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化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球会”“运动会”等等。一时间校内社团“相继勃起”，乃是当时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清末民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仅仅在学术思想界，就涌现出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大批优秀人物。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我们这个时代理应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何况当代家长的望子成龙之心比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教育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的这个判断是在阅读当年的历史资料时逐渐形成的。最近看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其中有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写的部分日记，又给我添了新的佐证。
澄衷学堂是宁波籍富商叶澄衷（原名叶成忠）在一八九九年创办的。一开始，这个学堂只收宁波籍贫寒子弟，后来规模稍大，就突破了这个限制。胡适是一九〇四年到上海求学、一九〇五年由梅溪学堂转到澄衷学堂的。关于该校的情况，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所介绍。他说：“澄衷共有十二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这时候还没有严格规定的学制，也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可说前六班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一开始，胡适进的是东三斋，相当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升入东二斋，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第二年又升入西一斋，也就是高中二年级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中所收的日记，就是在西一斋时写的，因此尽管澄衷学堂不能叫做澄衷中学，但编者将它命名为“澄衷中学日记”，也还说得过去。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记的写作时间为一九〇六年，它比我们以往看到的最早的胡适日记——《藏晖室日记》“己酉第五册”（一九一〇年）还要早四年，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珍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为我们了解胡适的成长以及比较两个时代的教育提供了依据。
日记从光绪丙午年正月二十（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三日）开始，至同年六月初六（七月二十六日）为止，共九十余篇。按照现代人的想法，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学习方面。但当时的学生不是这样。开学以后，胡适在课余时间并不是埋头读书，而是频繁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如下记录：二月初十日（阴历，下同），“为本斋自治会第一次开会之纪念日”；二月廿五日，“拟阅书社简章程稿”，大约十天以后该社成立；二月廿九日参加“集益会第五次常会”；二月三十日有人邀请他发起“理化研究会”，他估计没钱购买仪器，故辞之；三月初一，“本斋自治会开第三次常会”，集益会开第一次特别大会；三月初二，西四斋的小同学要发起讲书会，自治会推举胡适为他们拟定章程；三月初四日，有人又发起“算学研究会”……为此，他在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从本斋自治会成立后，其他班级又成立“东二自治”“西二励学”“东三自治”各会。此外尚有“理化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球会”“运动会”等等。一时间校内社团“相继勃起”，乃是当时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粗略统计，在这九十多篇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有五十篇左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胡适至少每隔一天就要参加一次重要的社团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校内的，也有兄弟学校的，还有安徽旅沪学会的。从日记中看，许多活动是在学校和家长（胡适幼年失怙，年长的二哥负监护责任）的支持下进行的。为什么老师家长们不要求孩子们刻苦读书，反而鼓励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呢？这就涉及学生自治问题了。多少年来，学生自治的真谛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以至于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以为是与学校分庭抗礼，让学生为所欲为。其实，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按照陶行知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给出的定义，所谓学生自治，就是结成社团，让“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呢？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有利于社会稳定。
大家知道，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要求被治。不过，自治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如果学校不注重培养学生自治的能力，那么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是公民。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陶行知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一国当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我想，所谓“刁民”就是这样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自治是一件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第二，提倡学生自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团体意识和合作精神。
中国人历来被讥为一盘散沙，不能合作。为此，有人说我们打麻将可以，打桥牌不行；有人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还有人说中国人是典型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没水吃”。相比之下，在英国却有这样一句谚语：“一个英国人是个呆子，两个英国人是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个不列颠帝国。”为什么中英两国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有些人想从东西方文化上寻找原因，却总是不得要领。
还是当年储安平在《英人·法人·中国人》一书中分析得好，他说：英国一直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许多事情都由人民自动组织经营。但是，要做好一件事仅仅有组织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家通力合作。英国人虽然沉默寡言，不善应酬，但是他们的合作能力却是举世公认的。一般来说，英国人对团体都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和责任心，为了团体的利益，他们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并充分发挥自己在团体中的作用。英国人这种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的能力，是在长期的公民自治环境中养成的。没有自治，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人们就无法克制自己，也不能与别人合作。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和合作，不是盲目服从的结果，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储安平认为：“有组织合作能力的社会，必定征服无组织能力无合作能力的社会。”这是英国率先强大，中国积贫积弱的真正原因。
第三，学生自治有利于形成一种负责任、守纪律的好学风，并进而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
当今社会对下一代都过于“关爱”或曰溺爱。最常见的例子，一是孩子上小学家长要送，孩子上大学家长还要送；二是学校为了维持秩序，宁肯雇佣保安，也不依靠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对学生能力的忽视，是对学生的人格缺乏信任。过于“关爱”的结果，很容易让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对其成长有害无益。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们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中培养负责任、守纪律的人生态度。
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认为，“学生自治，有四大责任”：一是提高学术程度的责任，二是加强公共服务的责任，三是产生文化的责任，四是改良社会的责任。人们常说只有不好的教育，没有不好的孩子。如果青少年不守纪律、缺乏责任心的现象比较严重的话，那就要在教育上找找原因了。试想，在一个严格管理、严密管教和充满不信任的环境中，又怎么能够让青少年遵纪守法，并对学术文化、公共事务和改良社会负起责任呢？没有学生自治，不要说移风易俗，就连良好的学风也很难形成。比如现在学校里考试舞弊现象相当严重，从本质上看，显然与学生自治的缺席有关。
在日记中，我还看到当时有一本英文版的《国民读本》，当年的外语教学完全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为了应试。胡适将其中一些重要的话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句话是：“自治者乃治人之第一着手处也。”那年胡适才十五岁，他对学生自治的重视，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年人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