这里的父老乡亲就会背并离乡。6位农民卖掉自家的猪、羊，用微薄的收入投入了巨大的治沙绿化工程。2000年秋，徐刚第三次去看望他们，32000亩荒沙一片葱绿，6位农民成了知名的治沙模范。10年里6位农民中老人去世，儿子顶了上来，始终保持着6个人的队伍和一条老黄狗。
徐刚先生作为著名诗人，从事环境文学创作已经十多年了。为中国尚显虚弱的绿色文学，写出了一系列富含哲思、行文壮美之作。先后撰有《伐木者，醒来》、《中国：另一种危机》、《倾听大地》、《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沉沦的国土》、《江河并非万古流》、《中国风沙线》等等。字里行间忧患深重，影响了众多的读者。十几年来，徐刚先生以非凡的个人勇气和难以想象的吃苦耐劳精神，踏访沙漠、叩问河川，以独特的观察力和渊博的人文地理知识，洞察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危害与人类的危机。他对华夏大地沉重的爱渗透于文字之间，其文学价值和富含的自然哲学绿色理念，以及具有博大胸怀的地球人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多年来，徐刚一直在思考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及人在在自然中的位置。所谓生命的广大与美丽，是人不可能作为单一的物种而生存，成为人类王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人必须与万物万类共同生存，万类万物兴旺，人类也就兴旺。如果人类将万类万物赶尽杀绝，最后灭亡的是人类自己。1999年出版《地球传》（徐刚著1999）“以优美的文字言说地球的历史，地球无与伦比的美丽和神秘，地球与人、与其他万事万物的联系，真实记录了地球今日的现状和困境”。帮助人们恢复对地球的记忆，重建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史观，让大家得到一个比较接近地球面貌的认识。一些团体和组织以人类幸福的名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的疯狂的开采、掠夺，使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不抬头望星星也不低头看土地，没了在自然面前的谦卑之心，没了信仰与感恩之念，甚至文明越发展就越失去人类文明、物质越多人越堕落，科学不是万能，人类无法超越自然的极限。徐刚呼喊，我们不要将大地母亲置于死地。离开大地，人将一无所有，危险临近了，人们啊，你们要悔改！《地球传》让我们听到了清醒的声音，来自地球母亲的呻吟。《地球传》表现出一种人类胸襟，文化、文明的大视野。这种胸襟、视野同样是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前提。
郭雪波的环境小说——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 郭雪波的小说集有《沙狼》、《沙狐》、《大漠魂）等，其中短篇小说《沙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优秀小说选》，中篇小说《大漠魂》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小说集《沙狼》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并在法、日等国出版。
雪波先生长于蒙古大漠的蒙汉综合性地域，醉心于蒙族原始宗教。他从心灵深处注入了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1975年刊发的处女作《高高的乌兰哈达》写的就是草原沙化问题（那时还没有环境文学的提法）。心灵升腾的崇拜自然，使他逐渐成长和成熟为一种可贵的人生态度，从而燃烧起无法遏止的创作激情。《大漠狼孩》等长中短篇优秀小说，都是在自然崇拜意识这一起点的延长与深化。《大漠狼孩》这一人兽对换、回归无路的神妙传奇故事，并不在于揭示狼就是狼、狼性难改，作者是将“狼”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挖掘的，是在人与狼的关系中展示双方的交叉与撞击。父亲千里迢迢寻找与拯救狼孩小龙，展示了光辉而又博大的人性。
著名学者张韧先生说：雪波小说是独特的，在物欲横流、喧哗噪动之中，它拓展了一块另有意味的世界。那里不是将被现代文明吞噬与淹没的地方，与之相反，越是现代文明，人类越需要自然归属感，越是离不开生态家园与精神家园，越是需要雪波和他的小说。
黎先耀——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黎先耀先生曾任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创办并主编《大自然》杂志，创作并选编了许多科普环保文集。黎先耀现为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理事，近年先后编著了《莼鲈鱼思》、《天之骄子》、《绿橄揽文丛》、《科学随笔经典》、《环境素质教育丛书》等十余种环境保护科普读物。许多中小学生读了他的书，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道理。
黎先生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爱护、珍惜这颗孕育了人类的行星。我希望通过我写的书，让青少年们热爱大自然，知道人在自然界中是什么位置。“可喜的是，人们在电视里看到：四川山区的农民在野外发现一头饥病交加的大熊猫时全力抢救、精心养护，当熊猫恢复健康后，又把它抬放到自然保护区的密林中去了……我们热爱大自然，大自然也将以爱回报我们。我们糟蹋大自然，大自然的报复亦将是无情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黎先耀文）。
鲁枢元——寻求新的拯救之途20世纪70年代，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在他的《生态学概论》（1987）中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精神污染”。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作家兽枢元在《猞猁言说》（2001）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师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困窘，寻求新的拯救之途（鲁枢元：海南大学生态研究所所长，著有《生态文艺学》、《精神守望》等书）。
王力雄——追求自由，善待人生 王力雄先生是《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十上西藏，五进新疆，一些奇闻怪事在他的书中多有记载。他在《自由人心路》（1999）中曾记载新疆若羌县子母河催孕有奇效的趣闻——
子母河水催孕的名声在外，甘肃、青海、西藏的司机开车到此，用大桶小桶灌子母河水带回去。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6团垦区的老洪介绍，子母河确能促进怀孕，仅36团有47对不孕夫妇喝了子母河的水而生育。36团劳改支队韩队长，早年在河北当兵，结婚数年夫人不孕，不得已收养了一个孩子，没想到转业来到36团，喝上了子母河水，竟一连串生了4个，把收养的孩子还给了原父母。据考证，子母河由阿尔金山的冰雪融化而成，经阿尔金山矿层反复渗透，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可以增强生殖系统的能力。
读千本书，行百万里路的王力雄先生，对环境保护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工业文明以来的生活方式主要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上：一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衡量社会进步之标准的物质主义，由此导致在有限资源中无限增长的悖论；二是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意义的消费主义，是道德解体、人欲贪婪、争夺与冲突不断升级之社会困境的根源；三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科学主义，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奴役和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正是这几种因素互动循环，不断膨胀，才造成当今包括生态与环境问题在内的人类困境。
追根究底，环境污染、人性异化、生产过剩、失业和犯罪等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都能找到通向利润与效率的根源。在这种社会中，谁要是只根据文化或心灵的觉醒而身体力行，把“深绿”当做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他就将在社会中找不到立足之地，不但谈不上改变社会制度，连自身生存也无法保证。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许多人无可奈何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