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宗融夫妇回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淑在上海郊区南翔立达学院教书。1936年3月，罗淑夫妇去看望巴金，巴金与他们谈起法文翻译的事，问他们能否译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诺后，巴金就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今译《怎么办》）法文本给他们翻译。一个多月后，罗淑就将她的译稿交给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一年的9月，罗淑给巴金送来她写的小说《生人妻》。巴金本来就很重视培养作者，见到文学新人无不大力扶持。如今这位同乡创作了小说，非常高兴，给她提了些修改意见，鼓励她继续写作。罗淑本名罗世弥，巴金帮助她修改这篇稿子时，给她取了个“罗淑”的笔名，并将这篇《生人妻》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号上。
《生人妻》问世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写作，接着罗淑又发表了《刘嫂》、《桔子》和《井工》等小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宗融应聘到四川任教，此时罗淑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与女儿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罗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让他的弟弟给罗淑买了船票，送罗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后，罗淑于1938年2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少弥，却因产褥热不治而辞世。
噩耗传来，巴金非常悲痛。为了纪念罗淑，巴金将罗淑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生人妻》、《鱼儿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创作集。还亲自为这些集子写了编后记。
罗淑逝世不几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对孤儿孤女。巴金和萧珊就将罗淑的一双儿女接到家里抚养，一直供养他们大学毕业。至今这对姐弟如同巴金的亲生儿女一样。
痛斥兵痞
在罗淑的亲友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农历2月15日，风和日丽。罗淑和十多位同学到青羊宫去赶花会。刚刚走出二汕庵门，忽见几十个佩盒子枪的弁兵蜂拥着一个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面走来，拦住了女学生的去路。这帮不怀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脸，围着女学生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学生们惊惊惶惶，往后躲藏不迭。罗淑本来走在后面，见了这般情况，就挺身上前，义正辞严的对为首的那个人说：“你这个人太岂有此理，怎么怂恿兵丁如此无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应当自爱。”一个马弁大吼：“这是我们的石旅长！”罗淑说：“我们是文庙街一女师的学生，将来是要做教育学生的老师的。你既是一旅之长，就应当懂道理，为人表率，把为国为民的事放在心上，为什么这样不知礼仪？奉劝阁下好好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话说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带着兵丁们走了。这时老百姓才围过来说，女先生真了不起，刚才那个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军阀刘文辉的干儿子，无恶不作的。罗淑听了，也有些后怕。回到学校，校长批评罗淑说，这种事可一不可再，万一出点事情，太不值得。罗淑说：“人是战斗的动物，我们十来个人被他们围住，若不背水一战，怎么脱身呢？”
罗淑作品精选
轿夫
记得是在一个暑期里，因为一时的高兴，答应了几个住在辽远的L县的同学，一同到她们的家乡去过夏。只给家里通了个信去，并不等候许可，就同着她们走了。
起初的两天是坐木船。可是在船上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潇洒，平静，因为我们搭着的是一只装载菜油往下河去的货船，蔑篷终日给阳光炙得火烫，舱底的油蒸发着强烈的熏人的气味，而且搭客太多，起居上也深感到不便当。于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我们便商议改走山路，虽是多了一日的路程，免不了要受她们家庭的埋怨，但是有我这一个外客，凡事只往我身上推，不就什么都干净了么？等到早晨船靠了一个市镇的时候，我们就上岸去，在这里雇了四乘凉轿。
没有上轿以前，我们叮咛轿夫说：“四乘轿子要接连一起走，不许隔得太远，有赶不上的，走拢了不添酒钱。”
于是四乘轿子，八个轿夫，热热闹闹地拉了一长串，在满是树木的山道上蜿蜒地前进。
轿夫们全都很驯良，又因许了他们到家后多把小费，供给一餐饭食，所以他们就格外地殷勤。
我们一路上耽搁着，只要有好风景的地方，或者看见了一些不曾见过的花木，总把轿子停了下来，逗留好些时候才肯再走。要是停轿的地方有人家，他们就趁着我们向乡里人买东西的时候，向人讨碗凉水，几口吞完之后，再打一个欠，坐在突出地面的大树根上，石头上，抽着旱烟低声地闲话着。从那不善掩饰的目光里，我猜想得到他们谈话的主题是我们，可是我拿得定，那是不含着任何恶意的：我们没有像穿黄衣服的兵大爷，时刻用枪柄在他们干柴似的骨架上敲打，也不像着长袍大褂的老爷们，惯于用口唾和脚头对付他们。
“我看那两个轿夫的模样有些特别。”
一次下轿来买甘蔗，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这样说。随着她的视线，我望了一下立在一棵庞大的古松底下的抬我那两青年轿夫，他们正在对着一群找野食的鸡抛石子。
“有什么特别呢？”我问。
“你仔细看看，我也说不出他们的特别地方，总之，我觉得他们的确有点异样就是了。”
我又仔细再看，这一次仍然没有发现他所谓的特别的地方，只不过他们不像别的六个轿夫一样打着赤膊，身上老是挂着一件给汗水灰尘糊紧了的褴褛的衣裳，除此，便是他们的眼睛比较其余的要显得温和一点罢了。
“没有什么希奇，还不是一个样子？”
我的朋友便不再说什么。
我的轿子本来是在第三，渐渐地，第四乘冲上去了。我招呼我的轿夫说：
“快点呵，看看你们就要跟不上了，叫前面的等一等吧！”
“赶得上的，不要他们等！”他们似乎不愿意输气。
话虽这样说，他们的脚步分毫没有加快，而且不到多久，连前面的三乘轿子的影子都几乎望不见了。我很着急，不断地催促他们赶快走，可是无论怎样，我总是和前面的人愈隔愈远，终于他们在我的视线中不见了踪影！
太阳已经沉西，灿烂的彩霞失掉了鲜明的颜色，路上的行人也少了，这时起了一阵凉风，全山的树木全都披头散发的抖擞着，似乎在欢迎临近了的温柔的夜。
我不住地叫苦，身上的汗直淌，心像要跳出腔子似的那末难过。我在轿里蹬脚大声地喊道：
“等到了店子再给你们算帐！……叫你们喊他们等等，你们偏不叫！……这样配当轿夫吗？坏东西，明天不要你们抬，我另自换人，呵！我另自换人！”
“呵呵！小姐，你生气！老实地讲，我们跟得上他们男子汉么？老天偏又不给我们这些人多生两只脚……”前面的一个说。
“什么？你们是女人？”我惶惑地问。
“不是女人是男人？”后面的一个咕噜道。
我的一团怒气完全给这几句简单的话语消除得一丝无存，我由不得随口问了一句：
“为什么女人也要跑来抬轿子呢？”
“哈！哈！哈！我的老天爷，为什么！……”后面的一个大笑说。
“为肚皮呵！小姐！”前面的一个接口道。
这句话一完，两个人合拢又是几声哈哈。
这种笑，在她们也许是单纯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夹杂着讽刺，夹杂着血和泪，愤怒和呼号，它使我发起呆来，我木然地任她们把我抬着在苍茫的暮色里缓慢地走着。
弄堂里的叫卖声
风雨不改，每天总有许多卖零食的小贩到弄堂里来叫卖，如像瓜，糕饼，香豆，素火腿，酸梅汤之类的东西。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特别声调，有的声音尖锐得震耳朵；有的又懒，又长，又低。听去好似一个人在说梦话，又好似烟瘾没有过足，提不起神，而又不得不喊几声的样子。还有的叫里带着唱，很可以使一个初次听见的人发笑。
最讨厌的莫过于卖茯苓糕的人，不管你午后躺一躺或是夜里正要入睡的时候，他总要用那凄厉的，哭一般的声音把你惊醒，那时要是手中有东西，真说不定会向他扔去，但是，一想，算了吧，别人为着要吃饭，拚着不结实的喉咙在做广告啦！
他们的声音虽是不好听，却有着无上的魔力，往往这些声音一来。弄堂里的孩子们就嘈杂起来：哭的哭，闹的闹，跑的跑，各人去向各人的母亲要铜钱买，等到妈妈被缠得不开交了，于是，铜子飞进小贩的袋里，他的货物的一部分移入小孩的手里。
交易成功：挑担的，拿木盘的，各自满足地叫着走开了。
黄昏，太阳失掉了它的威力。善于讨好的凉风，把所有躲在屋里的人们都欢迎了出来。过道成了会集所。到处有的是谈话。
“我的大孩子昨天肚泻了一次，今天还没全好！”
“呵！……小三也有些发吐呢……”
“天气太热了，大人都吃不消，还说小人……”
是的，天气过热，容易使人发生病症，不过，那些叫卖的声音过多了，作兴还会使几个作母亲的人哭呢！
但是卖零食的若是不叫卖，或者他的孩子的母亲又会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