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次报道“重庆钉子户”的过程中，周曙光第一次听说了自己实际上已经在实践着“公民记者”的概念。他说：“我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概念。我以个人身份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的事情之后，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说国外很流行，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从那以后，就有很多人提到这个概念了。”
那么，对于实践者周曙光来说，公民记者意味着什么呢？“公民记者就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在公民和公民的对话过程中去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吧，他在事件中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他还煞有介事地为自己的博客取了一个吓人的名字———“周曙光全球官方网”，并发誓在这里为网友呈现某些“在传统媒体里永远看不到的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象”。
就这样，周曙光迎来了自己“公民记者”工作的第一个巅峰期。当然，周曙光的行为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有人批评他的报道不够专业，有人说他账目不清，更多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名。
那么，周曙光怎样回应这些批评呢？他坦承，当然愿意出名，不过也提到，他的行动还有别的动机。“一方面是好玩，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又有用，又有趣，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了。”
批评者常常忘记了周曙光提到的，做的事情不光要有趣，还要有意义。周曙光的新闻报道常常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他来讲，“公民记者”行动中所号召的“人人提笔记录自己的生活”，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说：“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可以让这个社会大环境变得更好的行为，所以维护自己就是维护这个社会。”
著名学者崔卫平教授也非常赞同“每个人记录自己生活”的行为。在她看来，记录生活在维护自身权益之外，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她说：“我认为这种形式跟纸质媒体相比，它讲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能说它不具有新闻意义，如果能让媒体变得更多元的话，这种报道也是很有意义的。周曙光是在有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如果大家都来写身边的故事的话，尤其是一些掉在缝隙中的事情，会使人们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敏感性。”
互联网的普及将每一位社会公民都放在了麦克风的前面。人人都有了说话的机会。“公民记者”的活跃对“公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首先，公民记者扩充了“新闻源”。一般来说，获取新闻线索的途径有书面材料、各种会议、各类媒体、社交活动四种。新闻线索，常常表现为是一种新闻事实的简明“信号”，有待记者敏锐地捕捉并给予深入挖掘。然而，公民记者不必为了完成新闻任务而疲于奔命。他们本来就生活在新闻事件当中，只要将自己的经历、感受记录下来就完成了最美的新闻取材。
其次，“公民记者”拥有独特的新闻视角。例如，在“史上最牛钉子户”“虐猫事件”“厦门PX”等公共事件中，大量的第一手信息，都是由“公民记者”借助于互联网发布的。在这些公共事件中，看似“草根”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将丝丝缕缕的民意联系在一起。群体智慧和声音形成巨大张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推动性力量。
再次，“公民记者”可以对舆论机关进行舆论监督。换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广泛的社会语境。真理往往在激烈的对撞中才能变得明晰起来。记者由于掌握了话语权而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一不小心便成为制约社会的第四种力量。“公民记者”的出现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中发起了对他们的挑战。[7]
在“微传播”的影响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许多人不禁发问：“微传播”能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解放和生活的民主吗？
“微传播”之路，任重而道远。对此，恐怕没有人能够立即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越来越多的“斗士”行动起来，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上的全民平等，积极参与社会进程。
在网络平台上，人们没有学识高下之分，没有距离远近之别，只要在“微传播”中秉公发声，就可以形成直上云霄的媒体力量。就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所说：“微博可以产生‘核裂变’效应，形成信息的高速大范围传播，它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过去只有媒体才能发挥的作用。”[8]
三、千江有水千江月——“微传播”之箭镞
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的男四号———沙僧曾引起网友们的关注。有网友总结了沙师弟最爱说的四句话：第一句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第二句是“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第三句是“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第四句是“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不幸的是，庙堂之上的“央视新闻”竟也被总结出了“沙师弟的语言特点”。中国传媒大学就公布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十大成语：1．坚定不移；2．一如既往；3．长治久安；4．丰富多彩；5．与时俱进；6．艰苦奋斗；7．前所未有；8．实事求是；9．来之不易；10．源远流长。
其实，在传统的主流传播中，常会出现一些符号性的语言特征。所谓“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志，来源于规定，或者是约定成俗，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往往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但“央视新闻”的一些符号性特征往往因呆板、保守以及模式化而为人所诟病。2012年7月9日，央视在播出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的报道时，将米开朗基罗的著名雕像———大卫阿波罗的生殖器部位打上了马赛克。新闻一经播出，就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纷纷给名画、名雕塑穿上衣服。
相较而言，“微传播”也会形成“符号传播”的特点，却显得灵活而有趣、开放而直爽。2010年的好莱坞影片《盗梦空间》在中国内地热映之际，网络上就迅速流传出具有明显符号特色的语言句式，像后遗症一样影响着广大观影者，甚至是普通的网络看官。其格式为：“其实我是一个盗梦者，我的图腾是……，如果我……，那么我就是在梦里。”
由此格式而衍生出许多版本的“盗梦者语言”，成为当时流行的“传播符号”。这些语言通过QQ签名、手机短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又生发出诸多版本，影响呈几何级扩大。例如，其实我是一名盗梦者，我的图腾是一本“英语书”，如果我随便翻开一页，上面的单词我都认识（第一页除外），那么，我就是在梦里；其实我是一个盗梦者，我的图腾是食堂饭菜，如果打给我的瘦肉超过2两，那么我就是在做梦……
由上佳的“传播符号”可以衍生出诸多上佳的传播内容，犹如一轮明月；千江有水，则千江有月。在“微传播”中，好的传播符号不仅限于LOGO，还包括精炼传神的标语口号、直接入心的音乐和旋律等。
例如，“鸿忠抢笔”事件中，不少网友自发制作出“勿抢录音笔，可以找社长”的文化衫。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传播符号。由此想来，《南方都市报》的著名漫画《我们都脱了，该你了！》，后来被网友制成文化衫在网络上出售，并被定义为商业意义上的“布媒体”；“广西局长情色日记门”中，著名漫画作者图党制作的虚拟出版物《韩峰日记》封面……这些也都是“微传播”中的上佳“传播符号”。
“微传播”之所以独享青睐，得益于其极具人情味的特点。如果将“微传播”的内容比喻为箭镞，则看似柔情似水，却又无坚不摧。正如水弱于万物，而水滴石穿；情感才是真正无坚不摧的“穿心利箭”。
一直以来，传统的媒体传播中更为强调“喉舌功能”“宣传功能”和“教化功能”，对情感的切入点多集中于宏大叙事，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奉献和牺牲。而“微传播”则将注意力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小情感”，并在广泛而细微的传播中将其不断放大，最终实现“小情感”与“大情感”的交融与结合。
2013年的中国电视荧屏上，“婆媳”被各种“娃”所取代，《小儿难养》《宝贝》《双独家庭》《独生子女和他们的婆婆妈妈》《断奶》《独生子》《保卫孙子》《孩奴》《小爸爸》等陆续上演，掀起一股“育儿热”。
而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9]、陕西卫视的《好爸爸坏爸爸》、青海卫视的《老爸老妈看我的》等多档亲子类节目则吹起了一阵“清新之风”，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从播出第一期起，就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似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找到追看这档节目的理由。
那么，《爸爸去哪儿》这档电视节目何以在网络上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呢？这不仅是因为该节目在“限娱令”的背景下，弘扬了主流价值观，找到了集娱乐与公益于一身的定位方式与制作理念；还因为其以“微传播”的方式传递了“父性声音”，讲述了“家庭故事”，反映了“社会关切”。
“爸爸去哪儿”立即成为人情味十足的“微传播符号”，似一支情感利箭，直接穿透了人们心中最柔软和最忧虑的部位。其实，家庭情感和家庭教育，一直是网络热议话题，拥有广泛的“微传播”基础。而“爸爸去哪儿”则正中红心，点到了中国家庭问题的一个要害：爸爸去哪儿了？丈夫去哪儿了？
2012 年5月22日，温州大道上江路口，车水马龙。一名3岁的小男童开着一辆电动玩具车横冲直撞，过路的车辆纷纷避让。正在执勤的交警被眼前突现的一幕吓傻了，下意识地做了一个靠边停车的交通手势。没想到，这名小男孩居然也看懂了，还真的靠边停了下来。交警询问小男孩后得知，他要找妈妈，已经开着这辆电动玩具车走了两公里。后来，小男孩的爷爷赶到了现场，向交警连连道谢。
在这则新闻故事中，我们只看到了一名找妈妈的孩子、一件冷冰冰的玩具和一位年迈的祖辈。在这名男童问着“妈妈去哪儿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应该问一句“爸爸去哪儿了”？
新浪网在2009年的调查显示：在1988名被调查者中，60．7％认为“现在的孩子缺失父教”；在回答“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谁承担了更多教育责任”时，46．9％选择了母亲。
2008年，中日韩美四国的研究者发现：中国高中生将父亲选作第六倾诉对象，排在同性朋友、母亲、异性朋友、兄弟姐妹、网友之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5年“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被问到“空闲时间，你和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时，仅有6．9％的人选择了父亲，在被问到“内心的秘密，你最愿意告诉谁”时，仅有8．5％的少年儿童选择父亲。
可见，无论是在情感、陪伴、尊重、亲密还是在问题解决方面，父亲为孩子提供的支持都不多。这说明一些父亲在孩子成长中并没有承担应尽的家庭责任。而家庭亲子问题又直接影响到夫妻情感问题。
一项名为“2012中国人婚恋幸福感”的调查报告呈现了一组稍显触目惊心的数字：中国离婚率连续7 年递增；22～35 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北京、上海的离婚率已超过1/3。捏合在一起，大城市、年轻人，渐渐成了中国式离婚的主力人群。
而一个个破碎家庭的背后则潜藏着许多人在家庭观念上的冷漠。现代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加强，再加上现实生活的压力和新思潮的不断冲击，情侣、夫妻的二人关系问题逐渐成为现代情感问题一大主流。“七年之痒”“外遇”“网上婚外情”“亚出轨”等字眼成为两性关系中常常出现的关键词。
而“爸爸去哪儿”却可以独辟蹊径地引导人们从“育儿”这个角度来关注夫妻关系。曾有人发帖讲一对山东青岛的年轻夫妻因为喜爱玩网游而走到一起，但积累的家务琐事让二人有了隔阂，最终选择离婚。房子、孩子归属男方，双方都无异议。但提到电脑时，妻子坚持要手提电脑，并称“我没房子，你叫我搬着台式机在大街上打游戏？”而丈夫却绝不让步。夫妻离婚，不争孩子，却争电脑，既雷人，又寒心。“爸妈去哪儿了？”爸妈在电脑桌边，却不在孩子身边，身体近在咫尺，心灵远隔万里。试想，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如何能健康成长。
在这些经网络传播的事件中，都呈现出一个问题———“爸爸去哪儿？”只有将父亲的角色扮演好，才配得上父亲的身份。其实，从整个世界的社会分工、传统文化、家庭观念等方面来看，父亲的淡出已经不是孤立、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孩子的出生让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拥有了“父亲”和“母亲”的身份。而共同实施“育儿”的过程，既是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又是彼此在转变身份后的一种重要情感沟通模式与途径。
“爸爸去哪儿”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不仅因为人们从一档节目中看到了几段中国家庭的情感故事，还源于人们通过这些父子生活经历而感悟到了“育儿之不易”。由这些热议而形成的“微传播”，又从侧面上表现出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家庭“育儿主力”的母性之伟大和不易，既达成了父亲与孩子的沟通，又实现了丈夫与妻子的交流。作为一位父亲应该往哪儿去，作为一位丈夫又应该往哪儿去，热议之结果，不言而自明。
《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为中国“父性教育”提供了典范，而随后引发的网络热议和思考则进一步为其指明了路径———那就是“与孩子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