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释了民主问题。他强调资本主义发达的原因在于新兴的资本家利用了自由主义，在自由贸易与兴办实业的过程中，通过对劳动者的压榨，在自由的招牌下实现了社会资本向少数人的集中。同时，还造就了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的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32] 在这里，陈独秀揭示了自由主义政治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一不容否认的事实，触及了自由主义的致命疮疤，指出了自由主义并非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并对能够消除自由主义弊病的无产阶级政权寄予了深切的期待。
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为基础，陈独秀不再相信民主的全民性。他指出民主主义乃是资产阶级在从前用于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后来却变成资产阶级欺骗世人和把持政权的理论。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年代，民主主义曾体现出巨大的进步意义，这是不能否认的；即便在当代封建主义未倒的国家里，民主主义也是一面不容置疑的聚集进步力量的旗帜。但若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合乎全民意的、能够带来真正的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了。其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完全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 [33]陈独秀告诫人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代议政治的欺骗性，因为它们都是替资产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设立的，与劳动阶级的利益毫无关系。“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34]
可见，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奉若神明的自由、民主的虚伪性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对在其掩盖下的弊端作了无情的针砭，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民主所固有的阶级特色。从此以后，陈独秀民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色彩便很快淡化下来。
（二）劳动阶级专政思想的建立
既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理论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着其无法克服的弊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后的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要从其新信仰中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俄国特色的劳动阶级专政就成为陈独秀所仰仗的样板。
首先，陈独秀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工人阶级是最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是支撑社会的中间力量，若是缺少了工人阶级，人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也就无法生存。陈独秀的工人阶级涵盖面较广，包括种田的、裁缝、木匠、小工、铁匠、漆匠、机能匠、架船工人、掌船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陈独秀还把社会、职业、伦理等因素纳入阶级分析当中，进而号召打破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35]。显然，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已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因此，由广大的无产阶级来掌握政权、治理社会，在陈独秀看来就有其合理性。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让大众管理社会的各项事务还受着国民素质等因素的限制，但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的思想，仍然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
其次，陈独秀批评了德国修正派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劳动专政的论调。在他看来，若不经过阶级斗争和劳动阶级统治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为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即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以压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和法律不可能消除社会罪恶，因而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禁止一切对内对外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36]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使陈独秀不再相信民主的全民性。的确，民主从来都意味着一种制度上的保证，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在制度上作出的一种安排，永远也摆脱不了资产阶级利益护身符的本质，无产阶级若希望在这种体制下和资产阶级争利益，无异于与虎谋皮、绝无可能。因此，建立劳动者自己的政权，就成为陈独秀眼中解决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劳农专政政权的形势下，陈独秀劳动阶级专政的思想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告别了自由主义的启蒙立场，投身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力图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国民智识的尽快普及，走发达实业而不染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三、反思与对比：晚年对民主的再思考
陈独秀对民主的认识有着一段比较曲折的过程。在其早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怀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心理，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社会的推行，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和文明之路，可以救治中国的一切弊病；但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行径击碎了他的梦想以后，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它并非包医中国百病的良方，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很快转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倡实行劳农专政。但是，在离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他又再一次对民主包括党内民主进行了论证。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几年，除了世界大战，他更为关注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主问题。莫斯科审判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芬战争三件大事深深地触动了陈独秀，引发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以及苏联制度性质的深入思考。他通过对战争的观察，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了苏联的内外政策，以异乎寻常的洞察力，深入到苏联政治制度的内部，剖析了产生所谓斯大林罪恶的根源。从1940年3月开始，在对苏联经验进行了长达六七年之久的深入思考后，陈独秀打破了自1938年以来所保持的沉默，写了6封信和3篇文章，提出了他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这是陈独秀晚年思想中最为惊世骇俗的部分，至今依然发人深省。 [37]陈独秀的这些意见主要集中于他从1940年7月至11月间写的《给连根的信》《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两封书信、一篇文章之中。其中，《给西流的信》尤为集中而系统地阐发了他关于苏联经验的最终意见。就民主问题而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种对比：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
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异同，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还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人们出于革命的需要，往往笼统地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因而轻易地加以否定；同时，人们还朦胧地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不需要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吸取任何成分来完善自己。针对这一模糊认识，经过认真的思考，陈独秀阐述了自己对两种民主的看法。
首先，陈独秀认为不能够简单地把民主政治当做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包含的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内容，都是大众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民主不但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而且至今仍然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容。因此，对之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38]
其次，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内容上的继承性，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仅在于实施范围的广狭不一样。他指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39]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具体内容上和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上述具体内容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会沦为一具空壳；如果在无产阶级民主中不包括特别重要的反对党派的自由，那么，失去反对党派监督的议会或苏维埃的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
再次，陈独秀认为应该区别对待民主精神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要把民主精神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剥离出来。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固然应该团结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若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同时，把民主精神也一同反对掉，则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极有可能因为缺乏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而走上专制与独裁的道路。他同意列宁关于民主是对于官僚制抗毒素的观点，并认为苏联的教训正是在于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使斯大林有了实施个人独裁与专制统治的可能，致使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等在苏维埃政权内盛行，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对此，陈独秀十分肯定地指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 [40]
陈独秀在告诫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继承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和更真实的民主。前者对后者而言是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的抛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和斯大林执政期间的苏联一样，掉进官僚和独裁政治的陷阱里，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社会主义事业仍然需要加强民主建设，严格而规范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监督制度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们今天已经形成的共识。但在过去，人们往往因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仅把民主当做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只强调专政和集中，甚至将专政专到了共产党内部，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失，这是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就此而言，陈独秀能够在数十年前提出关于民主建设的正确见解，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