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过一篇《倒提》，说洋人在租界优待动物，不许倒提鸡鸭，“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这些“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是“没出息的”；又说“我们的古人”想到过“人民的倒悬之苦”，却“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廖沫沙对“没出息”之说不以为然，作《论“花边文学”》一文，力诋“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但对于引起争议的由头，即“不许倒提鸡鸭”，行令者是否只有租界的洋人，就没有过“我们的古人”呢？他却未置一词。
鲁迅视廖沫沙的文章为“暗箭”，特地将“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花边文学”四个字，作为自己文集的书名，以志不忘，又在文集的序言里对廖进行了反击。这场笔墨官司我并不觉得多么有味，后来它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案，就更加使我觉得可怕了。语云“不贤识小”，这里便来识一点小，“我们的古人”其实是干涉过倒提鸡鸭这件事情的。清同治年间，海宁人陈其元著《庸闲斋笔记》，卷四末一则云：
先大夫署福建光泽县时，邻县某因禁私宰梏杀牛者，而以牛肉环置架上，暑腐臭烂，熏蒸致死。渠因生肖属牛，故爱牛同于骨肉。……宋徽宗时，宰相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谕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元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本命也。明正德朝，下诏，禁天下食猪，盖武宗以“猪”与“朱”同音，为犯国姓也。古今事无独有偶者乃如此。
“元延祐间”在鲁迅作文前七百二十余年，都城（今北京）便曾经禁止过“倒提鸡”，犯者有罪。延佑皇帝（元仁宗）生于至元乙酉，酉属鸡，于是禁止倒提鸡（没有提到鸭，此与北方少鸭应不无关系），和某县令属牛禁杀牛，宋徽宗属狗禁屠狗，明武宗姓朱禁杀猪一样，都是迷信，也是统治者以意为法的表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说明“我们的古人”也曾经“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鲁迅在这里是失察了。
鲁迅说：“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命运；然而它不能言语，无法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租界上的洋人和大元朝的皇帝，大约也是这样看的吧。愚如我者却不禁要想：若是再搞运动又要将我吊起来，自然是宁愿头朝上顺吊，怕脚朝上倒吊；“鸡鸭这东西”的感受则殊难揣测，顺提是提脖子，倒提则提腿脚，究竟哪样更难受，哪样算“无益的虐待”，除非轮回入畜生道去亲历一番，还真无法回答。
五七年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一直从事体力劳动，也曾在长沙市毛家桥“鸡鸭仓库”干过活，“经手”过的鸡鸭成千上万，所以知道“鸭提颈根（脖子）鸡提脚”乃是常规，这里根本不存在是虐待还是善待的问题。当然，这样做乃出于人们的经验，是从操作便利出发的，并未站在鸡鸭的立场上考虑，但无论是提颈根（顺提）还是提脚（倒提），都不曾发生过将鸡鸭弄伤弄死的情况。
如果我是一只鸡，当然希望在丛林中自由地饮啄。如果我是一只鸭，当然希望在池沼中自由地游弋。既不幸成了家禽，食人之粟，即不能不成为人之盘中餐，当然还会希望能遇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抱着我一步一踱，这比“倒提”的确要舒服些，虽然他踱着也是将我“送进厨房，做成大菜”——但范进又岂是人人愿做、人人能做的呢？
现在的刑法和治安罚则中，都不见有惩办倒提鸡鸭的条文，可见元朝的禁令和租界的法规，并未能行之久远，这也是“理之固然，势所必至”的。善哉清雍正帝之言曰：“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这是雍正三年八月上谕的话，见《听雨丛谈》卷八。当时诸臣奏请将臣民穿戴逾制（超等）者一概禁止，雍正却不准行。穿戴逾制与倒提鸡鸭毫不相干，雍正的话却好像是有意讲给“不许倒提鸡鸭”者听的。
在夺权不择手段、杀人翻脸无情的暴君中，雍正是最令人憎恶的一个。但他知道禁令并非万能，“必其能禁而后禁之”，这就比“明知法不能胜”偏要执法的愚蠢的统治者聪明多了。大元皇帝和租界洋官不更多地关心民生疾苦，却来禁止本不必禁事实上也禁不了的“倒提鸡鸭”，不管其动机是想当慈善家还是爱自己的“本命”，总是庸人自扰。文人要表示爱国爱民，或宣传“文艺政策”，或者想抑人扬己，做文章其实也可以选另外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