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逛商场时，常常看到属于孩子们的玩具，奇形怪状，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布娃娃、电动小汽车、会飞的电动飞机、奥特曼、玩具电动车，那是我童年时没有见过的稀奇之物，有好多的玩具即便成年的我也不知道怎样去玩。
那些玩着玩具的孩子们，也并不见得是怎样地快乐。我曾熟识的一个小男孩，他的玩具堆了整整一大间房。我问他是否快乐，他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庆幸了，庆幸自己有过一个快乐的童年；虽然，那时的我几乎没有什么玩具。
我们那时剩下的只是快乐。
五六岁时，我能自由自在地奔跑时，我就跟在大我几岁的伙伴们的屁股后边，他们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有时他们走快了，我就小跑。他们厌烦了我，呵斥我让我回家，我总是恋恋不舍。队里有个友青哥，很会用弹弓打鸟雀，一弹一个，我们就跟在他身后，争先恐后地帮他提打下来的鸟雀，生怕他将不主动的人赶了回去。后来他有了火药枪，跟着他的人就更多了，因为他可以用火药枪打野兔野鸡，我们的好奇心就更浓了。
对机器，我们男孩总是更有好奇心的。队里的抽水房常常是我们玩耍的地方。一部柴油机，用皮带连了抽水机，轰隆隆地响一会就从井里抽出了水来。水，冰凉冰凉的，我们自由地洗起脚丫。有一天，村子里出现了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族里的松哥驾驶着，很神气的样子，我们就跟着拖拉机跑起来。跑来跑去，竟然有了二三十个孩子，居然还有几个长辈也在后头跟着。手扶拖拉机冒出柴油烟味，我真觉得是一种清香。多年以后，我还恋着这种烟味，有拖拉机走过，还时不时地凑拢去嗅上几下。
八九岁时，觉得自己能够找到快乐了，就不情愿跟在人家屁股后边了。年龄相仿的几个小伙伴，便常常聚在一块，把玩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白天，我们可以玩玻璃弹球，“打老虎”。在地上挖三个洞，一人一颗玻璃弹珠，看谁的弹珠最先进完三个洞，就成了“老虎”，“老虎”是可以“吃人”的——再次碰撞到谁的弹珠时，那个弹珠就成了“老虎”的胜利品。有小伙伴的衣袋常常破洞，大多是玻璃弹珠太重的原因造成的。
可以“跳房子”。在地上画成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就成了“房子”，再捡上一片瓦片或者一片瓷碗底，将它磨得圆溜溜的，这个小东西叫做“溜拜”。单脚站立，踢着“溜拜”向前进，看谁先到达终点就是胜利。“跳房子”的优胜者是可以有资格做“拖尾巴”的，“拖尾巴”可以帮不会“跳房子”的人来跳，直至让后进者跟上来。
可以滚铁环。用铁丝弯成个小圈，就成了铁环。再用一小截铁丝弯成“V”字形，连上麻梗做成的把手，推着那铁环在地上滚动行走。滚得时间长，那铁环不倒地，就会有伙伴羡慕。有时找不到铁丝，我就偷偷地撬下木桶上的铁箍，照样能行，而且比用铁丝做的铁环更好使。不过，之后得偷偷地将铁箍再还原，不然，就没有了下次。
还可以“玩国字”和“甩三筒”。用两张纸折成国字形的东西，我们就叫它“国字”。国字有正反，正面朝上放在地上，尽量少些缝隙严实一些，你再用你的国字用力地拍打地上的国字，如果拍翻了，那就成了你的胜利品。有时，我们连着好些天都在做这个游戏。父亲见了，说：“赌什么呀，这样输赢有什么意义？我给你一本书，想要有多少纸就有多少纸。”但这些话并没有停止我们的国字游戏。后来我想想，这样成天地“玩国字”，不正锻炼了我们的臂力？也可以不用大力气来“玩国字”，几个人一起玩，每人出几个国字，谁最多谁先甩，在课桌上甩，如果谁甩成三堆，那就全部成为他的战利品了。这叫“甩三筒”。“玩国字”我没赢多少，但“甩三筒”我赢了不少，一个抽屉也难装下。队里的又华哥，至今都还欠我二百多张纸哩。也玩过“飞镖”，“镖”是用一张纸折成的三角形小东西，略微弯一点，朝天一飞，散在地上，然后用手扇，谁将“镖”给扇翻了就属于谁。
更简单的赌便是赌纸博。照样押单双，但我们下的是纸，一本正经的样子。也真正看过大人们的赌博，人挨人人挤人，挤进人缝里去看了几眼，桌上是满满的钱，有人用筷子将桌子分成两半，一边是单一边是双。赢了的人喜笑颜开，输了的人哀声叹气。
常常想唱歌，但是没有人来教。于是总是时不时地哼上几句歌，即使走调，也丝毫没有害羞之色。队里有个叔伯祖母，替我用竹筒竹叶做了个小乐器，能吹奏出悦耳的声音。人家管这小乐器叫“喇叭”，我听不大懂却叫它“哑巴”。我于是常常央着那叔伯祖母替我做，我不知怎么称呼那叔伯祖母，倒称呼她“哑巴奶奶”。后来长大了遇见她时，也呼她“哑巴奶奶”，好是亲热。
肚子饿了，我就会到厨房里去找吃的。家里常常有两三碗菜，干盐菜、柞胡椒和盐豌豆。我们拿了纸张，折成筒状，然后装了这些食物来吃，津津有味。逢年过节时，当然会有更好的食物了。端午节，会有族里新来的女婿送来油条包子；元宵节前后，母亲会做团子吃。但父亲母亲是不会让我们一下子吃很多的。我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等到父母出工做事去了，我和二弟会集体行动。有一次偷团子，团子放在厨房的梁上，我站在饭桌上也够不着，于是在饭桌上又加了个小板凳。等到用手够着梁，小板凳却翻了，我被悬空吊在了房梁上。我用手紧紧地抓着，慌忙让站在下边的二弟去找爷爷。一会，二弟将爷爷从菜园时找来，我才得以安全救下。团子没偷到，胆子倒吓破了。后来，这个故事也就成了笑料。
砌房子是我喜爱做的事儿。很小的时候就蹲在一旁，看瓦匠叔伯们将一块一块零散的砖头变成新房子。我就心想，我要是能砌墙多好啊。就找了个厚铁片当做砌墙的瓦刀，然后呢，在自家的屋后，选择一块还算平整的的小空地，开始砌墙。砌墙得先和泥，我会在近旁挖个小坑，用小盆端来水，借助母亲用来锄草的锄头和泥。泥和好了，也还是得找砖头的。砖头在房前屋后都可以找到，只不过大多是半截的了；如果找得到整块的砖头，那会欣喜半天。开始砌房了，我的目标并不大，所砌成的房子只不过一个平方大小，高也不过一米多些。但我砌的房子也还讲究，有门，有窗，还能容人进去，当然最先进去的是我自己。最后，还得给房子盖上瓦。我用的椽子是麻梗，所以是承受不住真正的瓦的——那是家里农田里用过的塑料薄膜——再压上几个瓦片，以防让风吹走塑料薄膜。房子做好了，我就盼着下小雨。下小雨的时候，我就会到我的小屋子里避雨。那种心情，甭提多高兴了。但不知为什么，后来我也没能成为建筑师。
“树叶青，放风筝；树叶落，打陀螺。”春光明媚，春风拂面，我们会拿出自做的风筝出来，一路奔跑着将它放上蓝天。风筝并不是风筝，是用报纸折叠成蝌蚪样的小怪物，我们叫它“瓢伢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心情。一阵奔跑之后，它总会飞上天的。我们就比赛，看谁的小怪物飞得高。虽然只有几个小朋友，那时也会成为欢乐的海洋。但我最喜欢打陀螺。我们的陀螺不是现在的小朋友在商场买的五光十色的玩意儿，我们的玩意儿只是用木头削成的——找个圆柱形的棒子，用锯子锯下一小段，再用刀慢慢地削尖。照样，陀螺拿出来时，抽上几下后，也要看谁的转得时间长。我总是担心我的会出丑，就不停地做陀螺。其实也还有个秘诀，就是在陀螺的尖部安放一颗小弹子，这样它的转速会提高许多倍。好多次放学后，我快速地做完作业，就到处找结实的木棒，开始削陀螺。削完一个了，总觉得不满意，于是又来削一个。父亲那时上课时，就常对不用功的学生说：“你们看，我们家的小子，削的陀螺只怕有一箩筐了吧，他还是每天不停地在削哩……”这话儿我真不知道那时是在表扬我还是在批评我，但后来我在书上读到爱因斯坦小时候做小板凳的故事，心想，这和我做陀螺的事儿不是一样么？后来我也没能成为爱因斯坦；我也永远不会成为爱因斯坦。只是我的陀螺，永远旋转在我的梦中。
小时候的我也有经济头脑。我不到十岁，但我专门种过两三年箆麻，居然也有些经济效益。我小时候迷上了小人书，也叫“娃娃书”，学名叫连环画。但父母是很少给钱去买的，我只得自己想办法。我不知听谁说，箆麻可以换钱，我就动了这个念头。春天的时候，在房子前后，只要是空地，我就会丢下一两颗箆麻籽。然后，我就隔三差五地去看看，看它们发芽了没有，有的还给它们浇浇水。等到发了芽，我还得细细看看苗，如果有一处有几根苗的，我就将它们移开一点。长到一尺高的时候，就不用操心的了。只用等到秋天时，箆麻成熟，将箆麻籽摘下。就是这摘箆麻籽有点小麻烦，那箆麻叶上有一种专门蛰人的小虫子，我们叫它杨辣子，绿绿的，潜伏在绿色的叶子中间，只要你一碰它，就会火辣辣地疼。我好几次被杨辣子蛰过，但是一想，摘下箆麻就会有精彩的小人书了，也就觉得一点也不疼了。看过许多的小人书，我也会讲故事了。大我一点的炎垓叔曾在路边卖茶，我和他弟弟普垓叔是伙伴，就常去那玩，于是常在那讲隋唐英雄的故事，让他们兄弟好一阵歆羡。曾经，我的小人书积攒到三百多本，一一地编号，供伙伴们借阅。这成为了年少的我炫耀的资本，也成了我敲开文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那些小人书，至今仍搁置在我老家的楼上。
乡下的夜晚，是我们小孩子们最热闹的时节。哪里有电影了，这种消息就会长了脚一样四处传开。我们早早地将家庭作业做完了，等着有大人或者大我们一些的哥哥姐姐带着我们去看电影。那时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到场了，人家先放加映片，是和农田有关的，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大多是战斗片。不用说，我们都猜得出结果，肯定是我们的解放军打赢。也有不打仗的片子，总是提不起我们的兴趣。但有好几次，正放映精彩的战斗片《虎胆英雄》，一回头，我们看不到那些个带我们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了，于是就到处找。好多时候就在田边地头找到他们，他们正成双成对地在说着话。我们就哭着说：“有话平时在家不是可以说吗？非得看电影的时候说？让我们急死了。”大哥哥大姐姐们只是笑，说“你长大了就会有这样的话的”。有时，到地方了，却没有电影，于是就有人开始骂人，骂那些骗人的家伙。回来的路上，照样高高兴兴，要是有人问看了什么电影，就会有人答：干走白路小英雄。呵呵，白白地走了一遭，还真是小英雄哩。
冬闲的时候，有好多的村子会请人唱皮影戏。只要不远，我们也一定要去凑热闹的。皮影戏我们是看不大懂的，尤其是那哼哼咿咿地唱，像永远没有完的时候。只是有小丑出来的时候，那唱戏的人就叫一声“大小人来”，我们知道有好戏听了，这时候我们就竖起了耳朵，听个仔细，看那小丑怎样插科打诨，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们的兴趣在吃瓜子。只用五分钱，就是一大包瓜子。几个小朋友分着吃，也要吃上一大会儿。有时候也知道，今日演完了《薛仁贵征东》，明天会是《薛丁山征西》，那里面有个武艺高强的女英雄樊梨花。多年以后，皮影戏的情节一个也记不上了，倒还是记得那香香的瓜子。
在冬季，我们有一个固定节目是“放野火”。我们来到田野，来到河堤边，点一把火，烧得枯草“吱吱”作响，我们心里也乐开了。到了北风凛冽、雪花飘舞的时候，我们并不怕冷，在雪中堆雪人、打雪仗。雪化时，在屋檐下摘冰钩吃，手冻得红紫红紫的，却依旧笑呵呵地。
有哪家娶新娘子了，我们一定会成群地跑去看看，扒着窗户看。我们看着那新娘，我们不知道新娘是不是漂亮，但我们知道新娘子的床上是有小红包的，好几个伙伴就从新娘的床头摸到了红包，有二分的，有五分的，还有一角钱的。但我一次也没有摸到过。有牙齿缺了的伙伴，被他的母亲强行拉着进了新房，让新娘伸出手来摸他的牙床，他母亲就说，牙齿就要长了，牙齿就要长了。胆大的伙伴也同着大人们去接亲，走得老远老远地，腿酸了也不敢出声。
少有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在大人们中间，偎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说一些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懂的一些话。要是在夏夜，我们是可以点了火把，去水田里抓泥鳅的。在竹竿一端绑了密密的针，另一端用手拿着。夏夜的泥鳅是会出来透气的，用火把照着，再用绑了针的竹竿对着它用力地敲去，那滑滑的泥鳅，就钉在了针上。一个晚上，运气好的话，是可以抓上好几斤泥鳅的。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玩，尤其是有月亮的夜晚。有逞自己力气大的人，走到那笨重的石磙跟前，用双手从石磙的一头用力地掀起，赢得众人的一阵喝彩。要是伙伴不多，有月亮，刚好肚子又饿，我们就会商量着去偷瓜。瓜是金黄金黄的甜瓜，还有不太甜的一种绿皮瓜，我们叫它烧瓜。夏天的夜晚，那些成熟的瓜们就会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很是刺激我们的鼻子。我们会找准目标，分派好任务，有人放哨，有人去摘，有人来背走，很有条理。也有伙伴主动说偷自家的，但很少。我们偷瓜，对象大多是选择那些对小孩子不大好的大人们的瓜。这算是一种报复吧。也有精明的主儿正守在瓜地里，见我们来了，将我们赶得到处乱跑。一旦将瓜偷到手，就会当场消化掉，平均分配。然后一边啃着没洗的瓜，一边唱起我们的歌儿：
下定决心去偷瓜，不怕牺牲钻篱笆；
排除万难偷到手，争取胜利跑到家。
后来上中学了，读到鲁迅先生的《社戏》，才知道先生跟我们一样，也有过这样看戏或者偷瓜的经历；我们也成了迅哥儿了。
我们会玩“过关”的游戏。就是一个人躬着身体，从最低变化到最高，由易到难分为一关、二关、三关、四关、五关。其它的人就从这个人的身体上蹦过，蹦不过者就换下这个人。我个子不高，但前四关我是常常过的，只是第五关，最难，我有好多次没能跳过。我们也玩“打腿架”，就是有人常说的“斗鸡”，分成两拨人，都单腿站立，同时向对方冲去，站不稳者，就判为失败。这个游戏我常是胜利者。我们还玩“丢手绢”游戏，但手绢是没有的，我们就用草把。众人围成一个圈，有人会丢一个草把在谁的后边，要是那人追不上，就得表演节目；要是没有节目，学两声狗叫也行。有时也会打架，这家的兄弟和那家的兄弟打起来。我和二弟就曾经同陈家的红光红耀就打过架，但动手不重，算是打着玩的吧。我和二弟是极少同人打架的，但二弟在一天晚上还是被人打了。他也只有十来岁，被队里的水成（有十八岁）打了，说是我二弟打了他的弟弟。二弟被打得很重，腿也折断了，后来送到了县人民医院才治好。这件事是我记忆中永远的伤痛。
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一定会分成两班人，一班是解放军，一班是敌人，玩起打仗的游戏。是解放军的，总是会戴上用杨柳枝做成的帽子，不大一会儿，就会将敌人给活捉。没有月亮天很黑的时候，也有人瞎编一些鬼故事，讲着讲着，就有人怕起来了，吓得不敢回家。我和二弟是不怕的，我们的母亲在天黑不久就会在村子里大声喊着我们兄弟二人回家睡觉：“金虎、银虎（我和二弟的乳名），快回来睡觉啊……”一声一声，在村子里回荡。那声音，应该是让孩子们回家睡觉的标志。
现在，我不知道我的二弟是否还能听到母亲的这声音。我是能听到的。多少次在梦中，我的母亲在喊着我们：“金虎、银虎，快回来睡觉啊……”这声音，是我生命中永远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