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孟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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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声震学宫 誉满乡里(4)

孟轲毕竟是年岁尚轻,开言吐语难以掌握分寸,他的这几句话确也说得太重了,且用词不甚恰切。正因为如此,它像一颗炸弹一样在老师们中间爆炸,炸得一个个目瞪口呆,那两位争吵者也被镇住了,戛然止住了吵声。这真是呀,金刚钻虽小,但却能够锯瓷器;秤锤虽轻,但却能压千斤。

一不作,二不休,孟轲索性讲了下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师者如此之狭隘,相互间这般不友好,将怎样教育培养学生呢?课堂所讲与课后所为,大相径庭,岂不是在培养学生具有双重人格吗?纵观古今,大凡仁人君子,无不勇于改过。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要求弟子们‘过则勿惮改’。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舜则更伟大,擅与人一同行善,能舍己之非,择人之善,乐博采众人之长而为善。舜自耕稼、制陶、捕鱼,直至为帝,无一处优点不是取他人之长。取诸人之长而为善,乃偕同他人,一道为善者也,故君子之德,莫大于偕同他人一道行善。”

孟轲讲完,略作停顿,以观察反应和动静。室内死一般的静,似万籁俱寂的夏夜。是呀,自己的学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心胸和见解,老师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默默地反思和痛心地忏悔。

因利渠畔有一姓朱的青年,与一伙人浪迹江湖,以卖假药行骗为业。其父多次教诲劝阻,该青年不仅不听,反而与之口角,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为父母者,多是望子成龙,批评教育,乃至严厉责罚,是在恨铁不成钢。儿子一旦误入歧途,则又希望其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金不换。朱老爹便是如此,他闻知孟轲是神童,小小年纪便深明仁道,颇晓礼义,且有辩才,酷似明医,凡病经他调治,必收药到病除之效,于是迫不及待地带儿子来请孟轲理喻。

孟轲心地善良,肯急人之困,以助人为乐,因而总是有求必应。他听取了朱氏父子的一场激烈争辩之后,说道:“造箭者莫非比造甲者生性更加残忍吗?倘非如此,为什么造箭者唯恐其箭不能伤人,而造甲者却唯恐其甲不能抵御兵刃而被人伤呢?巫医与木匠亦是如此,巫医唯恐自己的法术不灵,医术不高而不能治病救人,而木匠则盼瘟疫流行,战争频仍,以便棺材销路大畅,生意兴隆。由此观之,选择谋生之术,不可不慎重啊!孔子说:‘与仁共处,是美好的。安身之所任你选择,但你却择不处仁,这怎么能算是聪明智慧呢?’仁,乃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生民最安逸的住宅。如今你见利忘义,行骗害人,毁了多少身家性命,大不仁也!无人拦阻,你竟不肯行仁,是不智也。人生在世,不仁不智,只能为人仆役。身为仆役而以为耻,犹若造弓者以造弓为耻,造箭者以造箭为耻,你这江湖骗子,杀人害命,难道就不以为耻吗?倘能知耻,何不行仁施义呢?行仁者犹若射箭,射者需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放箭。射者竞技,互不相让,倘自己不能中的,不怨胜于己者,反躬自问而已矣。”

孟轲初开口时,那朱氏青年昂然挺胸,像一只斗仗的公鸡,大有理直气壮之势。渐渐的,他蔫了,垂首在胸,待孟轲的一席话讲完,他蹲于地上,双手捧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世上没有打不开的锁,不是用重锤,而用钥匙。没有万能的金钥匙,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好事,不翼而飞;坏事,不胫而走。孟轲在学宫里的表现,随着骀荡的春风,迅速飞跃了邹国的山山水水,传遍了峄山南北的千家万户,至于在学宫内外,在因利渠畔,则更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既通红耀眼,又炽热灼人。

课堂上,先生提出了疑难问题,学生们心似油煎,目光集中到了孟轲身上,期待着他的回答。

下课后,同学们蜂蝶恋花似地簇拥着孟轲,大家羡慕他,景仰他,都愿做他的好朋友。

餐桌旁,一家家老少正在进餐,长者讲述孟轲好学的故事,以激励教育子孙。

母亲们纷纷来找孟母,攀亲戚,拉近乎,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孟轲的帮助。

孟轲从街上经过,老人们在指指点点,赞不绝口。

不断有外乡人来访,弄得孟轲和母亲迎接不暇。

孟轲常被外乡学宫请去介绍经验,一次,他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笑脸说道:“羿之教人射,必拉满弓;同样的道理,学习者亦必要求自己努力拉满弓。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无规矩则难成方圆,学习者亦必循规蹈矩而行。”

有一年邹国大旱,农业歉收,到了秋天,税敛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有一姓陈的委吏到因利渠畔来征田赋,这位陈委吏颇有爱民之心,且工作极负责任。他忠于职守,从来都是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他来到因利渠畔,见民有饥色,婴儿嗷嗷待哺,妇妪出入无完裙,十分怜悯和同情,不忍心催逼百姓。可是,这是上方的差遣,自己的使命,而且来时与上司立下了军令状,不如数征齐,岂不是要打破饭碗,甚至于掉脑袋吗?百姓苦苦哀求减免赋税,陈委吏也向黎民谈出了自己的难处。孟轲在场,他挺身而前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天真纯朴之心,言不必句句守信,行不必贯彻始终,其作为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便是有德君子。”

陈委吏见黄口少年,竟有如此见地,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返回县衙,为民请命,为行仁义,哪怕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公元前369年,孟轲21岁。这一年的六月初六日,是公孙玺的七十寿辰,孟氏母子自然也要前来庆寿。这是一次空前盛宴,有应邀而来者,有高攀而来者,有感恩而来者,有庆祝而来者,他们中有贵族,有名流,有绅士,有官吏,有亲朋好友,连鲁、邹二国朝中大臣也来了不少。公孙将军以豪爽坦荡闻名遐迩,所以寿宴上自始至终洋溢着自由活泼的气氛,宾客们除致祝辞和开怀畅饮以外,还谈天说地,纵论天下政事。在众多高谈阔论中,孟轲的简短议论,含蓄而有分量,令达官贵人们咀嚼回味和深思。孟轲年轻幼稚,又无身份和地位,在这样的场所,本无他抛头露面的份,但公孙外公为了炫耀这位外孙的才华,硬是逼着他说上几句。尊敬不如从命,外公催促再三,他也只好冒昧开口了:“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距也,千有余载,然而,他们得志时的作为,却几乎一模一样,先圣与后圣,其路一也……”

孟轲的话音未落,忽有杯子落地的响声,与此同时,一个粗门大嗓喊了起来,一位赳赳武将挺身而起,向孟轲奔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