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三八三引《鬻子》：“鬻子年九十，见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则老矣。使臣策国事，则臣年尚少。’因立为师。”类似的故事，又见《韩诗外传》卷一〇：
楚丘先生披蓑带索，往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遗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恶将使我老？恶将使我老？意者将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车赴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则死矣，何暇老哉？将使我深计远谋乎？役精神而决嫌疑乎？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吾乃始壮耳，何老之有！”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
所谓“春秋高”，对于“策国事”“深计远谋”来说，似乎反而是一种优越条件。所谓“老成”“老练”“老谋”，成为这种政治优势的赞辞。
《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在典刑。”老成，指练达世事，有政治声望。欧阳修《论杜韩范富》：“仲淹老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老练，指熟识政治局势，富有政治经验。《国语·晋语一》：“既无老谋，而又无壮事，何以事君？”老谋，指深远周密的政治谋略。
姜太公吕尚，是老年从政而取得非凡成功的典范。他与周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后来武王“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主要是吕尚谋略的胜利。据说吕尚遇文王之前，年已七十，辅周克商时，已是九旬老人。先秦多老年政治家。《尚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吕刑》作于周穆王时。据《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享国百年”，将即位前的50年也计算在内。《周本纪》还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厉王在位34年，宣王在位46年，平王在位51年，敬王在位42年。实际上周敬王在位共44年。周显王在位也长达48年。周赧王竟长达59年，作为王朝的最高首脑，其在位年数仅次于康熙（61）和乾隆（60）。
春秋战国时期多高年国君。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365年间，享国40年以上者24人，享国50年以上者，除周平王51年外，还有：
卫武公姬和，55年；
齐庄公姜赎，64年；
秦文公，50年；
曹桓公姬终生，55年；
楚武王，51年；
齐景公姜杵臼，58年；
楚惠王芈章，57年；
宋景公子头曼，64年。
这里只是指出享国年数，有的国君虽然享国不久，但即位时已年长。如晋文公姬重耳享国仅9年，但即位时已经62岁，当然是一位老年国君。据《史记·六国年表》，255年间，享国40年以上者8人，50年以上者，除周赧王59年以及楚惠王章57年已见《十二诸侯年表》外，还有：
赵简子，60年；
齐宣公田就匝，51年；
秦昭襄王嬴稷，56年。
先秦多年迈政治家，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而距古未远，政治生活中保留某些军事民主制时代遗存，于是老人专政可以维持稳定，或许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秦汉之际，四海英雄风云际会，政治领域多见推陈出新的气象，然而尊老的传统依然表现出强有力的影响。陈胜、吴广起义，攻破陈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因三老、豪杰的拥戴，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刘邦举兵，沛父老的支持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项羽少年起事，“威震楚国”，“诸侯皆属”，然而军国大计，往往仍遵从被称为“亚父”的70高龄的谋士范增。刘邦政治集团的基本骨干是所谓“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而刘邦本人则被看作“宽大长者”，而且其主要谋臣是张良，张良所以“为王者师”，传说得力于神秘老者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
刘邦入关，首先与当地“父老”进行政治协商，“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显然，“父老”的政治态度在地方政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决定性作用。汉惠帝元年，曹参任齐丞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后来得到胶西盖公的指点，“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甚至在任汉相国后，仍选择“木诎于文辞”的“重厚长者”以为丞相属员。老年从政人员的政治经验，也被看作实现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
可以体现政治生活中尊老传统的，还有汉初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
汉初有名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的四位名士隐居商山，“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求不仕。后来刘邦宠爱戚夫人，欲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计，近四皓，使辅太子。一日高祖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刘邦大惊，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又为戚夫人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于是罢废太子之议。一旦赢得有威望的长者的支持，就可以渡过危难，“一举千里”，“横绝四海”。
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假若少不更事，则往往难以树立真正的权威。这就是所谓“主少国疑”。而老迈之君即使德才平平，也因年龄优势容易使群臣亲附，百姓顺服。同样，一般认为，臣子的年齿与资历，也是与他的政治能力大体一致的。《礼记·王制》：“属于天子之老二人。”《仪礼·聘礼》：“授老弊。”《仪礼·士昏礼》：“授老伕。”《礼记·曲礼下》：“五官之长曰伯”，“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又：“诸侯使人使于诸侯，使者自称曰寡君之老。”可见，上自公卿，下至大夫家臣、群吏之尊者，“老”曾经普遍被作为执行政治勤务的职称。韩愈有“中朝大官老于事”的诗句。《礼记·王制》说：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年事愈高者，相应地也有更高的政治地位。所谓“元老侑坐须眉古，虎臣立侍冠剑长”，帝业需由元老辅助，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常规。
《国语》记载，“子奇年十八，齐君任为东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嘱使者曰：‘未至，追令还。已至，勿追。’追未至东阿，使者反之。齐君问故，使者曰：‘臣见子奇同载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此必能治东阿矣！’王曰：‘善哉！’”对于政治生活中“老者之智”的迷信，使得年齿与资历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
中国古代评定官吏的政治条件时，历来重视所谓“劳绩”。《周礼·夏官司徒·司勋》：“事功曰劳。”《诗·大雅·民劳》：“无弃尔劳，以为王休。”“劳”有与“功”接近的作用，因而有“劳苦功高”的说法。然而事实上极常见“劳而无功”的情形。从汉代考绩制度看，“劳”与“功”确实是有严格区别的。
汉简中专有所谓“伐（阀）阅簿”（258.11），其主要内容可能就是关于“劳”的记录。《汉书·朱博传》：“赍《伐阅》诣府”，所谓《伐阅》应当是同一类功劳簿。
“劳”这种从政时间的积累也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平庸者也可以凭借“劳”的长期储蓄，年长时终于“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汉书》中可以看到由此升迁的实例。赵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中大夫”。杜邺“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丙吉“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廷尉右监”。汉昭帝时田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从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被看作是“世未尝有也”的特殊情形。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说：“考绩之法，考其所积也。”时日的积累，使年长者处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最终总是“以耆年重望，居表正之地”。
政治待遇、政治地位常与年齿相关，于是古语政治位列称为“齿列”，政治优遇称为“齿遇”，收录、叙用即政治身份的肯定也称为“齿录”。《国语·晋语四》说，晋文公使狐偃为卿，狐偃辞谢说：“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文公于是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可见，选官时齿长者优先已几成定律。官职的任定，长期以来，“选人常以年劳为制”。于是官场上往往形成“时辈推迁年事到，往还多是白头人”的情形。
《南齐书·虞玩之传》说，虞玩之“世历三朝”，“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闻负重致远，力穷则困，竭诚事君，智尽必倾，理固然也。四十仕进，七十悬车，壮则驱驰，老宜休息。’‘朝露末光，宁堪长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历史上这样主动谢政乞还的事例并不多，更多的政治活动家希望高官丰禄，终其天年，从志于履行历史职责的积极意愿说来，叫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有“年老致仕”制度，即辞官归居。《公羊传·宣公元年》：“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注：“致仕，还禄位于君。”《汉书·疏广传》说，疏广、疏受父子并为师傅，俱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皆老，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由此可见“致仕”享受的优遇。汉平帝元始元年，规定“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级别相当于二千石的官僚年老致仕，可以终身享有在职时俸禄的1/3。南宋时由于居官致仕必有恩礼，常常有既死以后其家方乞致仕的古怪现象，《宋史》列传中多见于卒后书致仕者。
当所信用的大臣“老笃请免”“告老致仕”“谢病称老”时，皇帝往往执意挽留。即使一度退免，又可以再次启用，甚至可能晋升。《后汉书·胡广传》说，胡广“每逊位辞病，及退免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这样，实际上许多官员都在职任寿终。将两汉书列传中官员寿终的情形进行分类统计，可以看到离任而卒于家中的仅占29%，除刑诛、下狱死、自杀而外，卒于任上者高达50.2%。而且，“以老病辞归”的官员往往对政事还有“顾问”的责任。《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所谓“耆艾而信，可以为师”，所谓“国有大事，访咨耇老”，形成了影响久远的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