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作家像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1883—1957）那样把毕生精力都自觉地用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斗争以求得灵魂的安宁的。正如他自己在《基督的最后诱惑》序言中所说，他的一切痛苦、一切悲伤、一切欢乐都来自这一斗争，这一从他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不断的无情的斗争。我们也可以说，他的一切文学作品、他的一切文学和哲学上的造诣，也来源于这一深刻的内心斗争。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基督的最后诱惑》就是他在这一斗争中个人思想发展和经历的总结。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1883年生于希腊克里特岛一个农业经营者的家庭。十四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农村里，就是在这里，他熟悉了日后在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人物：渔民、农民、牧羊人、小酒店老板、小商小贩。因此，尽管他后来离开了克里特岛，尤其是在成年之后，四海为家，过着一种自我流放的漂泊生活，但是他对家乡克里特岛和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和忠诚。这成了他精神的归宿。而这也正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也是在克里特岛，卡赞扎基斯的童年是在革命斗争的氛围中度过的。希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受土耳其人的专制主义统治几达四百年，当时虽已独立，但是克里特岛仍控制在土耳其人的手里，因此当地民族情绪特别强烈。少年卡赞扎基斯看到和听到不少民族英雄争取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样的耳濡目染，使他把英勇无畏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美德，而他自己的父亲正好是这一美德的最完美的典范。这对于他思想的成长、对于他毕生所从事的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都有不可泯灭的影响。
1897年克里特爆发了反异族统治的起义，卡赞扎基斯被家人送到纳克索斯岛避乱，进了一所由方济各会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生活在一个与他生长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在这里，他不仅接触到了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思想，为日后他在哲学上的求索埋下了引子，奠定了他成为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请注意，这里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涵义远远不是我们一般所用滥了的仅仅指受过教育的人而已，而是指对人生意义和人类前途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和远见卓识的睿智的哲人与贤者）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他发现除了英勇无畏以外还有一个美德：沉思默想，和另外一个父亲——基督——的完全不同的英勇献身精神。
就是从这时和这里，卡赞扎基斯开始了毕生都在他内心苦苦进行的精神与肉体的斗争：一方面他渴望行动，另一方面他又亟思隐退，以致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寻找他的真正父亲、真正救主——也就是寻找他自己以及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
他在纳克索斯岛的修道院里打下了人文学的基础以后，先到雅典大学进修，发现了尼采。取得学位后，他又到巴黎去师从著名哲学家柏格森。在这以后即开始了他的一个禁欲苦修时期，曾到马其顿的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去修行，独居斗室，与世隔绝，想通过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修炼，达到与救主的直接沟通。结果令他失望，因此他决定重新回到尼采。接着从尼采又转到佛陀，从佛陀转到列宁，从列宁转到奥德修斯。卡赞扎基斯这一哲学上的奥德修斯式的漂泊，最后还是以回归到基督告终。不过这个基督已不是他当初最早接触到的基督，而是以他在精神上求索之所得大大丰富和充实了的基督。
他之所以能够抱着他那经过了试探的信念复归于基督，是因为他自己也体验到了被基督视为假救主而加以抵制和摒弃的诱惑：一是婚姻；二是革命。曾经在马其顿的那个从十世纪开始就无女性（甚至母牛和母鸡）进入的深山修道院中坐关默思的年轻人，终于在1911年结婚，享受了天伦之乐，但是并没有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尤其是他在精神上的追求需要他付出孤居作为代价，因此夫妻经常长期分居，终于导致婚姻破裂。他也像耶稣一样，遇到了争取自由的暴力革命的诱惑。克里特岛革命战士的英雄业绩，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对积极活动的仰慕之情和亲身参加的热望。这在1917年由于两个外来因素而更加强烈了：一是俄国革命；二是与伯罗奔尼撒矿井的一个传奇性人物卓尔巴的相交。
卓尔巴是卡赞扎基斯心目中的肉体和行动的代表，他有充沛的精力、干练的能力，在生活上纵情享受，酗酒纵欲，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的（也是人的）一切本能欲望。后来卡赞扎基斯在他的一部代表作《希腊人卓尔巴》（ 1946）中，把这一性格提高到一种信仰的高度，他的放纵成了自然界本身力量的代表。作为对立面的矿井老板——即故事叙述者第一人称的“我”——的禁欲主义的出世哲学终于抗拒不了卓尔巴所代表的生的欢乐的诱惑，去占有一个年轻寡妇，违反当地习俗，导致寡妇被私刑处死。这是在卡赞扎基斯的作品中，精神与肉体斗争的一次较量，以肉体的胜利告终。
在现实生活中，卓尔巴成了卡赞扎基斯形影不离的朋友。1917年两人曾一起访问了革命后的俄国，这次访问撒下了卡赞扎基斯信仰列宁哲学的种子。但这种子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萌芽开花，在这以前，卡赞扎基斯在人生哲学上仍然彷徨不定，仍然不知人生最后目的是什么，仍然在寻求他的救主。他翻译了柏格森、达尔文、艾克曼、詹姆斯、梅特林克、尼采、柏拉图。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尼采，后来他自己曾经说过，是尼采教导他，一个人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是斗争——即献身于一个事业，并为之斗争，没有任何畏惧，也不抱要想得到任何报酬的希望。这为他日后信仰列宁准备了基础。在转向列宁之前，他一度皈依佛陀的完全出世、肉体完全让位于精神的学说。但是在他当时寄居的柏林，他经历了德国战败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贫困和饥饿，因此要创建一个新世界和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上帝，马克思主义学说似乎正中他的下怀。这样他就又从佛陀的出世哲学摆到了列宁的革命行动哲学一边，列宁成了他新的“上帝”。他曾以官方和私人身份先后到苏联四次，后来终于因为他一贯对空洞的宏伟理想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因此对苏联所实践的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尽管如此，但是他对革命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1957年身患白血病，还应邀访问了中国。
他的这种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徘徊，在长篇史诗《奥德修记现代续篇》（ 1938）的写作中暂时找到了依托。这是他为同名的荷马史诗写的续篇，描写古代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历经长期漂泊重返家园遇到绝色佳后，又外出漫游，寻找新的经历，不过是在现代的背景下。他先到斯巴达，把海伦带走；又去克里特岛发动政变；到埃及参加工人革命；最后大彻大悟，去深山修道，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乌托邦后来终于被毁，而他自己却获得了彻底解脱，在南极升天。这部长诗同荷马原作一样共分二十四部分，却有33%333行，比荷马的12%110行多出一倍以上，其中包容了卡赞扎基斯的全部见闻、全部思想和他在精神与肉体斗争中的全部经历和感受；其中出现的佛陀、基督、浮士德、堂吉诃德等人物都有其一定的象征意义，可谓是一部皇皇巨著。可惜因为内容庞杂，篇幅过大，识者不多，在世界文坛上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