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瑾 李继凯
贾平凹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也许并没有一种理性的自觉，也没有刻意要给予传承并发扬光大，或许还不及他对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的兴趣大。但从近些年来的创作看，可以说他对作为民族主体的农民的关注，在21世纪初叶仍旧构成了对20世纪初叶“农民”及“农民与城”等艺术意象的强烈回应。恰恰主要是在“平行比较”而非“影响比较”的“平台”上，我们看到《高兴》和《阿Q正传》分别对作品主人公刘高兴、阿Q的生平事迹给予了精彩的艺术呈现，且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虽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但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一、蒙昧与启蒙
一般说来，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启蒙运动：“一是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五四启蒙运动，二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开始的新时期启蒙。”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把启蒙的思想植根于占绝对数量优势的农民中，谈什么都是徒劳的。他们依旧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生活困窘、愚昧麻木。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爱姑以及当代文学中许三观、福贵、高兴等处在蒙昧状态的人物形象，都较多地表现出了这样的精神特征。
在启蒙文学中，作家主要关注的是民众的精神状态。五四启蒙时期，启蒙者希望民众能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依靠理性成为有判断力的人，从而使他们的灵魂觉醒。五四文学传递给读者的一种重要信息，就是造成民众物质贫困、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层面，亦即蒙昧民众的自困、自抑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如鲁迅《阿Q正传》中，阿Q自认门第高、辈分大，自轻自贱而又自诩第一，麻木却也自负，善于用精神胜利法自欺自慰等等。鲁迅正是由于看到了国人灵魂中的病痛之深，所以希望能够揭示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以期通过现代性意义上的“立人”来实现“立国”，达成民族的伟大复兴。
贾平凹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创作甚丰，涉写题材也较为广泛，但《高兴》却是他第一次以新时期入城“农民工”作为主人公进行的书写，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在建构和谐社会阶段，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后现代理论盛行的年代，重新回归意义和深度难能可贵。当今文学处在一个各种思潮并存的年代，尤其在引入西方后现代理论后，精神“深度”普遍缺失，艺术作品普遍放弃意义价值的探询。在90年代的文学写作中，“新写实”、“新市民”等这些文学潮流，普遍应和着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对传统经典的启蒙理论产生了冲击。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还能有人深入体察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其精神状态，并思考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真的是难能可贵。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就是这种少数的能够揭示社会深层问题，探询现象深层次意义的佳作。刘高兴是一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他向往城市生活，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憧憬，让他们甘于从底层拾破烂的活做起，忍耐着，挣扎着。究竟是什么让农民的物质欲望急速膨胀，精神缺失？又是什么让他们在城市里只能沦为最底层？这些都是小说带给我们的深层问题。
试图对民众有所启蒙和引导，是许多作家创作动机中或明或暗的目的之一。优秀作家都要“有所为”，鲁迅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平凹意在引起社会对农民工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的关注，便体现了他们“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但他们创造的文本却又会呈现出种种差异，意蕴也会各自有所侧重。比较《高兴》和《阿Q正传》，主要存在着三点明显的不同：
1.代言与立言的不同。“五四启蒙多少带有要实现某种社会价值的意思。”（代言就是立足于知识者社会价值的表现。）鲁迅写《阿Q正传》，希望民众觉醒而后有所作为，所以这种启蒙是一种代言性质的。而贾平凹在《高兴》中试图立言，“立言是知识者独特的感受和生命体验，表达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贾平凹并没有告诉读者改变农民工命运的方法，但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处境和自身的蒙昧混沌。很显然作者也想通过苦难叙述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希望他们看到物欲膨胀的可怕后果，当然也希望政府能对底层多一些关注。作者希望通过感性的文学形式启蒙底层民众。但是唤起民众的启蒙不能代替民众的自我启蒙，这条路必然任重而道远。
2.“启蒙”与“后启蒙”的不同。鲁迅是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的。他希望通过对阿Q形象的塑造，使民众觉醒，成为反权威、反专制，有理性批判精神和主体意识的人。他对阿Q的怒或哀都是向外的，是在启蒙他者而不是自我反省。而贾平凹则是以“后启蒙”姿态出现的：当五富最后客死异乡时，作者此时引领读者一起反省，到底农民为什么要进城？是谁让他们进城的？以及农民工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政治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自我反省意识是很强的，思想是有洞穿力的。应该称做“后启蒙”。正如王岳川曾在《后现代美学转型与“后启蒙”价值认同》一文中说的“‘后启蒙’是走出启蒙误区的‘新觉醒’”。“后启蒙”已经把对大众的启蒙姿态转变为对知识者自我的启蒙和反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世纪末，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边缘化，要想继续保持文学纯正性，是需要文学工作者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性的姿态的，不断进行自我的启蒙和反省在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显得极为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焦虑与怀疑中的忧患和无奈居然也可以化作日常生活叙述的语言“瀑布”。
3.内忧外患下的物质贫困召唤启蒙精神与物欲膨胀对启蒙精神的冲击。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呈现出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在本国封建主义、买办官僚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下，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底层民众陷入物质贫困的汪洋中。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启蒙运动风起云涌，而启蒙的本意就是要反权威、反专制、重视人性的道德意义和认识世界的价值意义，其崇尚的是现代理性。“9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经济物质地位的迅速抬升，一度强烈冲击了启蒙思潮。”物欲膨胀强烈地冲击着启蒙精神，无论城乡，人都在被“物化”中，从而隐没了主体精神，导致精神缺失。但在贫富不断分化的过程中，物质贫困者却逐渐成为文学表达的形象核心。在《高兴》中则体现为城市农民工形象的成功塑造。原本在清风镇过着乡间普通生活的农民高兴和五富，在物质欲望支配下，希望能在城市里挖到第一桶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换来致富的美梦，但是在西安城现实生活条件的艰苦，社会地位的低下，让他们逐渐感受到在城市没有技术和资本是无法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立足的。小说最后以五富的死亡，向众人揭示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路上的悲惨结局和悲剧命运。贾平凹希望通过作品的直接叙写揭示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以及通过高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向人们展示农民意识中的善与恶，以及他们的蒙昧，或在自我“物化”、“异化”后的精神缺失，构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新蒙昧”。
二、卑微与自慰
面对《高兴》，评论家可以坦然地将贾平凹视为“底层书写”的代表作家了。他对饱受生活苦难和折磨的卑微者刘高兴们，给予了相当精细的描写。而鲁迅对游走或流浪于城乡之间的阿Q的关注，从边缘化的极易被忽视的阿Q身上，却发现了国民性中极具有普遍意义的“自慰机制”，这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卑微者面对经常化的失败、挫折所祭起的法宝，既百试不爽，却又不断消磨意志。这样的灰色人生和精神特征在高兴进城后的拾荒生涯中，也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文本中大量的细节可以证明卑微者的生活困苦：阿Q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给别人做短工。饿到要卖身上的衣服，到尼姑庵偷萝卜吃等。高兴五角钱买了三堆菜。没有案板，高兴在芦席上擀面条吃。五富吃有霉点的干馍。黄八拿了民工死后的衣服。脑出血死在医院的五富临死没穿内裤，死前才吃到剩下的鱼翅等。他们生活条件之差，说明了他们的卑微和底层身份。阿Q是清末的赤贫农民，他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在地位比自己高的赵太爷、地保等人面前连“不”都不敢说。在别人的欺侮下，他从“怒目而视”变作精神胜利，因为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且总是失败，最后只好自我欺骗。高兴虽然不致被打骂，但是毕竟从事的是底层的劳动，所以也是被瞧不起的。在不同的年代，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和处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底层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倘若细究，阿Q与高兴的卑微人生也因为时运等因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1.同为底层，但处境不同。因为身处底层，阿Q总是被欺压。他连姓赵的权利都被赵太爷剥夺了，说他不配姓赵。他总是被打骂，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但是高兴有权更改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被别人打骂。即便这样，他的自尊仍严重受挫：比如高兴因为穷娶不到媳妇。他在城里卖破烂被人瞧不起。在美女面前自卑。他很孤独，与树和架子车交流感情等。2.时代背景不同。阿Q处在社会变迁的年代，辛亥革命的到来并没有真正改变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打短工的雇农，在自身的生存危机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他无法懂得革命的真谛。一方面说明他对时局不了解，一方面说明底层是很难被启蒙的，他不识字，更谈不到个体意识，还自觉维护封建统治。在当时底层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无人为他们真正代言，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底层就只能被践踏被侮辱。高兴处在新社会，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同时，贫富分化也日渐严重，而且有被合法化的趋势。人们的价值观似乎相当统一：即人们都有一夜暴富的梦想，这很有点“美国梦”的意味。当然在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的时代，人们已经很少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了。在现代社会里，弱肉强食，自私本性的膨胀，无数底层民众被忽视，并慢慢淡出现代生活。但是只有关注底层，启蒙底层，我们才能揭穿“现代”所宣扬的“文明”背后的真相。3.受精英意识影响的程度不同：想真正改变底层恶劣生存状态的作家则常常受到精英文化背景的制约。鲁迅在写阿Q时，也受到精英意识的影响。处在五四启蒙时期，他在塑造人物时加入了辛亥革命等事件，表达了对“救亡”的关切。贾平凹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能亲自深入底层生活，并避开政治话语，没有盲从精英意识中对底层贫困根源（个人努力不够）的结论，而是在展现底层生活时注重揭示社会问题。4.婚恋观念的不同：阿Q向吴妈示爱，完全是尊崇封建思想和本能冲动。底层是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阶层，他们的婚姻完全是人类要繁衍的本能冲动。爱情对于他们只是奢侈品。而新时期高兴对“妓女”夷纯却是真诚的爱恋，他向往真正的爱情，他总是想办法帮助夷纯，尊重她爱护她，并有灵与肉的交融。这种变化和时代的进步有关，毕竟在新社会，农民的情感表达健康了许多。但是由于他们都属于底层，所以追寻爱情的道路必然曲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在此，我们不妨集中关注一下“精神胜利法”。鲁迅曾说过《阿Q正传》的主旨是写“我们国人的魂灵”，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在《高兴》中似乎也在延宕着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但人物谋取的却都是“自欺自慰”。大致看来，存在着这样的相似点：自负、夸大，常用精神胜利法自欺自慰。
陈夷夫的《谈阿Q型人物》中说阿Q是个“自命不凡的，贪小便宜，而好在人前夸嘴的人”。每次吃了亏就用精神胜利法自慰。精神胜利法是“派生卑怯、夸大狂与自尊癖性等性格特征的精神机制”。由于他不能以实际的物质胜人，只能以空虚的精神安慰自己。鲁迅在这里为我们树了“一面无情的镜子”。它照出了底层在物质贫乏时畸形的精神。精神胜利法是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被扭曲了的表现。究其根源是为了维护自尊：吕俊华对精神胜利法的探索，“指出阿Q对不同的人，态度是不同的，他对当权派和实力派是用精神胜利法的；对同等地位的人用‘实力政策’；对弱者用‘霸权主义’来伤害别人的自尊满足自己的自尊。”他用“自愚”的方式来化解被侮辱、被损害的愤懑不平之情。这是一种变态的反抗。阿Q用精神胜利法可以解决精神领域的自尊心问题，但在物质领域精神胜利法就不起作用了。他改变不了物质的贫困，改变不了他底层的地位。鲁迅写阿Q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劣根性，以求改良，从而觉醒，最后达到救亡的目的。
刘高兴认为自己的一只肾卖给了西安，那他当然要算是西安人了。“我不是刘哈哇，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当他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却觉得是在“检阅千军万马”，竟然说了“同志们好——！首长好——！”之类可笑自大的话。此外，还有诸多表现。如自我欺骗，精神胜利：卖肾的钱本是要盖房娶妻的，但是“那女的”嫁了别人，他觉得心里难受，感到自尊受挫。他说“我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西安的女人”。他后来还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自我安慰。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他穷，娶不到老婆，而他却能以丑为美，并以虚幻的城里女人才穿的高跟鞋来安慰自己。用锁骨菩萨——佛妓的联想宽慰自己提升自己，就是他精神胜利法的一个集中体现。当孟夷纯是妓女的事实摆在高兴面前时，他是不愿接受的，后来就用锁骨菩萨来美化她。其实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尊，因为他不愿承认自己爱上的人竟是妓女，但是要肯定的是他的确爱着夷纯。他用自欺的方式来为自己尴尬的爱情解围，因为他知道，作为底层人，不喜欢粗鲁的翠花，那么只有妓女才能给他一个和城里漂亮女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依旧是底层人，真正的城里女人和他是格格不入的。他为了维护自己虚伪的自尊，只能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再如以丑为美：高兴在没事的时候，喜欢吃豆腐乳，样子就跟“狗啃骨头”“咂个味”一样，“人总是有个精神满足的”。他认为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甚至还嘲笑五富不懂音乐更不懂精神享受。因为精神上虚幻的胜利可以让任何丑的东西变成“美”。“满足”正是他始终活在自己构筑的精神优胜的乐巢中的自欺的集中体现。
但仔细比较二者也有不同点：刘高兴和阿Q比较，抽象的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或“方法论”没有变，具体内容却已有变化：高兴不自轻自贱，懦弱卑怯，蛮横霸道，比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在精神面貌上有所改观。但是他仍然自我欺骗，用精神上的虚幻胜利化解实际物质上贫乏以及底层地位带来的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精神胜利法”依然在“胜利”延续着。
三、反思及变形
作为民族魂或“精英”的杰出作家，出于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不免经常要进入躬身反省、反思的语境。但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沉吟着和反思中的身影。
先看鲁迅对辛亥革命和国民性的反思：辛亥革命前后正是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前夕，阿Q作为“浮浪农工”游荡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辛亥革命并没有启蒙民众，很快被篡权，还复辟了帝制。原因是革命没有深入底层，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支持革命的力量——底层民众。众所周知，底层的压迫最深，苦难最多，其革命性最强。然而在民众心中辛亥革命像是闹剧，正如阿Q以为的革命就是抢劫。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看，他们处于蒙昧状态，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中坚忍地生活着。他们没有主体意识，大多没有文化，看不清社会变迁的方向。他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卑怯、畏缩，甘于混在底层。原因是一方面统治阶级太强大了，另一方面底层民众没有自救反抗意识。中国一直是“求诸内”的，讲求形式、爱面子，不求实效与“求诸外”，与主动探求自然、重实践的精神是相反的。
次看平凹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反思：1.城市人口的流动性。正如《高兴》里一群公务员谈论城乡问题，城里人其实都是来自乡下，凡是城里人绝不超过三至五代。半个多世纪，中国城市的两次主体人群的变化：一是四九年解放，土八路背着枪从乡下进了城；二是改革开放后，一批携带巨款的人在市场经济繁荣的年代，“办工厂，搞房产，建超市，经营运输、基金、保险、饮食、娱乐、销售等各行各业。”2.人们普遍物欲膨胀：在洪水般的“现代化”的侵蚀下，连“目不识丁”的农民也知道现代化的生活是人生的最高生活目标，他们也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去城市打工是他们最普遍的向‘现代’靠拢的方法。”但是现代城市“弱肉强食”，根本就没有底层民众生活的空间。但是物质欲望的极度膨胀，却促使人不断地陷入物质相对匮乏的窘境。为了物质上的富足，农民背离土地来城市挖金，但是没有技术和资本，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只能沦为底层。3.城市化现代化中遇到的问题：《高兴》对“发展中”的成堆问题有较多的涉及。如农民工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拖欠工资，恰是农民工利益被侵害的具体表现，也是农民工最关切的问题。当农民工为了要回被拖欠的工资，以自杀相威胁时，换来的却是“城里人对一个民工的死就像是看耍猴”。仇富、凶残、不文明的一面也显示了农民工存在的某种心理问题：正如老铁告诉高兴的，打工的“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盗、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损坏”，种猪的同乡就是被另一个同乡杀害的。的确，农民工处身底层在城里生活是艰辛的，但是他们在建设城市的同时也在以各种“不文明”的行为毁坏着城市。还有城市治安差的问题：连朴实的五富都知道“城里贼多，抬蹄割掌哩！”“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城里的骗子多”；管理差的问题：城中村，农户为了出租挣钱就盖没有钢筋的民房。市容却把袖筒装在口袋。高兴不得不责问：“你们的责任是提醒监督市民注意环境卫生，还是为了罚款而故意引诱市民受罚？”环境恶化问题：生活垃圾增多，每天数百辆车从城里往城外拉送垃圾；不文明现象：立交桥下随地大小便；用电紧张：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电供市民使用，另一方面却是城里霓虹闪烁。人际关系的冷漠：世态人心、“好事难做”，“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当人情淡漠到如此地步，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我们在一味追逐物质欲求、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为何日渐残破？究竟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遗失了什么美好的东西？五富切瓜不均，黄八“骂现在当官的贪污哩”。贪污从一个质朴的农民口中说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机关部分人员的不良行为到底损坏了谁的形象？
谈到鲁迅和平凹的叙事表达，我们不会忽视他们对艺术变形之意趣的渲染。譬如荒诞性。《阿Q正传》用夸张、陌生化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阻止读者和阿Q的情感交融，不致丧失理性的批判态度。同时也体现了高度的概括力、表现力，源于生活却必须高于生活。有了这种“高”才可能引发审美地愉悦。《高兴》也大抵如此。明明是在书写拾破烂者的下苦生活，却还要努力挖掘主人公苦趣中的乐趣；再如《高兴》用荒诞的情节——农民工（拾破烂者）和妓女的爱情推进小说的叙事。又如夸张变形：精神的变形，恰如前述，阿Q和高兴都用精神胜利法处世；语言的变形，虽然鲁、贾文学语言的个性化很强，但从语言风格上也都体现出了诙谐、尖刻、幽默。还需注意的是鲁迅与平凹笔下喜剧与悲剧的交织，“戏剧化”程度的人为加强其实也是超越本色生活的一种艺术变形。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是生理健全、善良的人物，却要被毁灭。精神上的无价值，撕破后让人在笑声中获益，从而促使悲喜剧交融在一起。如用幽默的语言叙述底层悲惨的生活：买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浑身都响”；语言上越是幽默、调侃，显示出的底层生活的悲苦就越是深刻。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时或清楚地看到两个乐观、开朗的主人公形象，同时可以看到高兴和阿Q的喜剧性格和悲剧命运：他们的性格是喜剧的，但是当我们看到阿Q被杀头，高兴背着在外打工猝死的五富艰难地返乡时，却不禁悲从中来。这种人物性格的喜剧性和命运的悲剧性之间的巨大反差，不禁让人反省他们的苦难根源和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而由轻笑、苦笑到悲愤。这说明在其喜剧的外表下，作品暗含着悲剧的实质。鲁、贾都在尽量淡化“苦难”描写，悲悯之情却又蕴含于字里行间。特别是贾平凹“凸现小说主人公在艰难困苦中的自乐情绪，目的是建构一种进城乡下人的主体”。归根结底，高兴毕竟较阿Q有了“初级阶段”的“自我意识”，却在形象上有了更多的杂色和斑点，使我们在面对经常遇见的拾荒者时，不免疑心贾氏故意加多了笔墨。
通过初步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兴》和《阿Q正传》有着不少值得注意的异同点，但笔者在此特别想强调的是：作为启蒙文学和底层书写，两者在本质上是有相通之处的。他们都在叙述底层民众悲惨的生活和蒙昧精神状态，希冀能借此揭示社会问题，改造国民性中劣根的部分，都将农民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联通起来，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都有情系农民的“农民情结”。而我们在比较分析中感触最深的却是：跨了一个世纪，民众苦难依然如冰雪封盖何时化解？农民化的“民族主体”仍未完成现代化“重建”，“底层书写”也居然可以成为文学潮流或传统，凡此种种，我们都理应继续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