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东坡着手重修，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
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
王安石作品精选
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我王安石说：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议论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向您）硬罗嗦几句，（但）终究一定（是）不能蒙受（您）考虑（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是简单地给您写了封回信，不再—一为自己辩解了。再三考虑君实对我的重视厚遇，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现在详细地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宽恕我吧。
有学问的读书人所争论的问题，特别注重于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如果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大道理也就清晰了。现在君实您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决定），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为天下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至于（社会上对我的）那么多怨恨和诽谤，那是我本来早就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
【题解】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此篇《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观点，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