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此地的规矩，凡来的客人，不管是老是少，姑娘们一律尊称为“情郎哥”，当然，这里绝无女客涉足。这个称呼是不错的，无情怎能到这里来呢？但眼前这位万章却连半点虚情假意也没有，只是为演一出滑稽戏才不得不到这种不干净的地方来。演戏总得出台亮相，怯于登场，戏怎么演呢？又怎么能演得像呢？万章迟疑之后，健步跨入绣楼的朱漆大门，在姑娘的带领下前进。这里仿佛触目皆是玉——玉的墙壁，玉的地板，玉的天棚，玉的门窗，玉的楼梯，玉的栏杆，玉的器具，玉的装饰，因为这一切似乎全都晶莹透明。这些玉有洁白如冰的，有朱漆似血的，有碧绿如茵的，有娇蓝似天的，有灰白像烟的，有墨黑如漆的，色泽鲜艳，配合协调，光线柔和，给人以温馨陶醉之感。扶栏登楼，来到一间宽大的屋子，仿佛是今天的会议室或排练厅。屋角置一耀眼生辉的铜鼎，鼎内正燃烧着兰、芷、椒、麝等名贵香料，室内弥漫着醉人的异香。墙壁上张贴着数张裸体美女的画像，千姿百态，各卖风骚。这是真正的裸体，一丝不挂，不似当今的明星们，在要害处还加上一抹一缕的遮羞布。待万章步入房间，酒菜业已摆好，姑娘们欲招待客人共饮。酒酣耳热之后，客人将姑娘们围于中间，姑娘们开始调瑶琴，舞素手，为客人弹奏演唱。或专弹奏乐器，有似今日的民乐小合奏，或在丝竹伴奏下，有一窈窕女子歌喉莺啭地演唱，演唱者不时地载歌载舞，舞步轻盈，广袖飘飘。所弹，所奏，所歌，所唱，全都是各国的民歌，俚曲，自然以齐国的为多，这些歌词，这些曲调，优美而不轻狂，朴实而不粗俗，艳丽而不淫荡，致使听者出神入化，如醉如痴。
这里的主人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一身贵妇人打扮，她熟悉这几位巨商大贾，他们是专来听歌赏曲的，从不在这里住宿过夜，但却照给房钱，分文不缺，还每每有若干赏赉，因而招待得格外殷勤，不然的话，姑娘们哪能迎至河边，将客人挽臂接进来。
听了万章的回报，孟子心潮激荡，一连数日，饮食不安，坐卧不宁，大脑这台机器在飞速地旋转着，他在思考，在分析，在研究跟前出现的情形，即怎样看待齐宣王赴青楼听俗乐这件事，扩展开去，便是如何认识俗乐与雅乐间的关系问题。
孟子想，音乐是现实的反映，社会生活是音乐美的基础，既然社会发展了，时代大不同于以往，音乐也就不能泥古，不能死守着古人的观点、认识以及典章制度不变，应本着音乐为现实服务的原则，赋予它新的内容和生命。孔子曾以“兴、观、群、怨”概括了音乐的社会作用，并指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清楚地看到乐教比单纯的说教有感染力，而赋予音乐以伦理道德属性，比一般的音乐更富有感染力量，因而应该用仁义来充实音乐的内容，这样，利用音乐艺术能直接作用人的情感，体验这一特殊手段，使仁义深入人心，以推行仁政。因此他认为“仁言不如仁声”。音乐与仁、义、礼、智四德是相辅相成的，是有机的统一——仁之主要内容是事父母，义之主要内容是从兄长，智之主要内容是明二者之理而坚持下去，礼之主要内容是对二者予以适当的调节与合理的修饰，乐之主要内容则是从二者得到快乐，快乐既生，便无法抑制，无法休止，于是便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而这一切又都归于仁政，因此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孔子就曾强调“礼乐治国”，但他指的是先王之乐，是雅乐，提倡乐则《韶》、《武》，赞扬《韶》乐尽善而又尽美，但却认为“郑声淫”，“乱雅乐”提出“放郑声”，“恶郑声”，即他鄙视和贬低世俗之乐。可是凡雅乐能起到的社会作用，俗乐同样能够起到，而且民间音乐更富有感染力，更为百姓所喜爱。临淄之中七万户，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齐和卫以黄河为界，齐在河东，卫在河西，当齐之善歌者居于河西的淇水旁边的时候，卫国的人都会唱歌，同样，当善歌的帛驹居于高唐（数城在今山东省禹城县西南）时，齐国西部之民，无不能歌善舞。俗乐和雅乐竞争得相当激烈，俗乐不仅在民间和市民中非常活跃，而且冲进了宫廷。精通音乐的魏子侯，听古乐时正襟危坐，迫使自己集中精神，唯恐听着听着睡着了，像小学生听自己不喜欢的课一般，而听郑、卫之声，则毫不知疲倦。如今这位喜欢听集体吹竽的齐宣王竟到青楼妓馆去欣赏民间音乐。事实既是如此，就必须正视，必须研究，给俗乐以充分的肯定和必要的地位。
在过去，音乐只为社会上层所专有，而且等级森然，《周礼》规定乐队的规模和排列为：天子用八佾①，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只有天子能够享用四面之乐和六十四人的乐舞，否则便是既越。季平子系大夫之职，应用四佾，用四八三十二人的乐舞，但他祭祖时却曾“八佾舞于庭”，惹得孔子大为恼火，说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孟子想，音乐既是表现仁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就不应该为社会上层所专有，而应该普及到民间去，普及到民众中去，为全社会和全民所共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改变社会风化，及早实现仁政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