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本是统治者的一种性格,表现之一是对下诛求无度,督责过严,《礼记》所云“苛政猛于虎”,《诗序》所云“哀刑政之苛”,都是这个意思。人们谈起专制时代的文禁和文网,便少不得用上这个“苛”字,因为它是明朱洪武、清雍正和所有暴君统治的特征。
历史上的文人都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对象。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毁害韩非、建议焚书时,也显得那样的“苛”,那样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脑袋钻进“核心”,成为了统治者,不复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当上丞相的李斯,最终还是斗不过厮役出身的赵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杀时对儿子说的话:
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很有形象思维色彩,仍是文人本色当行,但紧接着挨的拦腰一刀,却比韩非吞毒药还痛。
李斯为名利所驱,紧跟秦皇,不得不身体力行,虽可恨犹有可说。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竟还有这样的文人,他一不是当朝一品,二不是文化班头,并没有挤入统治者的行列,为君为师的责任全都没有,吃着自家的老米饭,偏要以文化监察御史自居,对文人和文事的态度甚至比统治者更“苛”,《养一斋诗话》的作者潘德舆便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例子。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清道光举人。其《养一斋集》中有诗话十卷,有云:
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盖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此诸人非小疵也。
公然要将曹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律枪毙。
说他妙不可言,妙就妙在力主严办的同时,却又说“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仿佛执行的政策仍然是“从宽”。看来,曹操在铜雀台上玩几个女人,阮籍跟酒家老板娘吊吊膀子,宋之问和沈佺期犯一点“经济错误”,这类问题本可“不论”。那么,为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些千百年流传不朽的名作,却必须“一概不选不读”呢?唯一的理由,便因为这十个人是他所说的“乱臣逆党”。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里,这十个人都有专条,除了对宋之问、沈佺期二人的“人品”(这却是养一斋认为“宜宽而不论”的)略有微辞外,并未作任何否定的评价,更无一人被戴上“乱臣逆党”的帽子。陆机、潘岳、谢灵运、陈子昂、宋之问五人确实是被杀的,但或死于政局纷争,或死于仇敌告讦,或死于冤狱陷害。且不说他们没有举兵造过反,即使真正造过反的人,如黄巢、牛金星,恐怕也不能永远说成是乱臣逆党吧。阮籍、沈约和范云等人,不过在统治者倒台后没有以身殉职,用春秋笔法来说就是“事过二主”或“身历两朝”(沈约则身历过宋、齐、梁三朝)。如果这就算是“逆”,又该如何评价一九四九年成群结队的起义将领?何况阮籍他们只是逆来顺受,并未举旗起义或弃械投诚呢。至于曹孟德,他倒没有身历两朝,只因他儿子在他死后取代了不中用的汉献帝,他就成了名单上的头一名,这里真用得着聂绀弩的警句,“奸臣曹操是篡贼曹丕的儿子”了。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一边称讨贼军,一边称靖逆军,然而“贼”和“逆”都是打击对方的口号。你可以这样叫我,我也可以这样叫你,究竟谁是贼谁是逆,老百姓是不会明白也无须明白的,只求能在炮火连天中草间偷活就是如天之福了。文人如不做“可怜跑死阮忠枢”,到某一边去领薪水,也大可不必操这份心来搞明白吧。
这里说的有点离题了,其实我的意思不过是,所谓乱臣逆党奸贼匪帮的帽子太大,当时压得死人,过后看来却往往并不那么合式。正如过去国民党说共产党领苏俄卢布,一把手要“国际”指定,代表大会也要到莫斯科去开,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九年后这些说法又成了反革命的毁谤和污蔑,是非岂不是颠倒过来了么?
尤其是在只论诗文,而不是帮古人写档案作结论的时候,似乎更不必要把当时就未必很对头的政治帽子从历史灰土里捡起来,双手捧着硬往已经不能作声了的古人头上戴,也就是说,不必那么“苛”。
潘德舆做八股只考上一个举人,他的《养一斋集》也没有多少人读(至少我没读过),偏要替汉献帝、司马昭来出气,讨伐他们的“乱臣逆党”,欲令普天下之人都“不选不读”曹孟德、阮嗣宗的诗文。究竟他是不甘寂寞,还是心理失衡呢,不便妄加揣测。但不管怎样,朱洪武、清雍正都没有禁止,顶讲究“诗教”的朱文公亦未加指摘的这些文字,他却要如此气愤填膺地反对,一副悻悻然不共戴天的样子,称之曰“苛”,总不至于十分冤枉。
中国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种遗传病,对于暴政从来俯首帖耳,社会生活中遇横逆之来亦退避唯恐不及,唯独对于同类却“气”特别盛。文网稍宽时,生怕大家呼吸轻松,总想制造一点能够锻炼成文字狱的材料出来才甘心,好像统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过似的。这可以称之为想“苛”的瘾,不知道几时才能根除。
历史上文人吃“苛”的苦头太多了。如果文人还要帮统治者挖墈寻蛇,不断地从活着和死去的同类中找“乱臣逆党”,不断地把禁书的单子开出来,那么,文人作为一个整体,挨整只会挨得更加厉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文人谈起来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记》明明写着,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数,也是在“案问”时“互相告引”攀扯出来的,大约是最初被“案问”的人觉得别个没有被“案问”,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瘾。
统治者的事不好说,我只希望被统治的文人们对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为世间多留下几篇“月明星稀”之类的文字总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能只读《养一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