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把西方社会中重视实利的风俗习惯称为现实主义，并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了其形成的原因。他说：“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10]这种注重实利的现实主义态度对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十分巨大。陈独秀认为：“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 [11]陈独秀还认为“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 [12]而风行于欧洲的现实主义学说便促进了注重实利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这种社会风气恰好就是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反观突出人的感情和囿于虚文之中的东方民族，重家族而轻个人，导致人的积极性无从发挥，轻视实利的态度又给家庭潜埋下经济危机的祸根。因为，“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为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显然，这种重伪饰虚文的风气，带给家庭与社会的只能是百弊而无一利。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冷冰冰的法律治下缺少了些许温情，对实利的看重又突出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陈独秀还是认为这样可以使“社会个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确实，重实利的经济人是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也是法律治下的制度经济。这种重法律与实利的文化氛围，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张扬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奋斗精神，对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着积极的一面。但这种只重个人奋斗而不在乎社会整体利益的纯粹原子化的生存环境，也给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尽管能够从自身的奋斗中获取丰富的物质回报，但人们却无法避免原子化生存状态所带来的孤寂感和失去生命存在意义的负面影响。当然，此时的陈独秀，还来不及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尚处于弱小水平、工业化程度也很低的中国，面对迫在眉睫的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的压力，当务之急还在于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国的经济，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启蒙国民的思想，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也就成为陈独秀最初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合理的选择。要达此目标，西方文化所强调的法治与实利无疑就是拿来便可使用的武器。
第四，陈独秀还认为东西方在文明和风俗习惯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他认为东西方之间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中不如西，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同样如此。对东西方文明应持怎样的态度？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13]面对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迅速发展的西方文明，陈独秀不无紧迫感地指出：“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 [14]欧洲文明发展得这样迅速，其背后的原因又为何呢？对此，陈独秀认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15]和西方文明相比，陈独秀认为“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特有的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着特别优秀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 [16] 可见，在陈独秀的思想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西方文明代表了先进与发展，东方文明则意味着落后与保守。在陈独秀心中，文明的优劣立判。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也使得在两地之间生活的人们在习俗上有着较大的区别。陈独秀对此以东西方民族在对待时间上的不同态度作了说明。他认为西方民族极珍惜时光，而中国人时间观念差，把大好的时光浪费于闲聊天、睡大觉、下棋、饮酒上面。“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皙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 [17]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西方人珍惜时间。而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时间就不值钱。人们的生活、工作等社会活动都是慢节奏，以致“全国之人，习为游惰” [18]，这种民族惰性，阻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外，陈独秀还以青年审美观为例，强调了中西文明间的差异。西人以健壮活泼为美；中国则以“白面书生”为美。为此，陈独秀痛陈：“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 [19]而此种风气，使得“东亚病夫”现象有了产生的土壤。
第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教育思想上。陈独秀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及其发展，对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也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既然要提倡西洋式教育，就要明白光靠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是不算真正的西洋教育的；要取法真正的西洋教育，就必须把握西洋教育的精神，以此为指导下的教育才是真正先进的教育，而不是表面看起来像教育，而实际上不过是科举的翻版。那么，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到底为何呢？陈独秀认为主要有三 [20]：
其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陈独秀认为西方近代教育，从幼稚园直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式教育，处处循循善诱，开启学生的心智，培养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的智能得以自由的发展。反观我国教育，则是一种被动的和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在培养目标上把学生定位于当大学者，一心只要求其读万卷书而不根据学生的实际因材施教，只管拼命的灌输，忽视学生主动性的激发，结果教出来的学生大都缺乏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难以发挥学生的潜能，使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西方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欧美各国都重视职业教育，其所教功课，多与日常生活的知识与技能有关，这一切与实验主义的哲学精神在欧美流行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重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不像西方学者那样重视对自然现象的观照。这样一来，中国学生所学的知识就与社会实践的需要相差太远。当然，先贤遗文中的有价值部分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无帮助，但对自然现象关照的缺失则会造成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生产力提高速度的缓慢，这是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相背离的。
其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西方教育重视全身心的训练，而不只重视智力的提高。在西方，体育与艺术教育也占据着教育的重要地位，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与之相反，只重智育不重全面发展的东方教育，其培养出来的人多是书呆子。这种人缺乏强健的体魄，体形瘦弱，面乏精神，感官呆滞，比那跛聋残废的人好不了多少。对此现象，陈独秀感叹道：“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身心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 [21]显然，陈独秀对这种东方教育体制对人全面发展的制约是非常不满的，其试图改变这种落后于时代的教育体制的迫切心情也表露无遗。
总之，陈独秀在对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且就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言，西方文明无疑是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因此，文化改造的方向和标准在陈独秀心中就变得十分明确。
（二）中国文化改造的必然性
陈独秀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东方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化。由于西方文化对西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要促进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就必然要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传统文化，建立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的建立，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显得尤为迫切、尤其重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其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皆不发达，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还占据着统治地位，新思想还远未进入人们的头脑之中，因而改造旧文化，传播新思想就成为陈独秀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陈独秀对西方历史、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的通晓程度是其前辈无法比拟的，因而对西方文化的传播，陈独秀不仅做得更为系统，而且深得其真谛。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十分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并有能力拿起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切中要害地清算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的必然性认识，陈独秀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的：
首先，陈独秀从西方重法治和实利以及个人具有人格独立性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必须进行文化改造。他认为讲究法治的国家必然是与民主而不是专制联系在一起的，而个人对实利的追求也必须是在自由而不是专制的环境下才有可能，没有人格独立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其文化也必然要打上专制主义的色彩。陈独秀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看到了中国旧文化对新思想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阻力，看到了因国人思想太旧而使共和制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结果。他痛切地指出：“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22]充盈着伪饰虚文之举的旧文化，尊崇君主专制，一方面与重法治与实利的现代西方文明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又极大地压制了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形成。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国民，不但思维的空间受到约束，而且思想的内容也逃脱不了封建专制文化的范围，法制思想在他们头脑中是毫无踪影的，依附性人格的影子即便在其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他们缺乏创造性，但却愿意花精力在虚文中兜圈子；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奉圣贤之说，不敢越雷池一步，视法制于若无；他们安于现状，却不知国家已到了危亡的边缘。这一切皆是旧文化熏陶的结果，因此，要改造国民就必须先对旧文化进行改造。从西方文化重法制、实利和人格的独立性出发，陈独秀强烈要求把旧文化的一切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皆置于现实的审判台上进行批判，在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尺子下，不但要抛弃旧文化中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而且要抛弃物之不切于实际者。这些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的诳人虚文，在陈独秀看来，联系着中国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且“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早已成为旧思想寄居的寓所，即便是祖宗所遗留，圣贤所垂教，政府所提倡，社会所崇尚，也应断然抛弃。“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23] 由此可见，陈独秀深刻洞悉了文化改造的意义，也明确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旧文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