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有一个提出和形成的发展过程。2004年10月，胡锦涛在《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的世界”的设想。2005年4月22日，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的胡锦涛在大会演讲时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访问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进《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标志它已被确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识。到了这年的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思想理念，“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已经基本成熟。2007年10月，“和谐世界”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式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国际战略思想被公之于世。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主张应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
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谐世界的基本精神就是“和”。“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这表明，和谐世界应具有民主、和睦、公正、包容四个方面的特征。具体来看，民主意味着各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各国内部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和睦意味着各国应该携起手来，摒弃冷战思维，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实现共同安全；公正意味着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不能继续在存在各式各样歧视色彩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框架内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包容意味着各国应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体现了要建设和谐世界就要重视和谐发展理念的贯彻。
一方面从国别贫富差距来看，从全球化收益中获取更多利益的关键在于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而拥有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自身资源禀赋的垄断。具体来说，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和资金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求于发达国家。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发达国家同样会有求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如中国和印度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等。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富与贫的两端，应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如果任由目前的贫富差距存在并扩大下去，世界就会更加失衡，就不是一种最佳的存在。而要取得双赢、共赢的结果，实现各得其所，关键就是要找到在具体条件下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恰当地把握度，通过适当地妥协达到“和”的局面。对此，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应该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应该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应该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中国将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从国际非安全因素的消解来看，尤其应倡导和谐发展理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唯我至上的单一思维、极端思维的典型体现，与和谐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要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对此，胡锦涛倡导国际社会“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包容精神的重要体现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于文明的多样性的特点，胡锦涛提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倡导“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总之，贯穿着和谐发展理念的和谐世界思想揭示了世界未来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它超越了东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符合当今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和谐理念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问题上的鲜明体现。作为关于国际秩序的新构想、新理念，和谐世界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较强的超越性。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关于国际秩序的全新范式。它也是一种构想、一种倡议，是我们期盼的愿景和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有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赞许和认同，并付诸国际交往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它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已经对国际秩序的重建和调整产生影响。
（二）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深化了国家安全观的原则
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如果说，和谐世界理念侧重于国际安全的话，那么，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则涵盖了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的丰富内容，揭示了“人的安全”在当今时代国家安全中的根本性地位，在深层次上揭示了国家安全观的实质，深化了国家安全观的原则。
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将国际社会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转向深化为我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原则。“人的安全”是在非传统安全背景下提出的。长期以来，以国家为主体或本位的传统安全观一直把国家安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作为安全研究和关注的主要对象，将国家看成安全“容器”，国家安全也就意味着其中人的安全，个人的安全依赖于国家的安全。传统安全观虽然提及个人的安全，但它却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可能以牺牲人的安全为代价，在某种情况下，国家不仅不是民众的保护者，反而成为个人安全的威胁者，实际上，个人的安全有可能受到国家的威胁。因此，国家安全并不能代表个人的安全，单纯关注国家的安全不会使个人的安全得到保障。冷战结束后，由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现和巨大破坏作用，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所关注的重心虽然没有完全从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中摆脱出来，但开始转移到不同于传统政治军事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始认识到人的安全的重要性。人的安全成为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安全观念开始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人的安全提出的意义在于纠正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倾向，呼吁国家、国际组织、普通民众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考虑安全问题时以人为本。我国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是人的安全在广义概念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观，坚持以重视人的价值和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胡锦涛关于人的安全的关注，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中，因为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强调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胡锦涛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胡锦涛对人的安全的维护着眼于世界，立足于国内。2006年3月27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在强调生态文明，维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下，我国成功应对和处理了诸如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上半年的南方大旱及下半年的南方大水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禽流感”等重大疫情，展现出尊重生命、亲民的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数量直线上升，涉外领事保护案件逐年递增。2004年7月19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境外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保护。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发生印度洋海啸，在当地旅游的中国公民发生重大伤亡。胡锦涛高度关心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危，多次指示外交部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全力以赴，救助中国公民。近年来，中国还妥善处理了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救援等涉及中国公民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先后对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汤加、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成功地实施撤侨，凸显了中国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爱护。
总之，人的安全提出的意义在于纠正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倾向，呼吁国家、国际组织、普通民众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考虑安全问题时要“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新安全观强调，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终极目标，人的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与核心，正切中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要害，突破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安全观的束缚，预示着重要的安全思考和发展方向。
（三）注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结合，丰富了国家安全观的内容
在一般意义上，传统安全是指在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是指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涌现。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将非传统安全因素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并辩证地处理好各类安全之间的关系。针对这种情况，出台于2004年9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这就明确提出当前的“安全内容”既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传统要素，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并且，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为非传统安全因素增添新内容，丰富了国家安全观的内涵。由于我们一直比较关注传统安全因素，所以本部分主要就胡锦涛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认识做一研究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