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的华儒情怀
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西夏民族，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创造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性的民族文化——西夏文化。从对幸存下来的极其有限的西夏文物文献资料的考察中，人们便会发现，西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兴盛，得益于汉、藏两大文化的滋养和影响。而作为向中国文化的全局不断认同的区域性的民族文化、西夏文化的运行轨迹，虽说也受到藏文化的推动，可就其实际情况来看，尤以借鉴以中华儒学为主体、为标志的汉文化为重。西夏文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受到中华儒学的深刻影响；中华儒学的文化思想，已经较为全面地渗透到西夏文化之中；中华儒学的文化结构，也大都被移植到西夏文化之中。
西夏所占据的大片的汉文化区（以甘州、肃州、凉州、灵州等为代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天然地存在着可供中华儒学深深扎根的肥沃的土壤。有史可征的是，河西一带（俗称河西走廊）早已是著名的汉文化繁荣区。与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大致同期，在中国北方出现的“五胡十六国”中，割据河西的，便有前凉（301～376）、后凉（386～401）、南凉（397～414）、北凉（397～439）、西凉（400～421）5个政权，史称五凉政权。五凉政权通用汉语汉文，重视继承中华儒学传统，广泛搜集中原汉文典籍，并不断涌现出具有汉文化造诣的学者、诗人和作家。《北史·文苑传》说：
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促，奔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至于朔方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
所举有“足称宏丽”的颂国都之作的胡义周，及有“可谓清典”的铭酒泉之作的刘延明，正是河西文人的代表。从史家载记的口吻中，足见当时河西文人在全国文坛上的突出地位。
五凉政权时期，比之中原地区，社会相对安定。这不仅使当地文化得以延续，还吸引了中原士人前来避居，从而壮大了河西文化的力量。安定乌氏（本乌氏戎地，战国时始置县，又作阏氏、焉氏，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张轨（255～314），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出任凉州刺史，建立了前凉政权，极力提倡儒学和中原文化。陈寅恪先生评曰：“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
五凉儒学统领下的汉文创作成就可观，可考知的作家不少，如前凉之张轨、张骏、张重华、谢艾、王济、索绥、张斌、宋纤、马岌、杨宣、张天锡等。其中，以张骏（306～345）成就最大，他有《张骏集》八卷（《隋书·经籍志》），今存乐府诗二首（《薤露行》《东门行》，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张骏在当时文坛地位显要，他曾对一些文士的创作，进行过批评，如说“谢艾繁而不可删，王济略而不可益”（《文心雕龙·熔裁》）。张骏写有《请讨石虎李期表》一文，是呈晋成帝司马衍的奏疏。文中据后赵石勒（字世龙）和蜀汉李雄（字仲俊）二人既死，石季龙和李期易于平定，极力表白“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视祸败。”刘勰评曰：“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文心雕龙·章表》）
后凉之吕光（后凉创建人，氐人）、段业、宗敞，南凉之秃发明德归（鲜卑人），北凉之张穆、张湛，西凉之李皓、刘炳、梁中庸、阚等，都是可考知的作家。尤其是李皓（351～417），字玄盛，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汉将李广16世孙，西凉政权的创建者。他不仅热爱文学，多有诗赋创作（如《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靖恭堂颂》一卷，以及《述志赋》《西征赋》《槐树赋》《大酒容赋》《辛夫人诔》《诫子手令》等文），而且积极倡导和组织文士的各种活动（如：图赞所志，勒铭颂德，赋诗宴饮），对儒家思想文化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影响。李皓在敦煌建立官学，传播儒家思想，产生了郭等一批学者。一些在中原战乱中失传的典籍，在河西得以保存，并于后来惠及南朝，北魏乃至隋唐。
唐时沙州（今敦煌）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私人学校也以讲授儒家典籍为主。当时各类学校使用的汉文化典籍，后来被收入敦煌遗书的不少。发端于敦煌藏经洞大批珍贵遗书的发现与研究，而逐渐形成的敦煌学，内容极为广泛。作为敦煌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敦煌汉文文学，成绩斐然。众多西部本土及客居漫游西部的各地作者的诗歌作品，创作时间以隋唐五代时期为主。河西本土作者如：毛押牙、马云奇、殷济、张球、张永、张文彻、杜太初、翟奉达、灵俊、保宣、孔明亮、马文斌等。客游作者如：岑参、高适、王昌龄等。敦煌佚名诗人（或说是毛押牙）的《落蕃诗》59首，表现了10世纪河西的自然风情和社会面貌，发出了“儒释双披玩，声名独见跻”的呐喊；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等13首诗，抒发了“忽散鸟飞趁不及，唯只清风随往还”的慨叹；殷济的《无名歌》（经唐末归义军首领张仪潮抄写），极写“天下沸腾”“漂泊千里”的悲切；张永的《百雀歌》摄取了“楼兰献捷千人喜，敕赐红袍与上功”的历史瞬间；张文彻的《龙泉神剑歌》，记载了金山国“神剑新磨”“定疆广宇”的盛事。许多酬赠之诗和写景之诗，也描绘了河西山川的辽阔，风物的奇特，以及历史遗存的壮美。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保存在大量手抄本里的以敦煌曲子词（辞）为代表的敦煌歌辞。一本题为《云谣集杂曲子》的歌词集，收有12种调名的作品30首。这些作品多为唐代下层无名作者所作，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抒发了士子、征夫、农民、商贾、妇女等各类人物形态多样化的真情实感，极具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就此可以看出，河西地区通行的汉语汉文，已臻纯熟境地，它不愧是唐宋词生长发育的重要摇篮。
唐代话本小说，有多种敦煌等西部地区民间手抄写本，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庐山远公话》《孔子项托相问书》等；甚至还发现有6种五代时期的敦煌手抄写本《搜神记》（著者为句道兴）一卷。该书以晋人干宝的《搜神记》为底本，又多有增补修改，反映了在辗转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加工润色的情况。可以说，中国话本小说的发展，也离不开河西艺人的心血浇灌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晚唐时期，因朝廷无力顾及河西，由归义军首领张议潮受命管辖。归义军极力推行汉化，“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尽管诸事纷纭，战乱不断，可汉文化传统在河西地区一直延续下来了。
总之，归入西夏王国的河西地区，以其深厚的汉文化积淀，为西夏接续中华儒学传统，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