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姚辟书
姚君足下：别足下三年于兹，一旦犯大寒，绝不测之江，亲屈来门。出所为文书，与谒并入，若见贵者然。始惊以疑，卒观文书，词盛气豪，于理悖焉者希。间而论众经，有所开发，私独喜故旧之不予遗而朋友之足望也。
今冠衣而名进士者，用万千计，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则否，蹈道者，则未免离章绝句，解名释数，遽然自以圣人之术单此者有焉。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而曰圣人之术单此者，皆守经而不苟世者也。守经而不苟世，其于道也几，其去蹈利者则缅然矣。观足下固已几于道，姑汲汲乎其可急，于章句名数乎徐徐之。则古之蹈道者，将无以出足下上。足下以为何如？
【译文】
姚君足下：与您分别至今已三年，那天早上您冒着严寒，渡过深不可测的长江，亲自屈驾光临舍下。您拿出所写的文稿，带着名帖进来，像是拜见贵人一样。我起初又惊又疑，后来渎了文稿，感到文词充实、气势豪逸，于理不通的地方极少。交谈中您还论及五经，我听了有所启发，心里为老朋友没有忘记我，并能来探望我而暗自高兴。
如今，衣冠楚楚地名为进士的人，多得数以万千，其中有趋奉儒道的，有趋求功利的。趋求功利的人是鄙陋的；而趋奉儒道的人，却不免要分析章句，解释名数，于是其中就有人顿时自以为圣人的学术全在这章句名数。圣人的学说，强调的是修养自身，治国平天下，其要义在于国家的安危、天下的治乱，只是不在章句名数而已。而认为圣人的学说全在这章句名数的人，都是奉守经义而又不苟同世俗的。能奉守经义而不苟同世俗，那么它对儒道来说已很接近，而与趋利之人相去甚远。我看您本已接近于儒道，姑且急切地去探求要义，那还是应该的，至于章句名数方面，就慢慢地去研究吧。如果能这样，那么，古代趋奉儒道的人，将没有谁能超出于您之上。您认为如何？
【题解】
王安石以经国为志，一生致力于矫世变俗、治国平天下，于文则主张“适用”，强调“有补于世”。这封短信正体现了这一宗旨。姚辟时初为进士，学虽深而精于礼典，王安石对此不甚为然。信开头先谢其来见之诚，然由“惊”、“疑”而“喜”，亦尽见荆公之情。这就为下文便发微词留足了余地。信之关要处即从“进士”之名生发，正反相衬，层层推进，直言儒学要义，以章句名数为讥，进以经世之说。文章出语轻婉，转接圆矫，不枝不蔓，涵茹有致，充分表现其辨理透辟、语言简练的散文风格。
王安石小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随文宦游南北各地，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轻时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他于二十二岁中进士后，历任淮南推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等职，均能体恤民情，为地方除弊兴利。北宋嘉佑三年（1058）任支度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宁（今南京）知府，旋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即开始实施变法，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场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但由于司马光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新法在推行中屡遭阻碍，宋神宗也时有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再任江宁知府，次年二月复任宰相，不久又因维护新法得罪了神宗而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被朝廷封为“荆国公”。后人称其王荆公。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王安石与苏东坡
苏轼和王安石是分属两个政治营垒的政治敌人，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耿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