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延熹年间，曾游幸竟陵，过云梦而临沔水，车列浩荡，百姓无不围观，只有一位老者独自耕作，依旧无动于衷。尚书郎张温深感惊异，派人问道：“人人都来观看，只有您不辍耕作，这是为什么呢？”老人笑而不答。张温于是下车，步行百步，亲自前往询问。老者答道：
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
张温于是深自惭愧，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这位“汉阴老父”不仅公开指责帝王“劳人自纵，逸游无忌”的行为，提出“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这种对君权无上的怀疑，而且以“独耕不辍”的行动，表露出对普遍的皇权崇拜的轻蔑。
《礼记·曲礼下》说：“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诗·周颂·雍》描述祭祀场面：“有亲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诸侯臣子“雍雍”“肃肃”，谦和虔敬，而“天子穆穆”，端重威严，其实又是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的写照。《礼记·曲礼下》也说：“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郑氏注：“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者体盘，卑者体蹙。”孔颖达疏：“云‘天子穆穆’者，威仪多貌也。天子尊重，故行止威仪多也。”《荀子·正论》说，天子“昇（势）至重”而“尊无上”。《淮南子·主术》也说，天子“坦然南面而王天下”，“可谓至贵矣”。《帝王世纪》说，“天子，至尊之定名也，应神受命，为天所子，故谓之天子。”皇帝号称天子，置身于“天命”迷信织成的金伞之下，成为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至重”、“至贵”、“至尊”的“予一人”，站立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这种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就是中国传统的超稳定的政治结构的基础。然而同时，它又为阻碍中国政治的进步，套上了一重重沉重的锁链。
秦始皇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即所谓“尊号大成”之后，就自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以皇帝为最高主宰的这种权力分配制度，开始了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熊十力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的信中所说到的“秦后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盗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此宜替历史揭发，永为来者之戒”，意义或许正在于此。皇帝绝对专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使中国政治从此落下沉重的黑幕。
尽管历史上有不少常常为后人所称道的所谓“从谏如流”的故事，皇权依然是无所制约的权力。而政治权力如若无所制约，必将导向黑暗的暴政。
在封建时代，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的法律也往往遵从帝王的私愿而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宋徽宗崇宁五年的诏书比较露骨地说到法令与“人主之威福”之间的关系。诏书说：“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在皇权之下，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常法”的。皇帝的旨意，就是最高的法律。第二年，宋徽宗又下诏说：“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又规定：“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贯彻落实，必须雷厉风行。
汉代律令中显然已经有关于对“废格天子之命”者施行严厉处罚的条文。《史记·平准书》：“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集解》：“如淳曰：废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诽谓非上所行，若颜异反唇之比也。”《索隐》：“格音阁，亦如字。按谓废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败诽谤之者，皆被穷治。”汉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王刘安就曾被指控“废格明诏”，以为“当弃市”。杨可告缗，右内史义纵以为“乱民”，加以阻挠，汉武帝令杜式治其罪，“以为废格沮事”，论处弃市之刑。《集解》：“《汉书音义》曰：武帝使杨可主告缗，没入其财物，纵捕为可使者，此为废格诏书，沮已成之事。”东汉时，朱祐也曾因“废诏命”而受到责难。汉代对不能完全遵行帝命的“不如诏”、“议诏”、“非议诏书”、“不承用诏书”等行为，都严加治罪。
帝不加罪。袁宏《后汉纪》：“吴汉劾朱祐云：‘秦丰狡猾，连年固守，当伏诛灭，以谢百姓。祐不斩截以示四方，而废诏命，听受丰降，大不敬。’”
《宋史·刑法志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史记·酷吏列传·义纵》。
《后汉书·朱祐传》：“大司马吴汉劾奏祐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
《汉书·高帝纪》：“五年，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
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吴王濞传》：“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传统戏曲中往往有所谓“欺君之罪”的说法，汉代类似的罪名有“诋欺”、“谩”、“诬罔”、“罔上”等等。帝王们一面自诩兼听万事、洞察一切，一面又永远处于担心被臣下所蒙蔽的恐惧之中。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最能够集中体现对尊者，尤其是对帝王政治权力迷信的最普遍的现象，莫过于“避讳”这种文化奇观了。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避讳，就是规定臣下对当代甚至前代君主不得直称其名，而用其他方法称呼。
避讳最常见的方式是改字。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据《正义》的说法，因为秦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所以秦称楚为荆。秦始皇名嬴政，《史记索隐》在《秦楚之际月表》“端月”下注称因避始皇讳，于是改称“正月”为“端月”。东汉人荀悦说到汉高祖刘邦的避讳，“讳邦，字季。邦之字曰国。”颜师古进一步解释说：“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因为邦、国同义，因而原应称“邦”者都改称“国”。二十四节气中现在所谓“惊蛰”，在《左传·桓公五年》中作“启蛰”，为了避汉景帝刘启讳，从刘安的《淮南子》开始改称为“惊蛰”。避讳还采用空字的方式，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径书“讳”字。自唐代起，又出现避讳缺笔之例，唐碑中就有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将“世”字写作“卅”字的。
从避讳的种类看，有避讳改姓者，例如据《通志·氏族略》，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又有避讳改名之例，如《汉书·孔光传》说，孔霸曾孙名莽，“后避王莽，更名均”；《南齐书·萧景先传》：“本名道先，建元元年乃改避上讳。”上，指南齐太祖萧道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有“避讳改郡县名”条，收历代避讳改地名共194例，如汉元帝名恒，改恒山郡曰常山；隋炀帝名广，改广州曰番州；宋太宗名光义，改有“义”字的州、军、县名26处。有时官名也因避讳而有所改动，如晋代为避司马师讳，“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隋避杨忠讳，改中书为内史，改侍中为侍内；《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礼郎为奉礼郎”，则是避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宗李治讳。物名也有因避讳而改动的情形，《史记·封禅书》：“野鸡夜雊。”《集解》：“如淳曰：野鸡，雉也。吕后名雉，故曰野鸡。”据《本草纲目》卷二七，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曙，改为山药。甚至儒学经典中的字句也可以因避讳而更改，汉代石经残碑中“邦”字多改为“国”，是避汉高祖刘邦讳；《考工记》中“堂修二七，广四修一”，在《北史·宇文恺传》中为避隋炀帝杨广讳，也被改成“博四修一”了。
因避讳而改姓名，说明皇帝所代表的最高政治权力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越了宗法权力。而地名、物名等因避讳而改动，说明皇权能够压倒极悠久的传统的文化因素。避讳而改官名，又体现出现世皇权对于过世政治权力影响的绝对优势。避讳而更动经传文字，则告诉人们圣贤崇拜最终仍不得不服从于皇权崇拜。
避讳之事起源于周代。秦汉时代，随着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巩固，避讳制度渐臻完备。到了唐宋时代，避讳的禁令更为严格。清代，特别是雍正、乾隆之世，讳禁之严，至于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文字狱中许多人都因触犯讳禁而致罪。
汉代已经有对皇帝“不敬”、“大不敬”的罪名，从具体案例看，往往与所谓“骄慢不谨”、“亡人臣礼”相联系。北齐及隋代刑律定“不敬”为重罪十条之一。唐代列“大不敬”为“十恶”之一，其罪行包括盗窃祭祀用品及皇帝用物、盗窃或伪造玉玺、合和御药错谬、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等等。这种仅用以维护帝王天下一尊地位的律令，又为历代王朝承袭。
封建帝王拥有豪华的殿宇、广阔的苑囿、艳丽的嫔妃、驯顺的臣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他们于是“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易白沙曾著《帝王春秋》一书，揭举帝王是“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以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悖逆十二题，暴露帝王专制之祟孽。在序言中开篇即特别指出：
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
他们最恶劣的行径，是盗取“圣智仁义之号”，借用民众对其权力的迷信，为其狡蠹残暴披上合理性的外衣。
与普遍的帝王崇拜心理相一致，传说中圣王降世，往往有异兆奇征。汉高祖刘邦，据说“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醉卧时“其上常有龙”。光武帝刘秀，据说出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之前，其母“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为了使人们相信帝王应神受命，德感天地，大凡高踞皇位，都要造做这类神话。从我们摘举的几例，现今的人们当然一眼就可以看破皇权崇拜的虚妄，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通过使皇权神秘化的方式促使这种迷信得以强化是非常自然的事。
史学界近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所谓“皇权主义”的分析，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人们认识中国文化中这一重要基因的历史作用。
在陈胜、吴广发起的秦末大起义中，他们以“伐无道，诛暴秦”为目标，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作为鼓动口号，陈胜起初曾“自立为将军”，后来又称为陈王，以“张楚”为号。秦始皇出行，车骑威壮，项羽于是悄言：“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感叹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简单地认为权力的诱惑是促使英雄振臂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帝王之号往往作为一种旗帜，称帝称王也是宣示其政治上的正统性和正义性的一种策略。陈胜为王后，有以往佣耕时的伙伴至陈求见，直叩宫门，遮道而呼，言其故情，于是因“颛妄言，轻威”而被处斩。可见称王的目的在于强化其“威”。《史记·高祖本纪》说，诸侯将相相与共请尊刘邦为皇帝，刘邦辞让再三，最后终于因“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而被说服。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动乱中，刘氏宗族中的刘玄、刘婴、刘秀、刘盆子等相继被立为天子，或者因“众虽多而无所统一”，或者因“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以为尊立为帝，则可以“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每临王朝末日，往往“僭逆伪王”蜂起，据《隋书》记载，隋末大起义中较著名的农民军计有57支。在势力最大的11支队伍中，就有10支称帝图王。事实上，在历次大起义中，谋大事者都不得不利用在民众意识中植根极深的对皇权的崇拜。
斯大林在1931年12月13日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曾经说：“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在1667至1671年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中，起义农民一再公开表示对当朝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的衷心拥护，他们“宣誓效忠于伟大的君主”，表示只打击“领主贵族和富有的老爷”，而且把这种行动说成是“为沙皇而战斗”，拉辛起义军甚至声称皇太子就在起义队伍中。叶美连·普加乔夫在他领导的1773至1775年的农民战争中，则直接僭称传说被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谋杀的彼得三世，一再以“全俄罗斯皇帝和专制君主”的名义发布诏书，向人民许诺自由和土地。中国史学界以往在研究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规律性时，曾经生硬地套用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说法，对中俄农民战争的形式进行简单的比附。其实，应当注意到，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虽然也有陈胜“诈称公子扶苏”，元末红巾军宣称其首领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建国曰‘宋’”等情形，并且更多见接受朝廷招安，息兵求封事，可是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总和来分析，如果还要沿用“皇权主义”这一概念，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主义”的突出特点，似乎在于作为民众崇拜对象的，更主要的是最高政治权力本身，而并不是执行现世皇权统治的皇帝本人。
秦帝国、新莽政权以及隋、元、明几个王朝，都是大规模农民战争直接推翻的，西汉、东汉、唐王朝和清王朝，也都是在农民战争打击下动摇的。中国历史上在农民斗争风暴中建立的新王朝，有西汉、东汉、唐、明等等以及未能延续许久的项羽、黄巢、李自成的政权和更多的区域性的政权。乱世之中，“四方豪杰，或跨州连郡，或称帝王”，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独有特色。在中国古代，民众心理中富有历史合理性的最高政治权威的树立，除天命神授之外，还有更为实际的诸如时运以至体现后天素质的才力等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并不仅仅取决于血统继承关系。也可以说，他们对于皇权，一方面有盲目服从的传统意识，另一方面，又有更全面的、更理想化的要求。
尽管如此，每每动乱之后，旧的政治权威被打碎，新的政治权威起初只具有相对的政治规定作用，君主的形象表现出某种平民化的特征。刘邦称帝后，“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于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唐高祖李渊同样“每视事，自称名，引贵臣同榻面坐”。《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刘文静谏曰：“昔王导有言：‘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共寝，子陵加足于帝腹。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
其实，专制政体的正常运行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温情脉脉的反权威的倾向的。刘邦对于臣下“枓哗失礼”的言行终于“患之”“益厌之”，于是令叔孙通严明朝仪，令“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于是群臣“皆伏抑首”，从而“知为皇帝之贵”。而向李渊谏言“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时任民部尚书的刘文静，也在第二年因“谋反”被处死，临刑曾发出“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的感叹。在威严的皇权面前，什么“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统统一如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