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爱喝酒，也许是出于天性或遗传。我的父母都喝酒，家里始终贮藏着几瓶名酒。但我不会喝酒，也正像我的父母那样，一次只能喝一两口白酒，一瓶西凤酒或竹叶青至少能喝两三个月，乃至半年。不过，我所说的爱喝的酒是黄桂稠酒。
黄桂稠酒是西安地区特有的用糯米酿制的甜酒，因配有桂花十分芳香。它是由先秦的“醪醴”演化而来。因其不像一般酒那样澄清，液体类似乳汁，并略带黏稠，有些文人墨客竟直呼它为“琼浆”。又因其酒精成分含量不超过10%，不善饮酒的男女老少都可饮用。惟没有加水过滤的“撇醅”原汁稠酒酒精度较高，酒圣酒仙们也能过把瘾。
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嗜饮的“浮粱”即是不掺水过滤的“撇醅”原汁稠酒。据《唐书·芝文传》载，一次唐玄宗召见李白起草一个诏书，他恰好喝了长乐坊有名的“浮粱”，醉卧街头，来人便用冷水浇头，硬把他搀扶去见玄宗。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李白本来就不高兴，到了兴庆宫的殿上，便要求皇帝让他将身上的穿戴松一松。李隆基只好答应，并叫人给他取双便鞋来。他趁势向着高力士把脚一伸：“给我把鞋子脱了。”身为太监并被皇帝宠信无比而不可一世的高力士，没有料到一介书生的“布衣”李白竟在众朝臣面前向他来了这么一着。在这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下，当惯了奴才的高力士，立即跪倒在地上，给李白把鞋子脱了。这一次，李白算是借酒出了一次胸中闷气，觉得极其痛快。大概正因为有这样的趣闻，长乐坊的美酒盛名远扬，世代流传。直到民国年间，西安东关长乐坊的黄桂稠酒仍遐迩闻名。
说来也巧，鲁迅先生1924年来西安讲学时，曾对黄桂稠酒产生浓厚兴趣，多次前去痛饮。一代文豪郭沫若1956年来西安品尝后，兴奋地赞誉黄桂稠酒“不像酒，胜似酒”。
我之所以喜爱黄桂稠酒，决非为了风雅，或高攀古人，因为我的母亲会做黄桂稠酒。我母亲出生在县城小康人家，不只会做许多精美的家常菜，而且能酿制出有独到风味的黄桂稠酒而受到亲友的称赞。每年总要酿制好多次，而春节前酿制的特别多。除了家中平时做酒的一个大缸外，凡能酿酒的盆盆罐罐这时都有了派场。
稠酒的酿制虽不像白酒那么复杂，但母亲做得非常认真。米要选粒长而均匀的，浸泡的时间是一炷香，蒸米的火候要掌握在米心微开为度，米心未开或蒸熟了都不能用。拌曲须在米有余温时进行，装缸时不能见一点油污。冬天必须把酿酒缸放在火炕上。过上四五天后，她每晚都要在夜深人静时将耳贴住酿酒缸仔细去听，一旦听到缸中有微微的冒泡声，母亲就开心地笑了。因为她辛勤的成果马上就可为全家享用了。至于过滤酒，那更是母亲练就的绝活。只见她把酒醅放入细箩后，加上清水，用手不断地转、搅、搓、压，时轻时重、时缓时急，很有节奏。经过她过滤出的酒，从未发生酒水分离的现象，总是浑然一体，稀稠适中。
黄桂稠酒要烫热了喝，特别是冬春和秋天。烫热了的稠酒，不仅味道变得更为醇和，而且可使酒中的甲醇挥发掉，以减少对人体的危害。我们家热稠酒，不像稠酒店那样倒在锅里烧开，而是把过滤好的酒装入锡制的大肚子壶里。据父亲讲这是祖传四代的热酒壶。再将大肚壶蹲在木炭火上或蹲在开水锅里，用旺火温开。因为用这样的酒壶温开的酒，色洁白如乳，酒的醇香尤存，倒在碗中香气扑鼻而来，喝着则绵而甜丝丝的，回味十分悠长。我每次都要喝上两大碗。长大后出外工作，平时虽不能享用母亲做的稠酒，可每年春节回家，母亲所做稠酒必是我喝得最舒心的。惜乎母亲在那发疯似的年代里，由于我被无故关押而过早地含恨辞世，从此我再也喝不上母亲做的稠酒了。前几年春节回去看年逾古稀的大姐，见她温酒用的大肚壶即是母亲用了一辈子的那个壶，虽数十年不见，但光亮如故。睹此旧物，勾起了少年时喝母亲酿制稠酒的回忆，不禁黯然。
人从小养成的习惯好像轻易难改。母亲故去了，我喜欢喝黄桂稠酒的“瘾”仍不断地缠绕着。幸好西安东关长乐坊酿酒名师徐老三我早就认识，他后来搬到平安市场去，我时不时总要去他那里喝上一回。不过，我的喝酒，决不是什么借酒浇愁。我虽有过烦闷，特别是青壮年时期，但却没有企图借酒解决，我更反感喝得酩酊大醉发酒疯。只是觉得这稠酒好喝，稠酒有情，且不易醉人。
但天下有出人意料者，“文革”后期，我虽获得了“自由”，可那时候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个社会折腾到要啥没啥、吃不饱地步，你能不忧不愁吗？尽管这时我尚未真正上升为“人”，也不免要寻个解忧之策了。一次，约了几位老友，剥开妻子自己做的松花蛋，切了个红萝卜丝，将徐老三送我的二斤“撇醅”拿出，浅斟慢酌。谁知这“撇醅”喝在嘴里绵甜，后劲却很大。三杯下肚，浑身发热，虽没有头晕目眩，却也有些微醺。于是各个心窗洞开，无所顾忌，真情挚语，娓娓道来。大伙似把平时的忧闷都倒出来了，人人的心似乎都舒展了。这一次小酌让我进一步认识到黄桂稠酒的可爱，它可以给人以微醺，给人以温暖，使人披肝沥胆，使人赤诚返真。谁能说这不是人生一乐呢？这大概也就是前人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真正趣味。
现在，我更加喜欢喝黄桂稠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