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的解构与解读
史雷鸣
我们都是时代的隐私，我们都是自己的秘密。
艺术，却总是试图将这些隐私的体验和或者沉重或者甜蜜的秘密假以精妙的呈现，并将某种心灵的感受，放大成一种公众的感情和经验，并沉淀成一种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内质。
一、语言，及语言的力量
贾平凹的文学，建立在一种语言的天分上。这种语言的天分，建立在一种敏感细腻的体验，冲突但是善良诚恳的价值矛盾，以及对这种心灵悸动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之上。
贾先生，以散文卓然于他的时代和他的同时代乡土作家。他的散文，强在一些诗意诗性的审美氤氲在本土化民间化古典化生活化的语言中。他的小说，也强在有散文的文笔的灵性，或者说，是一些灵光闪动的诗化的但同时又拙化的语言上。这，可以看做是贾平凹先生的文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艺术特征。
在《高兴》这部作品中，这样的一些精妙的语言的段落字句，点缀在平实紧凑朴素的小说之中，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阅读性和艺术性，甚至于这样一些优秀的文字段落，本身就具备相对独立的强大的文学性、哲学性，或者是诗性，并成为小说极为重要的构成，以及艺术感染力，情感力量的催化剂，放大器。
“人活过五十岁了是不分美丑的，人活过六十岁了是不分男女的。得了颈椎病还分什么城里人乡下人。”“我们开始吃那个西瓜。挣钱的时候可以忘记吃喝，吃喝的时候可以忘记挣钱。”这样的语言，是质朴的却极具了智慧的生活哲理。却是用了最民间最口语的形式表达。
在清风镇，家家屋顶开始冒烟，烟又落下来在村道里顺地卷，听着了有人在骂仗，日娘捣老子的骂，同时鸡飞狗咬，你就知道该是饭时了。这一整段文字，几乎是整段的散文诗，城市和乡间的对比审美，信手拈来的语言，显得举重若轻，其实却大量运用了诗歌化的手法技巧，并形成诗的质感和丰富的意象画面。拙化的语言处理，去了诗的矫情，更多了生活的人间烟火和味道。
城里的楼房已经隐没在暮色里，楼群就像清风镇后那绵延不绝的山峦。哗啦，忽然间街灯一起放亮，所有的如山峦一样的楼群亮起来，你弄不清哪些是天上的星哪些是地上的灯。
这样的高度诗化的文字，在平淡混沌的叙事中，不断调整小说的张力并引导故事发展的情感的心理暗示。
幽默，黑灰色的幽默和讽刺，也是这部小说中藏挟的诸多微小而精妙的“精华”语言中的一种。文中五富和黄八的对话：
钱能挣够？
那为啥，想老婆了？
……
人不敢有老婆……
我恨哩！
恨老婆？
恨村长！53
短小精悍，纯民间乡土语言，人间世象的种种，被冷冷端出真相，无尽的嘲讽，却用无语完成。
还有一些语言，使用了民间的草根心态和立场，将语言和感情同时夸张地推向极致，“凡是穷人，整个夏天都是光膀子，还叫喊着热，热，恨不得把皮剥了。”诸如此类的一些语言技巧，将平淡叙事的文本中的感情线索相对独立出来，形成故事发展之外另一条合奏的感情和艺术旋律。
贾平凹的写作中，方言的运用和挖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和艺术追求。“他能说这话，八成是他有什么事要我办呀。办就办吧，只要他能求到我。我说：有事吗？他说：碎事。递给我一根纸烟。”这个“碎”事，就是发掘陕西本土语言文化属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一个细微但精彩的例子。
一个文学的巨匠，必然会是一个语言的巨匠。语言并不都能构成文学，文学，却都是语言的精华。贾平凹的文学，正是建立在一个极富表达能力和感染力的大巧若拙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技巧的基础之上。
二、构造，和构造的折衷
诗，是花朵和种子。
散文，是枝叶，是树。
小说，则是大树，大树的整体和全部。
《高兴》这部小说，比起《秦腔》，故事的构造简单，单线索，叙事平实紧凑，人物大量减少。
这部小说，故事是很多现实中的事件的裁切替换和重构。在整体的故事脉络的把握上，和叙事人的选择以及叙事方式的选择上，都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以一个在城市的内部，其实是城市生活的表面漂浮的拾破烂的人，作为一个城市化进程中试图城市化的“农村人”的视角，审视城市，并进行城乡两种文化的对比和冲突，从一个很庞大但是很现象的方式展示这种审视，并直接地以第一人称进行内心活动和情感表述。这样的叙事人，追求城市梦想，却和城市保持距离，并被城市保持距离。尽管这个叙事人带有某种浪漫主义的倾向，实际上这是一部试图用文学记录历史，或者说是记录一些历史进程的层面和片断的小说。现实主义是这部小说的基础。但是，在故事的整体把握上，却出现了破坏现实性的故事虚构过度，或者说是不当，破坏了小说本应具备的现实主义的强迫式的感情传达。
美貌而受老板们宠爱的妓女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爱上拾破烂的。当然，有钱还有点所谓修养的大老板也是不可能爱上藏身美容美发院的低档妓女的。当然，这些老板也同样是不可能对拾破烂的人以礼相待，甚至奉为座上宾的。这些小说文本中的虚构，脱离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现实世界的默认规则。
我更愿意把这些问题看做是，因为贾平凹先生的文学中自始至终渗透的主体精神表现化的写作习惯和艺术倾向，对于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不适应。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一部以城市中的通过打工或者拾荒或者其他一些方式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乡下人为主角，进行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见证和表述的小说中，由于选择拾破烂的这一半自由职业的特殊角色作为叙事人，而获得更为宽广宏观的视角。同时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直接但是浅薄，感性并真诚地对城市、对自己、对周遭的事物和自己内心的情感冲突，进行理解和表述。这种叙事，是建立在城市的背景之上，实则是在城市的表面浅层或者说是处于城市之内的外部，因此成功地将中国当下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构造，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和混乱，乡土经济的惨淡，传统文化的价值瓦解，和事实上农村的沉沦和农民对乡村的被迫放弃等现象和问题揭示。充分展现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背后沉重的社会结构调整和新的阶级阶层的形成和分化。表现了这个转型的时代，其实是过渡的时代，对人们的不公和普遍的精神伤害。正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叙事人，才有可能以这样的视角、这样的宽度、这样的不明确、这样的不清楚的方式这样混沌但是充满人性悲悯和社会关怀的方式进行叙事和矛盾的展现，以及对强烈的内心情感冲突的表达。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叙事人，由于角色特殊，交际狭隘，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极其简单。同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发展性，深度。其他必须出现的能够更充分更广泛表现社会断面的角色，也因此难以进入故事线索。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者选择叙事人，而牺牲了故事。为了弥补故事性的单薄，使用带有过多的戏剧化色彩的方式强制安排了叙事人和其他如前所述的角色的关系和故事。尽管，这种不合乎情理的关系，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色彩。
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尝试，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在乡土文学落幕之作《秦腔》之后新的创作阶段中，现实和表现主义之间的一种调整和折衷。
事实上，这部小说的故事，可以通过在乡村中为男主人公高兴与女主人公孟夷纯建立关系基础并作下伏笔等手法予以完善从而合乎情理。事实上，在《高兴》这部小说之中，并没有更好地解决这样的矛盾。
三、精神，和精神的上升
艺术，是具备文献性、情感性和艺术本体的技术性三重属性和价值意义的。
目前看来，这部小说首先是一部具备了较强文献性的作品。这部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情感宣泄的作品。从技术层面考察，这是一部糅合了乡土文学和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的部分文本方式和西方式的叙事方式的艺术技术结合的作品。当然，这种尝试，在《秦腔》等作者之前的作品中就曾经进行过。
当情感，超出主体的局限性，成为一种人们能够共同感受并集体性的拥有的情感，并成为人们心灵中的一种信仰和力量时，这种情感，就是一种朴素的精神。这部小说的文献性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进一步强化了小说中的情感的感染力。在主人公喜怒哀乐的背后，这种情感的体验，在公众中具备了普遍性。一种可以牵动社会的集体性情感体验，处处渗透着一种悲悯。
对现实的隐忍的批判，对社会残酷的无情展示，对善与爱颦眉的怜惜，对悲剧的不肯绝望，小说努力消隐了作者的存在，而作者通过对小说的情感倾向的控制，将内心的精神融入文本的字里行间。五十岁之后的贾平凹，创作了《秦腔》，文学和精神同时达到新的高度。在知天命的年纪之后，一个弃了个人得失恩怨和淡了自我欲望的贾平凹，与时代重负之下的民众，有了更相通的神灵。内在的精神情感的冲突的减少，内心趋于平静，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的更广泛的层面，悲悯，成了贾平凹文学的基本态度。随后的《高兴》，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样的一种情感和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在《高兴》这部小说中，一种乐观的力量，也悄然存在，甚至在贾平凹先生所塑造的刘高兴身上，我们依稀看到“阿甘”的影子。悲悯，坦诚，承担，勇气，坚持，还有对爱的相信与坚守，这部小说所渗透的精神力量，正是当下社会精神苦难中，难能可贵的一种精神支撑。这些情感力量的发现，也正是感动了作者，并通过作品试图向转型中的中国，向这个时代的承受空前精神压力的民众传递的信仰。
人体器官的活体买卖，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直接剥削。动机单纯的出卖性和性服务，背后所隐藏的荒诞悲凉的隐情和故事。农民工的性需求和苟且的性生活，社会阶层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人们对盘剥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厌倦甚至是憎恶却不得不依靠甚至依附。世俗生活中势利的人们和卑微的道德，所有的微小的故事，都隐藏着一个整体的批判，一个广泛而温和的批判。批判，其实一直都是贾平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只是，这种批判，正在从无奈，走向一种宽容。
隐喻，象征，暗示，从来都是文学最重要的手法和技术特征。
城里人和乡下人用共同的一对肾。
伪善的韦达的肝是坏的。
妓女和神的关系的置换。
大量不宜直说的概念和观点，通过文学手法进行了符号代换，在充分地展现文学的信息含量的同时，作者通过隐秘的语言，传达自己对待世间的诸多看法。这是一种蛰伏的精神的脉象，亦是文本幕后的频密的心灵活动。
甚至于女主人公“孟夷纯”的名字，似乎也是“纯一梦”的密码表达。如果这种判断成立，作者内心所隐藏的悲观、戏谑和酸楚，一方面是对“高兴”这个苍白的主题的某种反讽和自我回应，另一方面则是作者要超越读者的感受而留下的某种创作者的私密痕迹。
或许，这部小说中，还有更多隐藏的文字游戏与秘密。
四、时代及时代的文学
任何艺术都脱离不了它的时代性。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当下的社会进程，变革，快速而混乱，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信息化。但同时官僚化等旧的社会弊病却未见明显改善。社会迅速进步，生产长足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却是一个极不均衡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衰落，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溃灭，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不能建立，社会阶级分化，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对立，城乡二元体制的地位和公民待遇的不对等，性自由而更文明的性道德没有建立，太多矛盾和问题，困扰迅速成长的中国，也深深地困扰中国民众的精神。
这样的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学？
贾平凹先生的《秦腔》，可以看做是对乡土文学缓缓落下大幕的正式宣告，也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失落的农村的挽歌与告别。而《高兴》，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用放弃家乡放弃农村，进城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这个庞大而失语的阶层的眼睛，对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审视和表达。
熟悉农村生活的贾平凹先生，写出了太多的乡土文学的优秀作品。伴随时代的发展，对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的审视，正是贾平凹文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正是这个时代文学的要求和必然。
或许，这部小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全面走向城市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