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人“不通”,很不客气了。汪中评骘时人,称其“不在不通之列”,似乎更不客气。但他又说,“读书十年,可望不通”。杨钧《草堂之灵》引此语后,接着说王先谦辈看书五年,自称无一不通,实在无一可通,举其补注《汉书》为例,曰:
读《汉书》遇不可解处,偶翻王先谦《汉书补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补注之功,究在何处?
读书“遇不可解处”,尽力求解仍不得解,即是汪中所说的“不通”。此种境界亦不易达到,汪氏便费了十年以上的功夫。而求解之一法,便是多看前人的注释。但如果我所能解者“彼亦明晰”,我不解者“彼亦茫然”,这种注释便不能够帮我求“通”,只能使我仍处于“不在不通之列”的地位。那么,作这种注释的人,实际上恐怕也比我高明得不会很多,顶多能够把六字考语的头一个“不”字去掉罢了。
《草堂之灵》所指出的《汉书补注》的毛病,近二十年来的注释夲是更加多,也更“小儿科”了。短文不能长说,只举一句为例:
时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于汉皋孙氏枕流漱石之馆。
这短短的一句话竟出了六条注,“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汉皋”、“枕流漱石”之类人人尽皆可解的(最多一查工具书便可解,如道光三十年之为公元一八五零年),都不厌其详“明晰”地注出来了;而我所不解却又很想能够得解的“孙氏枕流漱石之馆”究在“汉皋”何处,作者又为何住到这馆里去了呢,作注者却似乎和我一样“茫然”,只以“不详”二字敷衍了事,让读者去拿石头打天。
读书尤其是为书作注,总要求通。尽力以求,还是“不通”,也就罢了,但这注也就大可不作。如果硬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拼命去抄工具书或前人的笺释,品格那就更低,虽然比起连抄都不晓得抄的来还要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