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风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
胡风先生：
信收到。今晚曾往访未遇，想是回乡了？但不知近状若何，很是记念。
我已决心脱离报社，来重庆五月，呼着极不自由的空气，虽然又换了一个和报社一样的环境，但这是一个回北方的机会。血迷的故乡的声音，我是时时想往的；尤其在疲惫和异常寂寞的时候。觉得还是做一个时期的实际工作为好，所以决心脱离垃圾堆一样的职业，再跑向山野去。路这个东西，我以为是长的，是看来简单直接，实际又是极弯曲迂回的。走起来时，是不唯要出一头一身的湿汗，而且要跌跤和挨投来的石子的，但这些也都该看成小事，才能搏斗，中国本来就不是一块完全光明的净土，新的要从旧的脱变。
下礼拜一不知是否回城，预备能在该日的晚上七时左右再往尊寓造访一次。希望能有一个再谈的机会。
要写的东西，我是尽可能的不放弃它，但预备能把轮廓写得广一点，所以想多思索一下，或者在离渝前，还可完成一个短篇，如是当希望能奉上请教。
关于《七月》一二三集的购买事，我也写了信去，但还未得到回音，预备再等一下再说。我仍住上清寺宿舍。匆此。
祝健！
植芳
三，七，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十一日）
风兄：
回到部队后接读来信，是很久的事了。但一直没能写复信，却是因为走的问题。现在，好了，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军队的生活，又告一个段落了。晚上月明风静，心平如镜，那么就写一封回信罢。真是，下次再提笔作书时，不知又在一个什么环境中了。
昨日看《大公报》上登的文协周年祭论文，想为兄所执笔，读后真是“感情如涌”，而又联带的想到兄上函中深沉的感慨。一句话：战时中国文士的悲哀，可说是人类性的悲哀。弟数年来深有感于在这样国度做“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一回事，惶论做有良心的文士？弟前函曾有“往后一个字都不写了”的话，就因为觉得做一个“配合”的文士，实在还不如去卖油条坦然而实在。甚至还不如这样体面。但话虽是这样说，人生到底是一件严肃而有意义的事，还是要用鞭挞的态度去度过，故兄的劝勉，实乃弟勇气之源泉。我常想，世界上最美丽的姿态，就是手执武器躺在战场之野的勇士的姿态。弟从前从军之中曾真实的看到这种姿态，衷心曾想，人生到此，可云满足的感到着。
旧作数篇，即请存兄处，不一定非要发表；其中兄认为尚可发表者，就请兄随便写个笔名发表之亦可。总之，任凭兄裁处可耳。陈守梅兄数年不候，不悉兄有否会到或通讯。
安定了再函告；现通讯处仍可由西安原处转。
即请：
著安。
弟 植芳拜
四，卅一。
贾植芳小传
贾植芳（1916—2008），山西襄汾人。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1931年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在《京报》、《大公报》、《申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
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9年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后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1944年4月，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从此专事写作，并协助胡风为《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
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因为胡风辩护，被宣布拘捕审查，1959年春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
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1966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1980年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1981年1月，贾植芳被通知恢复教授职称，随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次月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12月被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会籍。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贾植芳小说选》。1987年8月，在复旦大学退休，仍被聘为研究生导师。1999年9月，散文作品集《花与鸟》列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出版。2000年3月，与妻子任敏合著的《解冻时节》出版。贾植芳的著作还有《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1991）、《暮年杂笔》（1997）、《雕虫杂技》（1998），《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1998）、《写给学生》（2000）、《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2001）、《贾植芳致胡风书札》（2001）、四卷本《贾植芳文集》（2001）等。
四进监狱
贾植芳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实“写”得够端正的，以至于一生似乎“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由于天生傲骨，贾植芳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贾植芳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在监狱里他也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他的伯父吓得赶紧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还花钱为他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的贾植芳，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进。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警察登门“拜访”说：“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后来日本警察甚至由对他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后，贾植芳就回国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后来在徐州搞策反时，终于被抓进了日伪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贾植芳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第四次走进监狱。
第四次进监狱，是因为胡风。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他在神田的内山书屋，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贾植芳就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从此跟胡风有了书信往来。回国后，贾植芳辗转各地，跟胡风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直到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一家报馆谋事时，胡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抗战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时，在狱中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在“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而到了1955年“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还吟诗说是“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那时正是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一天，当时的上海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他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贾植芳回答说，胡风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局长大怒说，“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贾植芳针锋相对地说：“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高教局长最终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才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但贾植芳自己并不知道。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在法院里他听到法院宣判说“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此后，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但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贾植芳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经历了半世飘零，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之后，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追随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贾植芳的一生，也许就是对学者朱学勤这句话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