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当代文学在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当从文革前说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便被称为时代的巨著。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有不错的反响。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曾得到茅盾的好评。李若冰的散文，更让许多年轻人读的热血沸腾……虽然这些作品，用现在的评价标准来看，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家的激情和创作艺术水准，仍然不可轻视。
解放后到文革前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姑且不论，本文主要谈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即新时期陕西文学的发展形态。
一、现实主义恢复期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剔除虚假的“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人们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回到现实主义传统道路上来，在审美化的过程中保持着相对开放的发展态势。面对当代生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觉，开始深刻反思社会，大胆抒写真实的现实生活。
在陕西文学中，路遥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他一直认为文学应该有其社会人生意义，应该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本着对祖国故土、人民及生活的挚爱，作家感世忧时，对人和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逢的苦难给以深入体察与观照，从而借助人物的情感反应与道德判断导引读者求真、向善、趋美，进而使文学担当起拯救乾坤、改良人生的重任。他的小说《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平凡的世界》，其笔触聚焦于对人生的观照，书写人物的命运，并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人的命运反映特定时代的整个社会的运动规律，突出表现了人在现实环境中的迷茫、追求和不屈。作品沉郁雄浑的气势，绚丽凝重的色彩，厚实饱满的底蕴，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艰难的生活磨砺，深度的情感体验，无论是故事发展的生活矛盾冲突，或是人物性格特征精心刻画，都充分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钟情与执着。
文学必须反映现实生活，捕捉生活细节，凸显矛盾冲突，映射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这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主要标志。整体上看，路遥的创作属于现代中国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这一流脉。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宏大叙事实现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段走向的全方位把握，高扬时代心理，将主人公的生活变迁、思想变化、理想追求放在社会大背景中，始终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在宽阔的历史视域中审阅时代、社会与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悲天悯人，以冷静的笔触客观挖掘出特定时代“文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塑造出动人的英雄形象。《人生》所反映的是广阔西部农村的一角——高家村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平凡的世界》则是以全景的视角展示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马健强的苦难日子，高加林的跌宕奋斗人生，还有孙少平处生活底层却对劳动充满热爱，在城市中漫漫寻求着人生的坐标，他们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恰切地映衬出整个时代与社会的风云变化和历史轨迹。这正如评论家蔡翔所言“路遥同志的态度是极其严肃的，他赋予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以极其广博的内容和极其复杂的思想容量。作品的结局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给人一种痛惜感。但却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一场个人命运的悲剧结果却推演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主题。”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都并非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民族精神文化烙印的人。
路遥作品的深刻性突出体现为作家艺术理念与审美思维的历史意识方面，坚持书写当代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苦与爱，是作家对生活矛盾却又和谐的内在冲突的艺术概括，作家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奔涌不息的生活潮流中，以一以贯之的真诚诗意和热情充满关怀地审视人生的三大主题：理想、成长、爱情。最为鲜明的是，他从社会底层汲取具有社会人生普遍意义的性格力量，凝聚成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格思想。忠于理想、执著现实的人生态度，使作家把对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蓬勃活力的理解，升华为艺术的人格理想。他赞美勇者的人生，呼唤在平凡的世界中实践人生的强者性格。他所倾心的人物，不仅具有博大的道德情感，也具有顽强的意志力。作品的人物多是识大体、重大义、顾念国家、民族和家庭的人，他们责任心强，又富于牺牲精神，显现出顽强的精神风貌。作家关注人自身命运，尊重每一个体的价值，更为宽容地理解现实关系中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存在价值。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很少有绝对的好坏、善恶之分，同一个人身上都寄予了多维的审美情怀和价值倾向。作品中只有人性的善恶冲突，而没有纯粹的正面或反面人物。高加林追求理想，却无力回避生活的残酷，曾经叱咤风云的田福堂在历史维度日渐显露出无奈的失落和尴尬，即使热衷追波弄潮的孙玉亭也会眷顾着亲情的温馨，成为生活和人性真实的写真。在叙写历史事件时，作家并非索隐钩沉，而力求以当代意识审视、评断历史，寄予着作家阐释现实甚至预断所处时代兴衰存亡的愿望。
在众多作品中，《平凡的世界》集中展现了作家的艺术造诣。这部作品在表现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方面，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达到了一种全景式的包容。其现实主义意义突出体现在它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写出了中国农民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精神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博大深沉的精神世界的本质，是作家对于生命的执着和对于劳动的热爱，书中质朴的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以及他们对于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快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这些纷繁交织在一起的背景的抉择，不仅真实再现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更是通过对善的颂扬和美的呈现去点燃读者对生活的希望。哲学家马尔库塞说道，“艺术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变更那些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献。”文学总是以审美的方式经由特殊途径设法履行其参预社会生活，促进时代发展的历史使命现实主义文学尤其突出文学“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效能。
这个时期，还有莫伸的短篇小说《人民的歌手》《窗口》，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邹志安的一系列作品，在描写现实生活的深度上，在对历史现象的思考上，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地域特色彰显期
经历了新时期现实主义的沸腾之后，很多作家意识到作品的艺术价值之必要，已不满足于描述眼前的生活图景，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把眼光和笔触伸展到更为宽阔的历史领域，开始了“寻根”的跋涉，创作出了一批带有明显的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地域乡情风貌的作品。像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高建群的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陕南题材散文和刘成章的陕北题材散文等，都注意开掘历史景象和人文地理特色，作品显得更为厚重大气。
总体来看，八十年代作家的价值倾向大都具有整一性，基本关注的是现实和事件的发展动态进而探索生活本质，而进入新时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作家们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都已发生了微妙变化，这集中表现在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切入社会的视角等审美意识方面，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都出现了明显分化，有倾向于理想主义的，有热衷于激进主义的，有文化保守主义，有女权主义，所有的思潮和流派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奉行着对传统哲学和传统伦理的回归之旨，在文学的价值领域开启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批判性——审视的新路径。这一时期作品中的“乡村”，业已超越了启蒙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的范畴，而进入了文化的、精神的、集体无意识的领域，文化作为一种更加自觉的力量和价值浸染着这一领域——这不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故土风俗，而且是文化潜移默化的深度展现，这种地域文化对具体环境中人的性格、心理、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极为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经深深浸入主体的方方面面，促使着他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以及审美情怀的形成和积淀。首先是作品对象的地域文化化，如环境、语言、人物性格；其次创作主体的地域特色化，作家受生活和生长环境的耳濡目染，他的思想意识、思维习惯，情感思绪都会以各种方式进入作品，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风格；最后还有读者的地域性因素。接受者因地域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殊的审美需求，审美期待，也是作品价值内蕴的不可或缺的注脚。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他们像作家一样，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濡染和潜移默化下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的，这种性格同样具有地域性。这种鲜明的地域文化体现的不仅仅是对农民物质生存的反映，更书写了对他们灵魂状态，文化人格的殷殷关心和深切忧虑。
现以《白鹿原》观之，作品以渭北高原悲怆激烈的社会变迁为广阔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家族式结构复杂性和顽固性的真实而深刻的描绘，叙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血雨腥风的客观发展，探寻着民族秘史的深刻必然，并揭示出一个民族面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时的心灵的痛苦，表现出作家对历史与文化的凝重思考——激烈动荡的年代里，传统文化屡遭挫折，不断退缩。通过对历史的这种文化视角的解读，我们发现，作品不仅复活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也记载着生命的苦难与悲怆。这部小说从家史、村史、家族史的角度多层面展开，以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在展示白鹿镇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的过程中，复式地涵盖了家族兴衰、民族追求、历史动荡以及人类生存等诸多意义，进一步剖析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及其文化心理根源，深刻挖掘出支撑起这个大民族的精神力量。原生态的历史本身就是极为丰富复杂，携以作者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艺术笔法，其蕴含的历史感、文化内涵及哲理意味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和深化，无愧于作者卷首所题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白鹿原》地域色彩的一个主要来源便是对悠久浑厚的秦地民风民俗民情的呈现。贯穿在作品中的矛盾异常复杂，有白鹿家族内部的宗族权势较量、宗法人伦文化内在的天理人欲冲撞、农民以传统文化为武器对天灾人祸的软弱抗争、还有人们熟悉的国共两党之争、国共两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正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大舞台，关中独有的自然景观、农耕景象、房屋住宅以及各类人文景观，通过一幕幕颇似风俗画、风景画、生活画的特写镜头，汇集成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渲染出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典型环境，绘就着一幅色调繁复而特异的民族历史画卷。在作品中，通过一个一个的礼俗，诸如耕织、家政、祭祖、婚礼、拜祖宗、拜亲人、满月、认干爹、伐神取水、治丧、迁坟等外化了的宗族神圣传统和秩序，我们看到了关中持久的农业文化、儒文化、神秘文化的积淀，在渗入民族灵魂的深处，构成民族灵魂的全部复杂性的同时也浸染上独特深刻的地域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关中农村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群体，真实地再现出关中地区的宗法社会状况，这一切给全书涂上一抹抹富有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的斑斓色彩。朱寨说：“作品的乡土气息格外浓郁。对于乡土气息的描写不是外在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所以格外沁人心脾。”关中风土淳厚，民质直而尚义。“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渺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的尤其分明。”“在这里，无论是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
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和作品基调的谱写，也是奠基于关中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白鹿原》是苍凉的——凝固硕大的文化实体，爱情匮乏的畸形性文化，神秘浓重的宗族传统氛围——这种苍凉来源于作家对民族文化所持有的希望与历史事实“不可能”之间的内在矛盾。作家未囿于狭窄的阶级斗争视角，而是勇敢站到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还原出被纯净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本相。作家写《白鹿原》的主导文化取向还是发掘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精华，即闪耀在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厚德载物、以德报怨、自强不息、身体力行、坚忍不拔的儒家道德人格的力量。然而即使如此，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例外经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几乎没有谁从始至终能够保持心灵世界的统一。结尾朱先生的死和白嘉轩的瞎眼，正隐喻了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解体和崩溃。而且，作品除了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冲突之外，作为贯穿主线的，乃是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塑造的黑娃、田小娥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丰腴而深刻，突破了以往单纯的以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视角去塑造人物的樊篱，摆脱了以“完全人性”自身逻辑发展的轨迹塑造人物的窠臼，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文化的宏阔背景之中和人性的基点之上，从民族的、宗法的、人性的多维角度审视历史关注生活观照生命，透过种种的遮蔽深刻揭示出人的生存状态，人物成为了虽有“缺点”却是“完美”的真实。
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展现了三个家族两代人的人生传奇，通过对众多隐语符号的设置，把人物置身于丰富而灿烂的陕北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现。开头叙写了吴儿堡，这里一个匈奴可资骄傲的征服传说，即所谓“最后一个匈奴”的来历。以杨作新为代表的一代陕北农民，从个人的家仇上升到民族利益，最后追求人与人的平等、自由，并为了寻求人类新的生存秩序而奋勇向前流汗洒血，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和时代的英雄。神奇的永宁山、乾坤湾、神秘的会峰寨、雄浑的洛河大峡谷，雄伟神奇，震撼人心。书中不断穿插关于陕北的地貌、人种、地域性格以及剪纸、唢呐、腰鼓、信天游等民俗的议论，强化了文化色调，展现了陕北历史演进及中国红色革命的陕北前奏的壮阔景象，折射着大陕北原生态自然风貌和人类生活状态及人性智慧，表现了大陕北文化气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风骨。立足于现实生活，侧重于从伦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来阐述哲理，因此也就具有了比较浓郁的时代气息。在作家眼里，陕北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方圣地，也不仅仅是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交融地带与对峙的前沿，更是一段历史文化的记载和见证。作品里，最常见的是高亢激昂、带有原始野性的陕北信天游民歌和带有哲理性的民谣。这类直抒胸臆的信天游民歌，把古老土地上老百姓的苍凉、古朴、热情、泼辣的民风民情活灵活现的刻画了出来。作者始终把陕北高原作为一块特殊的地域和文化景观加以观照，小说的诗质精神中弥漫着深刻的悲壮氛围。这种悲壮，是对高原的灵性、力量、风骨的诗意礼赞，浸染着昔日辉煌的高原文化和生命活力。而这种文化，一方面是在久远的时空环境中沉积下来的风俗、神话、传说、歌谣，以及历史遗迹、物件、手工艺作品等等；另外一方面是浸注在陕北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品格。这一切的集合，构成了陕北文化丰富而灿烂的意象，形成了作家鲜明的文体风格。
贾平凹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将地方志、民间文学、史诗笔墨融为一体，清新古朴，别有滋味，既展示了陕南乡城的历史空间和风俗画卷，在文体锻造上也升起了一个娴熟饱满的高标。
刘成章的散文中浸染着黄土高原地域特有的诗意浪漫情怀，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对高原生命的深情的吟咏，绵绵的眷恋，谱写着一曲曲乡土的赞歌。
陕西作家大多出身于农家，他们深谙乡土特性和地域环境的底蕴，于是就能酿出如老酒般醉人的作品。
三、文化传统宏扬期
文化是时代的标识和印记。进入新世纪，人们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深远的影响，社会生活上升到高层次，最终还是文化形态的作用。贾平凹的《秦腔》，马玉琛的《金石记》等，都从文化的视角切入生活，透析人生，表现一种复杂的理想情绪。
《秦腔》这部小说以凝重的笔触对当下农村做了全景式的展示，表现了作家对当下农村现实的深切关注和焦虑。作品特别讲述了农民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失落与无助、期待与努力，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离土”引发了土地信仰的动摇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异，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乡村消失过程中的恋土情结、生命情感的郁结问题。贾平凹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村的多角度透视，想要表达的都是农村的现实和转型期农村巨变的时代情绪，表达对当今社会环境下农村各种新情况的思考和关注。
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主要是从文学艺术精神角度入手的。在对农村社会历史的透视中，寄予了文化的深层观照。小说几乎涉及乡土文化的各个层面，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但最终旨归都流向了传统文化的“变异”。“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稠地缓缓流动着，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俗风情和语言感觉，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和无力感。贯穿全书的意象有两个：“土地”与“秦腔”，它们由盛而衰，原生态写法，以实写虚，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衰落和消解。当乡土文化生态的文化链一旦断裂，乡土群体的精神世界亦随之被改写和异化，由此引发了诸如道德沦丧、欲望膨胀、疯癫痴迷等各种精神病象，流露了作者对以“秦腔”这一古老艺术形态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逝去的咏叹和悼念。过去，秦腔是生活在秦地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永远的恋歌，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他们文化精神的主脉，已然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而如今，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现实生存境遇、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众多刺激和诱惑的不断出现滋生出多种不同的欲望和追求，与当地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秦腔宿命般地走向衰败，传统文化也在扮演着悲剧，而且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和深刻内涵。而秦腔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意向消失，是一种纠结了太多的矛盾的尴尬。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传统精神的作家，其创作心理中深深地潜藏着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情感认同，他既对秦腔倾注深深的热爱，又对它的式微惋叹唏嘘沉痛不已——一首记忆深处的悲戚挽歌——对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都市对乡村的冲击、现代对传统的侵蚀，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和价值冲突，在作家的深深忧虑和最后虔诚的祭奠中，深化为文化的尴尬和心灵的困境。
作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荷审视着中国人当下的生活，这种敏锐的感悟推动着作品的精神价值的不断攫取。《秦腔》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真实地记录社会变迁中已被商品意识形态控制了思维的乡土群体，而且还在于书写了乡土文化生态被摧毁之后，那些乡土文化的坚定追随者的精神“病象”。这类人物中以引生最为突出。关于这个人物，通常被看作是畸变心灵的卑琐形象，他对白雪经常想入非非，“病态”性地爱恋着，直至迷狂的自我残害。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引生和其他人物作一比较，便会发现他身上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他是一个失去亲情和关爱的孤儿，更因为他对白雪的爱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是一种善良的非功利的美和真，设身处地的为白雪考虑，他的“占有”不是据为己有的私欲，而纯粹是把“爱”白雪看作是一种生活的寄托方式，一种对乡土文化的持守之道。在引生的世界里，“乡土”是等价值的白雪，他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和尊崇，恰是通过对以白雪为代表的秦腔传统艺术而展开的。面对白雪的焦灼不安和困惑痛苦，也就是面对世道人心沦落和文明衰微的忧患和痛心，这种深广的忧患已经超越了具体民生疾苦的层面，是对一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的还原和呼唤，是对人欲商潮的世俗清醒抵抗和有力批判。生命在最本真的生存中被打开，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性的关系，以一种紧张的甚至“非理性”的形态呈现出来，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积极寻找位置和转机，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直面生活，直指心灵。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几乎是发微掘隐般的形成着表达中国经验的独有的、本土化的、丰茂的民族叙述美学。
马玉琛说：“文物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文物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造型，而是一颗颗跃动的灵魂。文物精美的表层之下储蓄着与之相应的历史精神。”《金石记》这部小说以其流淌而唯美的笔致高扬着长安城及其长安人的人文精神大旗，积极、睿智、意蕴隽永，沉潜着浓厚的文学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感、文化感。作家独辟蹊径，通过在文中创设一个虚拟化的情境氛围，传达着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的审美主旨，从而小说具有了虚实相间、现实与象征交相辉映的美学品格。悲剧结局的必然性则是现代工业文明侵蚀下人性异化的最终结果，是历史前进中现当代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必然的断裂与割舍。随着这种断裂与割舍愈加严重，中国文人伤痛不已，而这种深刻的伤痛令每位中国人揪心难耐，悲怆万分！小说不仅仅让人感到了一种由内至外的悲凉和悲哀，更让人切肤触摸到了历史的苍茫与沧桑，这种苍茫与沧桑之感，小过历朝历代的典型文物及其相关历史公案突出体现出来的，所有这些“古董”寄予着对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城市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的深刻反思。
另外，从红柯的新疆草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系列小说，叶广芩的老北京传统风味生活小说，冯积岐的西府生活气象，李春平的现代官场生态，唐卡的都市情感倾诉，朱鸿的历史沉思散文等，都能看出陕西作家在寻找各自的文化坐标，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
四、希望和预期
陕西文学虽然收获颇丰，但距世界文坛尚有差距，这是作家生活、视野、思想方面存在的局限，过去学习西方文学，只偏重于他们的艺术技巧，而在思想层面与主体视角上则考虑甚少。只有精神境界广博了深遂了，作品才能新颖动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陕西文学的局限性和有待突破的疆界。
当然，这须从作家主体的文化心态、审美观念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表现为，其一，创作过于强调生活的客观化和现实性，强烈的载道意识，形成了片面看重时代性和历史性创作倾向，因此，需要从意识层面重新认识生活和文学；其二，缺乏完全独立的人格精神和高度自觉的批判意识。如果在秉承文学的社会责任之余，自觉还文学以发展的自由和本真，努力实现文学的诗意存在，方可以达到对人性最真实的观照；其三，创作思维模式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家常常习惯于描绘那些承载着主流价值的“英雄”人物，而往往忽视了对一些弱势群体、小人物生存环境的刻画和研究。只有具备人类情怀、人性境界，以大慈悲的心态来看待社会，面对生活，关注人性，这样才能写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其四，写作技巧有待提高，在创作过程中，超越恒定静止的研究对象达到常写常新，创作出“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最后，文学理论知识的更新较慢，在引领文学思潮方面的力量稍显薄弱，反映亦稍显滞后，因循传统创作理论而缺少自主的与时俱进的审美意识，故而在重视创作主题多元化和表现手法多样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理论成果，就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
文学是一种自觉自为的行为，“文学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的追问。”陕西这方古老的沃土在无私滋养生于此、长于此的作家们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比较容易形成固守陈旧的创作精神、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创作习惯，滑入固步自封的泥淖。一位优秀的文艺创作者须以现代意识看待文学问题，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切实关注现时生命的存在状态，在现代的时间进程中，勇敢地打破种种“笼子”的束缚，彰显自由意志，探索人性之本，理解人性、改善并提升人性，朝向世界文坛迈进，促使陕西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繁荣兴旺。
2010年7月于吉祥村
（此文系与毋燕女士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