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传略
丁玲（1904—1986），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
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
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丁玲的“傲气”
施蛰存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载了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录音整理记录。在这篇谈话中，丁玲谈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在上海大学时的一些情况。
其中有一段说：“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这寥寥三句话，确是记录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姿态。她不说，我也早就感觉到，不过，在六十年之后，她还自己这样说，可知她的“傲气”，即使在当时，也是自觉的。
现在我要给这一段话做一个笺释，为丁玲传记作者或文学史家提供一点资料，也为爱谈文坛轶事者供应谈助。不过，先要交代一下这里所提到的五个同学。戴望舒和我，因为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和丁玲还有来往，可以说是丁玲比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带路而开始到茅盾家里去走动，但我不记得当时丁玲曾去过茅盾家里。王秋心、王环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们在上海大学，比我们高一班，他们是二年级，我们和丁玲都是一年级。王氏兄弟都做新诗，我们认识他们时，他们已印出了一本诗集《棠棣之花》，所以他们是上海大学有名的诗人。但他们和丁玲的来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离上海大学后，就去参加革命，听说在南昌起义后牺牲了。
在上海大学时，尤其是在青云路的上海大学，我们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学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王氏兄弟则连同堂听课的缘分也没有。丁玲说：“这些同学待我们很好。”这句话恐怕还是出于礼貌，因为我想不起当时有过什么“很好”的具体表现。倒是丁玲自己所说“傲气”，我记得当时是有所体会的。
丁玲的“傲气”，大约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女大学生的傲气。在一九二三年，大学兼收女生，还是一种新事物。北京大学早已向女生开放，上海却还没有几个大学男女兼收。当时男女同学的大学里，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进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当时我们班上一共只有五六名女生，我们空出两排坐位，每排三个双人课桌，她们坐满第一排就够了。第二排常是空着。偶然有女同学的朋友也来听课，第二排上就会出现一二个临时女学生。王剑虹是中文系二年级生，但有时和丁玲一起来听课。
我和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背后，因此同学半年，见到她背影的时候为多。只有在教师发讲义的时候，把一叠讲义交给第一排的女同学，她们各人取一张，然后交给背后的男同学。这时，我们才又一次见到丁玲的面相，有时也打个无言的招呼。
此外，我不记得和丁玲还有过课外交往，因为下课之后，男女同学各自走散。丁玲她们就住在教室楼上，据她的谈话，说是住在亭子间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和望舒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间里弄房屋，不上课也很少到学校里去。
尽管上海大学的学生差不多全是从文学革命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学之间，还多少有些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拘束。学校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之后，女生宿舍较为像样。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学，他就冒冒失失地闯进女生宿舍，坐在一位女同学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学的脸色。他走后，那位女同学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换掉。即此一例，就可以体会丁玲所谓“傲气”，这是一九二〇年代大学中女生对男生的“傲气”。
另外一方面，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学，崇拜的是施存统。施存统是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还只是“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王剑虹又和瞿秋白接近，终于和瞿秋白结婚。也许，从此以后，丁玲才改变了对瞿秋白的评价。在丁玲的谈话里，有二处提到瞿秋白。从前后二段的语气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情况。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了北京的“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胡也频，并与胡同居，又开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一时的小说。直到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才明显转向，从《水》开始，改变了她的创作方向。从这些现象中，的确有许多人以为丁玲的转向是胡也频牺牲的影响。但这回丁玲的谈话却说：“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又说：“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差一截。”这些话，我可以证明是真实的。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频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们俩接触的机会较多。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热心的是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传来，我们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烈士。当然，冯雪峰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谈起过。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的“傲气”的来历。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间，还有这种“傲气”，不过当时我们已彼此过从较密，她也有点收敛或隐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作者简介】
施蛰存（1905—2003），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
原名施青萍，生于浙江杭州。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将军的头》等小说。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文《无相庵随笔》等。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的《一九〇二级》、美国里德的《今日之艺术》。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4年出版《轭下》。1974年撰写《浮生杂咏》。1978年撰写《唐诗百话》。
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等的散文诗，编为《法国散文诗十篇》。2001年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2002年《施蛰存日记》出版。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
丁玲与瞿秋白
丁玲和瞿秋白初次相识于1923年，当时丁玲和挚友王剑虹住在南京，经施存统等的介绍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当时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瞿秋白的劝说下，丁玲和王剑虹入了上海大学中文系，由于瞿秋白的博学多才，他成了最受丁玲等欢迎的老师。然而让丁玲困惑的是，原本和她无话不谈的王剑虹好像总有什么事情瞒着她。原来瞿秋白和王剑虹正处于热恋之中，两人都写了许多炙热的情书，丁玲这才恍然大悟。后来丁玲、王剑虹、瞿秋白、施存统等九人都住在慕尔鸣路的一处弄堂。瞿秋白甚至还给丁玲写了一首诗，说她是安琪儿，赤子之心，感激她为他和王剑虹的恋爱所做的帮助。当丁玲看到王剑虹完全沉醉于和秋白的甜蜜生活时，心中很是茫然和失落，觉得自己应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毅然离开上海。不久丁玲在湖南老家得到王剑虹病危的消息，当她急速赶到上海时，王剑虹已因肺病去世，秋白也不见了踪影。
王剑虹病逝后，丁玲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去了北京，随后认识了胡也频。这段时间瞿秋白正忙于紧张的革命工作，和丁玲直接接触不多。却仍然经常给她写信，大约有十多封。据丁玲回忆说，这些信像谜一样，她一直搞不清什么意思，似懂非懂，丁玲认为这些信并没有直接地讲出秋白心里的话，他只把她当作可以倾诉的对象。瞿秋白在失去王剑虹后，感情也是十分低沉、悲恸的，他频频给丁玲写信倾诉自己内心世界的伤感，足以见出丁玲在他心中的份量，他完全把她视为一个知己。这些信直到多年后丁玲在延安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那里面隐晦、曲折的含义她才一下子明白过来。“那种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29年，丁玲根据瞿秋白和王剑虹恋爱生活的素材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韦护》，韦护是秋白的别名，也是韦陀菩萨的称呼，瞿秋白曾对丁玲说：韦陀菩萨疾恶如仇。多年后丁玲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秋白的文章《韦护精神》。当然丁玲在小说中把女主人公的结局改为失去爱人后重又振作起来。瞿秋白看了这篇小说，专门给丁玲写了一封信。信末署名就是“韦护”，他到丁玲家中作客时，还建议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取名“韦护”，称这是她的又一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