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传略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字子沅，安徽太湖县，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时父亲在湖南沅陵做官。自幼天资聪颖，6岁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1岁入小学，13岁就读于南京第四师范附属小学。1919年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受《新青年》的影响，开始赞同新文化运动。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清华文学社活动。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为家庭生活计，他学业未完，便于1929年8月回国，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
朱湘1921年在清华学习期间开始新诗创作。初期作品多收在诗集《夏天》（1925）中。作品《小河》等风格纤细清丽，技巧还较为幼稚。1925年以后，自觉追求新诗音韵格律的整饬，曾于1926年参与闻一多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诗镌》的工作，提倡格律诗的运动，并发表“我的读诗会”广告，努力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他的第二部诗集《草莽集》（1927）形式工整，音调柔婉，风格清丽，《摇篮歌》、《采莲曲》节奏清缓、动听，他的著名长诗《王娇》，注意融汇中国古代词曲及民间鼓书弹词的长处。这个诗集标志他诗歌创作的日趋成熟。朱湘出国前后的创作较多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对西方多种诗体进行了尝试。在后期，他多用西洋的诗体和格律来倾吐人生的感叹，其中《石门集》（1934）所收的70余首十四行体诗，被称为是他诗集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柳无忌《朱湘的十四行诗》）。其外在他其他作品中，还包含了有回环调，巴俚曲，商籁体，散文诗，诗剧等等，这些都是外来形式，和前期诗歌的格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朱湘的诗重格律形式，诗句精炼有力，庄肃严峻，富有人生哲学的观念，字少意远。其中，他的代表作《有忆》更是做到了闻一多所提出的“三美”主张——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朱湘还写过不少散文随笔、诗歌批评，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名诗。他曾用“天用”的笔名在1924年《文学周报》上开辟“桌话栏”，发表了关于《呐喊》、《红烛》等的书评。他的著作还有：诗集《永言集》（1936），散文和评论《中书集》（1934）、《文学闲谈》（1934），书信《海外寄霓君》（1934）、《朱湘书信集》（1936），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英国近代小说集》（1929）、《芭乐集》（1936）。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苏雪林
听说一切诗人的性情总是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诗人朱湘所给于我的印象也始终是神秘两个字。天才是疯癫，我想这话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记得民国十九年我到安徽大学教书，开始认识这位《草莽集》的作者。一个常常穿着西服颀长清瘦神情傲慢见人不大招呼的人。那时安大教授多知名之士，旧派有桐城泰斗姚永朴；新派有何鲁，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但似乎谁也没有诗人架子大。听见学生谈起他，我才知道他住在教会旧培媛女校里，有一个美丽太太作伴，架上书籍很多；又听见说他正计划着写这个写那个。斗大的安庆城只有百花亭圣公会有点西洋风味，绿阴一派，猩红万点，衬托出一座座白石玲珑的洋楼。诗人住在这样理想的读书与写作的环境中间，身边还有添香的红袖，清才浓福，兼而有之，这生活我觉得很值人羡慕。
但是，没有过得几时，我便发见诗人性情的乖僻了。他对于我们女同事好像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每逢学校聚会，总要无端投我们以几句不轻不重的讽嘲。记得有一次学校想派教职员四名到省政府请求拨发积欠经费。已经举出了两个人，有人偶然提到冯沅君和我的名字，忽然我听见同席上有人嘻笑着大声说：
——请女同事去当代表，我极赞成。这样经费一定下来得快些。
这人便是诗人朱湘。沅君和我气得面面相觑。我想起来质问他这话怎样解说，但生来口才笨拙的我终于没有立起来的勇气。后来我问沅君为什么也不响，她说这人是个疯子，我们犯不着同他去呕气。
二十一年十月间我在武大。有一天接到一封朱诗人由汉口某旅社寄来的信，信里说他要赴长沙不幸途中被窃，旅费无着，想问我通融数十元。这信突如其来，颇觉不近情理；况且武大里也有他清华旧同学，何以偏偏寻着我？但转念一想，诗人的思想与行动本不可以寻常尺度相衡，他既不以世俗人待我，我又何必以世俗人自居呢？那天我恰有事要到汉口，便带了他所需要的钱数寻到他的寓所。那旅馆靠近一码头，湫隘不堪，不像中上阶级落脚之所，粉牌上标着“朱子沅”。茶房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便立刻带着我向他房间里走。他说姓朱的客人问武大有没有人来访已有几次了。他真落了难么？我心里想，看他望救如此之切，幸而我没有怕嫌疑而不来，不然，岂不害他搁浅在这里。上了楼，在一间黑暗狭小的边房里会见了诗人，容貌比在安大所见憔悴得多了，身上一件赭黄格子哔叽的洋服，满是皱纹，好像长久没有熨过，皮鞋上也积满尘土。寒暄之下，才知道他久已离开安大。路费交去之后，他说还不够，因为他还要在汉口赎取什么。我约他明日自到武大来拿，顺便引他参观珞珈全景。问他近来做诗没有？他从小桌上拿起一叠诗稿，约有十来首光景。我随意接着看了一下：他的作风近来似乎改变了，很晦涩，有点像闻一多先生的《死水》。而且诗人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有头没尾的，同他的诗一样不容易了解，一样充满了神秘性。我闷得发慌，没有谈得三句话便辞别了他回山了。
第二天诗人到了珞珈山，仍旧那副憔悴的容颜，那套敝旧的衣服，而且外套也没有，帽子也不戴。我引他参观了文学院，又引他参观图书馆，走过阅览室时，我指着装新文学参考书的玻璃柜对他说：——您的大作也在这里面，但只有《夏天》和《草莽集》两种。您还有新出版的著作么？告诉我，让我好叫图书馆去购置。诗人忽然若有所感似的在柜边立住了脚，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本来凄黯的眼光更加凄黯了，答道：“这两本诗是我出国前写的，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新著诗稿数种现在长沙我妻子的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处呢？”
他说着又微微一笑。我不知这笑是轻蔑，还是感慨，只觉得这笑里蕴藏着千古才人怀才不遇的辛酸与悲愤，直到于今只须眼睛一闭，这笑容还在我面前荡漾着。我们行到理学院，恰遇着王抚五先生迎面而来。我因为他们曾在安大共事，便介绍相见。诗人神情之落寞，与谈话之所答非所问使得抚五先生也觉得惊疑。
诗人去了的第四天，忽有投朱霓君名片来访我者。相见似甚面善，问之才知就是朱湘夫人。据朱夫人说，她接丈夫的信说在汉口失窃被旅馆扣留，她今日从长沙早车赶来，则他已于先一天走了。临走时告诉茶房说他到珞珈山访苏某人，所以赶到我这里来。茶房又说诗人落到旅馆里时，仅有一床薄薄的毡子，一只小小手提箱，每天除起来吃两碗面之外只拥着毡子睡觉，他们都说这是个仅见的行踪诡秘的客人。我将一切经过报告朱夫人，并说他此刻大约已返长沙，回去一定可以寻着。和朱夫人一番谈话之后，才知道他们夫妇感情从前极好，现在则已破裂，这些时正在闹着离婚。朱夫人又说他丈夫在安大颇得学生敬仰，他要是好好干下去，他那外国文学系主任的位置，一辈子也不得动摇，无奈他性情过于狂傲，屡因细故与学校当局冲突，结果被辞退了。失业以后，南北飘流，行踪靡定，家庭赡养，绝对置之不问。朱夫人说到这里伸出她的一双手，说：“苏先生，你看，我现在带着两个小孩寄居母家，自己做工维持生活，弄得十个指头这样粗糙，我境况之痛苦，可想而知，而他一概不管，这也是有良心的男人干的事么？”我劝她道；“大凡诗人的性情，总有些随随便便，否则也不成其为诗人了，我劝您还是担待些他吧。”朱夫人又诉说她丈夫种种古怪脾气和行径，我愈觉得诗人不是寻常的人，至少也有点神经变态。朱夫人说当她和丈夫同住在安庆时，有一次她因事归宁，寓中儿女托丈夫管理。某儿大病新愈，他每日强迫他吃香蕉一枚，孩子吃不下也要填鸭子似的填下去，不到几天这断乳未久的婴儿竟得了消化不良的病而夭亡了。安庆城里没有自流井，人家用的水都由大江挑来。某年夏季，朱夫人觉得挑水夫太辛苦，每桶多给工资数十文，诗人就同她大吵，说她这样优待挑水夫，一定同他有什么关系。他领到学校薪俸，便尽数供给他那闲住北平的哥嫂。他自幼没有父母，由哥哥抚养大，所以怕哥哥比父亲还甚，哥哥有一天打得他满屋乱钻，躲到夫人绣房里，哥哥还追进来揍了他十几拳，他竟不敢还一下手，但对夫人却很暴戾，动不动以声色相加，所以家庭空气很不平静。我才知道从前以为他们是一对神仙伴侣，这猜测竟错了。天下事外面看来如花似锦，里面一团糟的，往往而有，这就是一个好例吧。朱夫人回长沙后，诗人陆续寄了许多诗来，好像他有了新作品总要抄一份给我看似的。信上地址与朱夫人留下的不同，我才知道他回去并非住在丈人家里。
诗人的行动对我本已是一个闷葫芦，自从听见他们琴瑟不调的消息，我的态度愈加慎重，他由长沙赴了北平，不多时又南下而至上海，来信报告行踪，我均置之不覆。来信常请我代他的作品介绍发表的地方，好像他在文艺界没有什么熟人；又好像他是个新出茅庐的作家非有人担保则作品无人接受。起先我觉得他过谦，有时甚至疑他故意同人开玩笑。后来听见他似乎患着一种神经过敏的病，总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轻视他，欺侮他，迫害他，不肯赏识他作品的好处，不肯让他的天才有充分的发展的机会，才知道他写信同我那样说，倒是由衷之谈。
大约是三个月以后吧，朱夫人第二次到珞珈山来找我，身边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后来我知道就是小沅。她说诗人近来要实行同他离婚，她生活可以独立，离婚后倒没有什么，只是孩子失了教养太可怜，假如有人能够替他在武大找个教书的位置，解决了生活问题，则夫妇的感情或者可以恢复。她并说武大从前曾有聘请诗人来教书的意思，现在假如去见见王抚五先生，也许有成功的希望，我知道武大教授由教授委员会聘请，私人荐引没有多大用处；况且现在也不是更换教授的时候，但朱夫人既这样说，我也不便阻挡，当时就替她打电话给王先生。恰值王先生因公外出，约有几天才得回山，朱夫人等不得只好悒悒而去，听说诗人有一个哥哥在武昌做官，她想去找找他。
二十二年的十月，诗人又到了武昌。这一次穿的是灰色条子土布长袍，头发梳得颇光滑，言语举止也比较第一次镇静，他说自于安大失业后就没有找着事，现在生活恐慌得很，不知武大有没有相当功课让他担任，我教他去寻他清华旧同学时方高诸先生也许有办法。他临去时，又嗫嚅地说武大的事假如不成，他要到安大去索欠薪，但可恨途中又被小偷光顾……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又拿了一笔钱给他。又请他到本校消费合作社吃了一碗面，替他买了一包白金龙的烟，一盒火柴，他以一种几乎近于抢的姿势，将烟往怀中一藏，吸的时候很郑重地取出一支来，仍旧将烟包藏入怀里，好像怕人从旁夺了去。我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可怜的诗人，一定长久没有嗅着烟的香味了。
听说诗人果然找到方先生家里要他为曹邱生，果然没有希望。三天后他又来访我一次，恰值我进城去了，他坐等了两个钟头才走。自从这次走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了。
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呢？社会虽然善于压迫天才，但已从许多艰难挫折中奋斗出来的他，不见得还会遭着青年诗人Chatter-ton同样惨澹的失败。他，正像他夫人所说只要肯好好干下去，安大的教席是可以与学校相终始的，而他居然为了一点芥子般的小事与学校决裂。大学里虽站不住，难道中小学不能暂时混混？清高的教授地位虽失去了，难道机关小职员的职分不可以勉强俯就一下？他同他夫人从前爱情如此浓厚，后来变得如此之冷淡，这中间又有什么缘故？听他夫人所述种种，似乎家庭之失和，他负的责任较多。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甜蜜的家庭走上饥饿、寒冷、耻辱、误解的道路上去？这个谜我以前总猜不透，现在读了他死后出版的《石门集》才恍有所悟，他有一首诗曾这样说道：只要一个浪漫事，给我，好阻挡这现实，戕害生机的；我好宣畅这勇气，这感情的块垒，这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