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毛泽东都赞叹过的，“东临碣石有遗篇”，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丢人现眼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民国大学者章太炎，也是一个最铁杆的拥曹派，曾作《魏武帝颂》，赞扬备至。“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师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加以恭俭，申以廉谨。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警。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故民繁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所以承炎汉之，握中原之魁柄。夫唯其锋之锐，故不狐媚以弭戎警。其气之刚，不宠贿以耍大政……”这样一篇朗朗上口的四六文章，对曹操的总体评价，应该说是相当公允的。
对曹操的评价，因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异，低者，视为奸雄，中者，视为枭雄，高者，视为英雄。
《薤露》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这是曹操《薤露》诗的后八句，写的是董卓胁帝西迁长安，焚毁洛阳的情景。
人们习惯把汉代分为西汉、东汉，就因为其首都地理位置所定。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时起，到三国时，已有二百多年的经营历史。华宫宏殿，芳园秀苑，繁街闹市，良驷华轩，其规模并不亚于长安的。在晋人张衡的《两京赋》中，对洛阳当年富丽堂皇的盛况，很是赞美不绝的。可东汉末年董卓的这一把火，蔚然王气的洛阳，一国之首善之区，曾经有过数十万口人的大都市，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
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野蛮灭绝文明的大倒退，董卓迁都长安而焚洛阳，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这把火比起秦末那位输急了的项羽，在阿房宫放的一把火，烧了三个月也不灭的气势，可能差一点点。但其残暴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董卓杀富户，徙贫民，富者获死于非罪，贫者瘐毙于徙途，即或幸免者，也难逃蹂躏践踏的虎狼之军。于是，河洛一片焦土，赤县千里，夷为平地，数劫不覆。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一旦牧民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农民手里耕种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绝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便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之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甚至交战。善控制得住恶，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善若约束不住恶，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愈演愈烈。而社会不能抑制不住恶病毒的蔓延，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而集团性的恶又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中国文明史的每一次倒退，都是这些破坏力大，报复心强，作恶绝不手软的勇敢者所制造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