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真
贞：
如果你们未走，纵然危险，大家在一起，我也心安。现在时常想着你在挂念我们，我也不安了。我早已想起搬到乾面胡同一层，但安全得了多少，也是问题。今天己找勋侄来，托打听旅行手续。同时将应用衣服清理一下，放在箱里，作一准备。现在只有津浦一路可边，听说联运可以从北平直到汉口（续讯此点不确），这倒也方便……方才彭丽天（注：清华大学教师）来说他也要回家，我已约他与我们同行，这来，路上有一帮忙的人，使我放心点。不然，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好了，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不过，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万一时局三天之内更恶化了，那就根本走不动。不过照目下情势看来，多半不至如此。写到此处，又有人来电话报告，消息确乎和缓了，为“家”设想，倒也罢，虽然为“国”设想，恐非幸事。来电所拟办法，大司夫与赵妈都同意了。威焕章与吴妈大起恐慌。我答应他们：我走以后，在名义上仍旧算雇他们，并且多给一月工资，反正时局在一个月内必见分晓，如果太平，一月内我们必回来，否则发生大战，大家和天倒，一切都谈不到了。这样他们二人也很满意。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够了，我的牢骚发完了，只盼望平汉一通车，你们就上车，叫我好早些卸下做母亲的责任。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写到这里，立勋又来电话，消息与前面又相反了。这正证实我所谓消息与消息相抵的事突。于是又作走的打算了。碰巧孙作云来了。你知道他是东北人，如果事态扩大，他是无家可归的。我忽然想到何不约他到我家来，我向他提出这意思，他颇为之心动。这一来路上又多一伴，我更可以放心了。立勋明天再来，他个人不愿走，明天再劝劝他。鉴、恕二人因受训未完，恐不能马上就走，我已嘱立勋明天上西苑去打听。万一他们能早走，那就更好。总之，我十分知道局势的严重，自然要相机行事，你放心好了！
多
七月十五灯下
（注：此信写于1937年）
闻一多小传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他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在西仓坡宿舍门口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亦身受重伤。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中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也因此被撤职。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
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名人婚恋
闻一多与高真
1922年冬天，闻一多从北京清华大学回到家乡，在喜庆的鞭炮声中，与高真举行了婚礼。
高真与闻一多是同乡人，是一位文淑、朴实的姑娘，在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一年书，就失学在家了。闻一多的这一亲事是父母为他选择的，而他见到高真，就非常喜欢她的性格，同情她的处境，更爱她的勤劳。高真也为自己有了这样一位才华过人、抱负远大的丈夫而高兴。他们亲亲热热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闻一多就返回北京了。半年以后，闻一多赴美留学，直到1925年才回国。当他在北京国立艺专刚找到一个任教的职位时，就立即将阔别三年的妻子接到北京。
20多年间，闻一多和高真一直相敬如宾。虽然历经颠沛流离，严风苦雨，仍然坚贞不渝。高真一直没有在社会上做工作，她始终肩负着主持家务的重担，使闻一多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和工作。婚后，他们共有五个孩子，家境每况愈下。高真精打细算，吃苦耐劳，常常为一斤粮食、半斤青菜而东奔西跑。
抗日战争期间，闻一多任西南联大教授，靠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闻一多常常起早贪黑刻制印章或兼课，挣点钱来补贴。高真更加简朴勤劳，为了节省，她自己缝洗衣服、制做鞋子，还领着孩子在门前的山坡上开了一块荒地，种上蔬菜……有时，家里实在没钱了，高真就带着孩子们去挖野菜来充饥。
闻一多也时刻不忘关心妻子。除了生活上的补贴，还经常帮助高真学习文化知识，向她讲述国内外的形势和民主等革命道理。每当夜深人静，夫妻俩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块读书学习，议论天下大事。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心连心，情更深。
闻一多作品精选
最后一次演讲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