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夏立国之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日益在西夏各族民众中逐渐普及。但各种古老婚姻的余风，仍有相当程度的遗存。因此，西夏的婚姻习俗，表现出新旧纷呈、各行其道的特点。
1.蒸报婚
《隋书·党项传》载：“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亵，诸夷中最为甚”。
所谓“蒸报”，指的是一种极为古老的婚俗。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庶母（父亲之妾），称之为“蒸”；兄、叔死后，弟或侄可以娶寡嫂或婶母，称之为“报”。“蒸”、“报”原为祭祀名，一为冬季之祭，一为感恩之祭。这种婚姻要举行祭祀仪式，故径以“蒸报”称之。
蒸报婚不是群婚，而是一种收继婚。子娶父妾，弟娶寡嫂，侄取婶母，这是党项羌民族的道德标准所许可的。蒸报婚不是“乱伦”“胡为”，它不允许儿子娶自己的亲生母亲，也禁止长辈亲属收娶晚辈亲属的妻妾。中原史家认为蒸报婚“淫秽”，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衡量的结果。作为游牧民族的西夏党项羌人，之所以保留这种婚俗，与妇女重要的经济地位以及防止本家族人口和财产外流等现实原因，也有密切的关系。
蒸报婚俗自然会形成一夫多妻。西夏人把“庶母”（父之妾）又称作“夫共姨”，这说明与亲母拥有共同丈夫的，还有亲母的姐妹。西夏还有“共夫娣姒”的说法，这说明拥有共同丈夫的，也可以有原为弟之妇的娣，和兄之妇的姒，即妯娌们。西夏一夫多妻的情况较为严重，马可·波罗游历西夏故地后记道：男子娶妻室二三房者很普遍，以第一妻地位最高；他们以亡父之妾为己妻，但从不娶其生母。
2.姑舅表婚
西夏人有[勒获]（即“姑表亲”）一词，《文海》释：“舅之女人及姑家之媳称姑表亲也。”姑舅表婚，是指兄弟的子女与姐妹的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而言。舅父的儿子娶姑母的女儿为妻，或姑母的儿子娶舅父的女儿为妻，被看作是亲上加亲的事。舅父母可以成为公婆，姑父母也可以成为公婆。谚语说：“姑坐婆位，亲上加亲；帐向南晒，热上加热。”“天热去照日，亲眷加亲眷”。这种婚俗，是古老的氏族外婚制的一种产物，是氏族之间在较小而固定的范围内联姻的结果。
3.入赘婚
入赘，又叫“从妻居”，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古老的婚俗。西夏民众仍保留赘婚旧习。有的男子成婚，并不将妻子迎娶自家，而是令其仍留居父母家，男子以赘婿身份入住女方家中。党项羌族具有“不婚同姓”的氏族外婚传统，当男子到女方氏族择偶的时候，自然出现了从妻居的现象。西夏谚语说：“男子入赘山上箭，女子出嫁江底石。”这说明西夏确有入赘的男子，他们从妻居往往要到很远的地方。西夏法典中对入赘婚也有载记，并在力主从夫居的前提下，给予了这种从妻居的婚姻遗俗以法律的认可。法律规定，赘婚家族已生育子女后，如丈夫亡故，应将妻子送至公婆家；未生育子女而丈夫亡故，妻子则应行三年孝礼，而后方可再婚。行三年孝礼，是西夏丧服法中最重的一种。将它用于亡故的赘婿，说明对从妻居家庭的男子与对从夫居家庭的男子是一样看待的。西夏男子有采用复姓的，如“拽厥嵬名”“浑嵬名”“张讹三”等复姓，有可能是赘婚的结果。将自己的姓与妻子的姓连缀为复姓，这在党项人心目中有特别的意义。
4.私奔婚
这种不需任何契约，也不举行任何仪式，只要得以男女同居生活的古老婚俗，在西夏久存不灭。这是由党项羌族性格豪爽，两性关系较为简单而自由的情况所决定的。史载，西夏有些党项羌族家庭，所养育的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没有经由媒妁介绍，便自己作主选择了情侣。他们经常按期相会，家中大人们并不过问。有的青年男女，恋情极为热烈，互相挈携，奔逸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尽夫妇之礼。这种自行奔逸，是无需任何手续的特殊婚姻形式。即使他们最终用腰带系于两人脖颈，双双殉情而死，也不会使人们悲悼。他们的族人们会寻找到他们的尸体，但没有哭泣的；还说：“这是男女之乐，用不着悲悼。”人们用五彩的丝绸包住尸体，外面又裹上白毡。杀牛祭祀后，再用草密加缠束，然后选择峻岭，搭起高达一丈的木架（称为“女栅”），将尸体放至上面，谓之“飞升天”。男女青年的两族人，聚集栅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
5.抢婚
抢婚是以抢劫的手段实现婚姻关系的缔结。党项羌族在实行氏族外婚制时，自然地形成了抢婚这种习俗。有的男子为了要与另一氏族的女子成婚，便动用武力，甚至付出血的代价。西夏虽已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但抢婚古俗仍在民间流传。有公开强抢，也有暗中偷抢。担任抢婚任务的，往往是持有刀、剑、弓箭、铁刃等武器的团伙。抢婚有各种原因：有的是男女私订终身，而遭到女方父母反对，男方便设法将女方抢走。有的是男女婚事已订，又另有男子求婚于女方，女方父母据情而择，应允某男将女儿抢走。有的是男女成婚已订，而男方妄言女方父母“负诺”，便不按有关约定行事，随意抢走女方。也有的是男方不顾自己家庭亲人们的反对，而一意孤行，抢得女子为妻。更有甚者，是将已经为人妻者，抢至自己帐房成婚；而伴随抢亲的，往往还有对畜物钱财的劫夺或诱骗。
6.买卖婚
党项羌族的娶妇婚俗，一直带有古老的“俪皮为礼”的形式。西夏法定的婚姻手续，即是赔偿式的。
从男方来说，必须在三年之内，付足女方一笔“婚价”，方可成婚。婚价分三等，各有法定的予价。娶殿上坐节亲主等女，予价300种，其中骆驼、马、衣服外，金豹、虎皮150种；娶节亲主以下等女，予价200种，其中骆驼、马、衣服外，金豹、虎皮100种；娶“盈能”（官职名）头领以下女，予价100种，其中骆驼、马、衣服外，金豹、虎皮20种。
从女方来说，必须在婚前（或婚后一年内），向男方送上一定数量的“嫁妆”。与婚价的三等相对应，嫁妆也分为三等。一等的：盖帐3具，服饰70套（种）；二等的：盖帐2具，服饰50套（种）；三等的：盖帐1具，服饰10套（种）。
除“婚价”“嫁妆”而外，还有一些体现买卖婚的价格项目，如“腹股婚服”（因父辈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而提早预定的“指腹婚”“伫儿婚”，特别需要缝制婚服）、“索妇食”（男方提亲时在女方家中的饮食费用）、“帐末食”（野外的杂支，诸如客人马匹的食料等）、“客人来往食”（含酒食招待以及路途食物等）、“烤房食”（烹饪人员饮食）等。
无力支付“婚价”“嫁妆”的，可改用别的方式抵偿。男子无力予价，要亲到女方家中出劳力，三年期满，则有权娶媳。女子无力予妆，可用所得婚价的一半，作为嫁妆而予之；实在无力的，也允许减免嫁妆（要办有关手续），男方不得强令按价索要他物。
退婚、赎婚也体现了明显的买卖性质。只要双方父母同意，允许退婚、赎婚，同时便将婚价（包括以三年劳力替代的）、嫁妆等有关“予价”，一律如数退还。女方父母可赎而不赎，他人也可以用钱财将此女赎走。男方据“七出”（有行淫、无子、不侍公婆、有主多言、盗窃、妒忌、恶疾等七种情况的妻子，可以共议出之）的法规。决定“出妻”后，女方父母可以赎回自己的女儿。如不属“七出”之列，或虽属“七出”但却能行孝礼于公婆，或娶时贫苦低微而后富贵威上，或迎娶时送者迎人根断而无住处等，需经双方父母同意，女方父母才可将女儿赎回；如遇女方父母不同意，而男方坚持“出妻”，则须罚若干聘价，并退还嫁妆。
7.婚姻程式
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对党项羌族实行明媒正娶的婚姻仪式，曾有过生动的记叙：“男儿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送与沿房，拜见公婆。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
由于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的原因，西夏所实行的明媒正娶的婚姻仪式，大体向中原“六礼”靠近，并又汲纳了一些来源不一的习俗。
“父母之命”是青年男女择偶的主宰，无论男方求妻，还是女方嫁夫，皆决于此。女子若无亲父母，则要由祖父母、共居庶母（父之妾）、同母兄弟、嫂娣及亲伯叔、姨等“共议而嫁”。如果仅凭兄弟嫂娣议嫁，则为法律所不容，婚姻当改过。
“媒妁之言”也是西夏青年男女自由爱情的巨大障碍。媒妁所接受的，自然是并非儿女意愿的“父母之命”，加之决定双方能否合婚的根据，或听凭占卜吉凶的结果，或听凭“户主人”“议嫁人”“传媒人”等各种人物商议的结果，所以媒妁的撮合，往往惹出事端。为了谋取更多的私利，媒妁参与诸如“一女嫁二处”或“以有夫之妇为妻”（无异于“夺妻”“抢婚”）等非法婚姻的介绍活动，对社会危害极大。
西夏人很重视订亲。在媒人与双方家庭沟通，将一桩婚事认可之后，由男方家庭主持，请女方父母吃订亲酒食。在这尽可能丰盛的酒席宴上，男方父母正式提出婚姻请求，女方父母当场便要表示应诺的态度。从这天开始，男方将陆续把应付的婚价（包括钱物）选择吉日送至女方家中。婚价须在3年内给完，而后，方可迎娶。除给女方婚价（女价）之外，男方还要向伯、叔舅舅及某些节亲成员赠送礼物。酒、肉、茶、皮毛、丝织物、服饰等，都可用作彩礼或赠品。
迎亲的过程，有诸多程式。如“催妆”，即男家派人去女家，催促备好应带份额的嫁妆。“安帐”，男家占卜吉地，设置青布幔帐，供迎亲交拜使用。“障车”，新婚喜车启动后，嫁家民众围聚阻拦，以示惜别。“铺房”，女家提前到男家，将双方合力准备的卧具、被毡等铺放停当，帐幔挂置稳妥。“跨鞍”，西夏妇女多善骑，交拜之前，新婚需跨过置地的马鞍，意为平安。“同牢”，新郎新娘共同食用同一供祭之肉食。“合卺（瓢），新郎新娘合饮一器之酒水。‘拜堂’，包括拜天神地祗，拜祖宗，拜尊长，拜节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