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为战衣，乘坏车的野蛮国家，与在西岐的文王接壤。文王当时所治的周国，不论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声威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强盛多少倍。可是，文王为了行仁政，绝对不以兵戎相见。虽然犬戎经常有粗暴鲁莽的侵犯行为，而文王还是忍让着，不愿意生灵涂炭，以免苦了百姓。
以小事大，这属于明智之举。商朝末期，姬周诸侯由大王当政，这时周正在积极图治，而北方五帝时期就常常在边界上生事的獯鬻（xūn yù）——也就是后世匈奴的一支，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常常犯边闹事，周太王为了致力于内政，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不去和匈奴力争，而采取退让的政策，以免扩大战争，影响内政的建设。
越王勾践被打败后，只好对吴俯首称臣，忍辱负重，一切听从夫差的摆布，还献上了绝代佳丽西施供其淫乐，讨其欢心，以便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终于雪耻复国。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则，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就顺服强者以求生存。
以大事小的外交原则是“乐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是“畏天”的。这里的“天”，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上，也包括了人事在内。非人力所能违反的规律便是“天”，即天理。
以自己大国之尊去配合小国，就是顺应“天地生万物”的乐天心理，不愿意欺负小国。
以弱小的国势臣服于强国大族，不敢得罪大国，便是敬畏天理，否则，天地间的规律便不会允许你成功如愿。
凡是乐天者，效法天地的博爱精神，不以强凌弱的大国，结果一定四海归心，可以保有整个天下；弱小的国家如果能敬畏天道，服从强者的领导，不怀叛逆之心，就可能保住自己的国家。《诗经》上说：“害怕上帝有威灵，因此谨慎小心，故而得到安定。”这正是对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的。必须以敬畏谨慎的心理，适应国际上的大趋势，把握时间的契机，以维系自己的生存。
孟子讲到这里，齐宣王听得不耐烦了，说道：“孟老夫子，你讲的这些理论，太伟大了，太高深了。暂且不谈这些高远深奥的哲理也罢。”他不喜欢听孟子这些大道理，什么畏天戒慎一类的理论，在他看来，强权便是公理。因此直截了当地说：“寡人之病在于好勇，恐难服事他国。”
齐宣王这一打岔，话题就转了方向，可是孟子立即随着这个方向，继续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
《诗经？大雅？皇矣》篇说，当文王得到莒国无故进犯阮国的报告时，怒不可遏，立刻整军经武，出兵阻挠了莒国的进攻，迫使其退兵，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同时巩固了周国自己的国防，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这就是文王之勇，所以说，文王一怒，使整个天下人民得到安定。
孟子学问渊博，知识丰富，讲话时总是旁征博引，令人心悦诚服。在引《诗经》之后，接着又引《书经？太誓》篇：“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
引证之后，孟子紧接着对这几句话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天降生了一般的人，紧接着也替这些一般的人降生了君主和老师，这些君主和老师的惟一责任便是帮助上天来宠爱人民。原来天地之间，人民是最伟大、最神圣的，君主和老师的责任是帮助上天来宠爱人民，而不是来统治、奴役、压榨人民，人民是天下的主人，而不是君主的奴隶！……
在我国古代，君道与师道是平等的，二者要同时注意。后世再加一个“作之亲”。身为一国之君，不仅要作为民众的老师，教导他们，还要像父母待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处理行政事务时，要兼带教导之责与关怀之情。
四方之大，有罪和无罪者都由武王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过武王的本分而胡作妄为呢？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有所欠缺时，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缺陷。武王不仅管领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都负起教化、领导的责任，而且有宏大的气魄，一旦有人横行天下，就责无旁贷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没有横行的人，没有横逆的事。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以他一怒之下便调兵伐罪，把残暴的纣王灭掉，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后说，你齐宣王好勇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好的不是匹夫之小勇，而是像文王、武王那样的大勇，能有大勇的气魄，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来，那么有哪一个百姓不喜欢大王的好勇呢？大家只怕你齐宣王没有这样的气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