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31日，是个星期天，连阴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洪水迅速上涨，接近汉江大桥。但是，城里的居民似乎并不太惊慌，盖因涨水次数太多，早已习以为常。最近400年来，安康发大水灾179次，多数只是淹了堤外的河街，进不了城墙。
下午5点多，我去西关妹妹家里，督促她和母亲立即转移到山边新城的高处去，老人和妇女毕竟体力有限。看到她们动身之后，我又返回城中鼓楼街。妻子还在家中，我不能扔下她不管。此时，街道上的水开始升起来，先淹了膝盖，后来又淹到大腿，听人乱糟糟地嚷：洪流已经与汉江大桥平了，老城墙出现缺口，水漫了进来。我急速前行，可是水有阻力，街上又人车乱窜，无法飞越。好不容易走到鼓楼街文化馆的大门前，水已经淹到小肚子。气喘吁吁爬上三楼，妻子正在房里着急。
我正大口喘气，连说危险，忽听城东几声巨响，电灯熄灭，城堤决口，巨浪铺天盖地卷了过来，将行驶的大汽车掀翻在地，将街上奔跑的行人顿时冲得没影儿，将房屋、电杆、大树所有的凸起之物排山倒海般地齐齐摧毁……我庆幸自己早到几分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谁料惊魂未定，洪水已上了二楼，整条街上的几百名群众全挤到这幢楼上来，感到楼房都摇晃起来。很快，水舌又舔上三楼，逼近人群。文化馆的大楼是全街最高的建筑，但也只有三层。往楼顶去只有一个小小的四方通道口，人们你推我拉，纷纷爬上楼顶。站在顶上一看，全城已是一片汪洋，仅留下几个高高的楼顶像孤岛被围困在那儿。黄黄的水面上杂物漂浮，人狗挣扎。周围救命的呼喊声阵阵传来，让人心中难受又无计可施，在大自然的暴力面前，人是多么脆弱渺小，微不足道啊！
天黑实了，暴风雨更加骤烈，洪水还在上涨，周围的呼救声渐渐消失，那些攀在树尖上，浮在木板上，搏斗在洪峰中拼命求生的人们，最后只好无望地被洪流吞噬掉。
半夜时分，洪水已涨到三层楼上，再有一米多就会淹到楼顶。楼顶上的几百号人浑身颤抖，是雨淋，是寒冷，是饥渴，是伤痛，也是恐惧。一个老太婆呼唤老天保佑，可是老天在哪儿？看不见。
我已做好与洪水最后一拼的准备，波涛将一个木盆推过来浮在楼边，我想，水如果淹上来，就让妻子坐在木盆中，然后听天由命了。
但是，水位停止了，并在凌晨5时多开始下降。人们恢复了希望，楼顶上安静下来。大家沉默无语，一个个满身泥污，犹如浮雕。
东方出现鱼肚白，天慢慢亮了。空中有飞机轰响，投下许多救生圈和食品，解放军舟桥部队的战士也驾着冲锋舟，冲进了汪洋之中来救人。我们楼顶上的老人、小孩、妇女，先后被橡皮筏接走。中午，我也出了水域，接到通知，到设立在新城安康师范内的抗洪救灾指挥部上班。
老城内积水慢慢退尽，可是臭气熏天。街上残墙断树，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我们文化馆的老音乐干部马少谋，此夜消失，再无踪影。大院的文安楼后，有两个死者还抱着墙柱。离鼓楼街不远的西正街也损失惨重，仅仅知道姓名的街坊，死掉的就有七十多个。
城中房屋倒塌一半，数万人无家可归。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到灾区，在汉江桥上停车，徒步走向江边的丁字坝，察看被洪水侵袭后的大桥桥体。丁字坝裂开一道道缝隙，石体上残留的淤泥又湿又滑，随行人员怕有危险，拽着万里不让前行。万里甩开胳膊，说：“不就是个副总理嘛，掉下去也就是这百十斤。”说着硬是走上了坝，仔细检查了汉江大桥的侧面情况。进入灾民区后，卫生人员递来口罩，万里摆手说：“不用。群众都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还怕染上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