刳木为舟斩为轮，
一肩风雨不息身。
架起故土致富路，
闽商处处乡情真。
从1871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48年间，福建华侨投资共170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37万元。而1919年到1927年的8年中，华侨投资为235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近300万元，较之初兴期每年平均增加了八九倍。投资金额以及占全省的投资比重都有较大的增加，可说是福建华侨投资的发展期。
华侨投资之所以发展，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关的。
首先，是由于华侨资本有新的发展。华侨资本家和国内资本家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后发展更为迅速。陈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一书就指出，1904-1914年，他的资本积累平均每年10万元，大战以后，他每年平均积累达90万元，比战前增加9倍。1920-1926年继续发展，每年平均积累达270万元，为战前的27倍。当时获得巨大发展的不只陈嘉庚一人。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1922年南洋华侨在厦门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3人，其中一位资产达1亿元以上。华侨资本的发展是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增加的前提。
其次，由于殖民主义者对华侨的压迫。1920年以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加紧对南洋华侨施加压迫。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代替欧美帝国主义在南洋的地位，鼓励日本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竞争；美帝国主义则促使菲律宾殖民政府于1921年通过“西式簿记案”，使华侨处境日非，更加缅怀祖国和家乡的投资企业。
第三，有了五四运动以前的华侨投资的经验教训，华侨从现实经验中认识到投资路矿企业是难以成功的，应当选资本较小、周转较快、获得较易的企业，这就便商业、金融业的投资有了发展。加以当时公用事业和公路事业都为都市和乡村发展所必需，因此都得到发展。
1919-1927年间，福建华侨在家乡的投资，公用事业成为重点，主要集中在厦门，这就是厦门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三大公司，资本规模比较大。这三家公司都是福建华侨最大的实业家黄奕住创办和接办的。这些公用事业适应了厦门这个新兴城市的需要，而且还带有专利性质（自来水公司注册专利15年），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比较稳妥的利润，收入比较固定。
1919-1927年间，公路带来的投资也是福建华侨对家乡建设的重大贡献。因为公路交通不需巨额投资，又能在短期收回资本，有利可图；同时，华侨回乡饱受交通不便之苦，对发展公路交通抱有强烈的愿望，有些华侨把修桥铺路作为公益事业，投资所得也用来办公益事业。如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同美公司就将投资作为校产、红利和股息都作为学校的经费。
福建的公路以闽南为最先，闽南的公路又以华侨陈清机于1919年创办的泉安汽车公司修筑的泉州至安海线为最早。这八年，继泉安公司之后，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同安以及龙海等地华侨先后募股，组成了七八个公司。计有泉围公司（修筑泉州至围头）、泉洪公司（修筑泉州至洪濑）、同美公司（修筑同安至集美），鸭杏公司（修筑惠安杏田至鸭山）、泉溪公司（修筑泉州至溪尾）、溪安公司（修筑南安溪尾至安海）以及漳浮始兴公司（修筑漳州―石码―浮宫），等等，建筑公路里程达几百公里。
华侨投资兴办公路事业，使侨乡人民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各地的土特产得到了交流；给侨乡人们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泉安公司开办时的工程师雷文铨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大多数为归侨。在泉州至安海间第一批驾驶汽车的司机郑天德等人也是归侨。海外侨胞对福建的公路、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到抗日战争发生前夕，是中华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发展的时期，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资本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逐步进入破产和面临破产境地。可是这一时期的福建华侨投资却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有些不同。华侨投资比以前各期又有进一步发展。投资企业达2273家，投资总金额近700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达700万元，不但投资数量占新中国成立前全省投资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投资企业全面开花，堪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最高潮、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1927-1932年形成投资高潮，首先是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正是危机发生的前夕和初期，南洋各地的华侨还未直接受到危机的波及；其次是1928-1931年我国银两汇价大跌，有利侨汇回国。据中国年鉴的材料，1928年一海关两等于0.71美元，1929年等于0.64美元，1930年等于0.46美元，1931年等于0.34美元。由于汇水高，华侨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内来；第三，1927年以后，正值厦门、泉州、晋江等地市政当局，利用华侨资本来进行市政改革，到处拆城墙、筑马路、新建市区。因此吸引了华侨投资房地产，为逃避经济危机的华侨资本开辟了一条道路；最后，1929年反动政府颁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对刺激华侨投资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1933年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南洋和中国，华侨资本受到严重的打击，连素负盛名的陈嘉庚公司也于1933年在南洋宣布破产；同时，国内政治局势也动荡不安，也不再是华侨资本逃避经济危机的避风坞了。所以华侨投资就从高潮中萎缩下降了。
1927-1937年福建华侨投资主要是在房地产、工商业和金融业。
华侨投资于房地产业的数量很大，占投资总额60%。这些房地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厦门。这一是由于当时厦门正在进行市区建设，为巨额的华侨资本开辟了一条出路；二是当时内地地方不靖，华侨就在厦门购地另盖新居，此例一开，仿效者日益增加，有些富侨为适应新需求就组织房地产公司建筑房屋出卖或出租；再加上华侨自早就有“买田盖屋”的习惯，他们在“耀祖荣宗”的思想支配下，也乐于投资房地产。
根据调查统计，这一时期，厦门的房地产投资估计有3000万元，厦门和鼓浪屿街道区和住宅区数十条街道的房地产，估计华侨投资占70%。其中以印尼华侨投资最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之。当时共有20多家大的房地产公司，以李岷兴公司和黄聚德堂为最大，投资都在200万银元以上。此外龙群公司、龙飞公司、荣昌公司、兴业公司等，投资都在50万银元以上。
除厦门外，华侨在其他地区的房地产投资中，较突出的、规模较大的要算福州的万寿公司。该公司是在1929年由当时的省建设厅许成谋倡议组成的。1929年福州南台扩辟马路以后，他看到万寿桥以东，闽江北岸退潮后露出一片沙滩，可以兴建码头和仓库。当时由菲律宾华侨许文麻（惠安人）以60万银元独资兴办这一工程。
1927-1937年，福建华侨投资工业占有一定的比重，而福建造纸厂是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厂，它的资本占全部工业投资额1/3。这个厂是1929年由陈希庆发起在福州成立的。开始向菲律宾华侨募股，原定股额1亿元（银元），分为1万股，华侨占有股额80%。纸厂的规模相当大，是当时全国十大化学工厂之一，开工时有职工229人，所有造纸机器设备，大部分向德国和瑞士定造。然而在它开工生产时，因受世界经济危机与洋货倾销的影响，资本亏空七八十万，生产停滞、营业不振，一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工厂年年亏损。
1927-1937年间，闽南公路事业的华侨投资又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继续投资的汽车公司有十多个，其中较大的有安溪公司（修筑安溪至同安）、石永蚶公司（修筑石狮至永宁，石狮至蚶江两线）、石东公司（修筑石狮至东石）、泉秀公司（修筑泉州至秀涂）、泉永德公司（修筑泉州至德化）以及漳嵩公司（修筑漳州至嵩屿）等。当时侨办的汽车公司，占闽南汽车公司的比重很大。根据20世纪30年代闽南汽车联合会的估计，汽车路7/10在泉属，3/10在漳属。泉属汽车路的资本，华侨拥有7/10，漳属汽车路的资本，华侨拥有5/10。
应该指出，闽南华侨投资的汽车公司在1931年以后都受到军阀政客、封建势力的迫害，兵灾匪祸的摧残，造成各公司经营上极度的困难，有些公司亏损不能维持或处于瘫痪状态，这就是当时华侨投资于公路事业的悲惨结局。
1933年以后，伪省政府插手运输业务，这时闽南公路趋于饱和，已出现同一线路设两个公司互相竞争的现象，华侨投资也从此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