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屈求全，龙蛇之道
【原典】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扬雄传》中讲：“君子遇到圣明的时候，就力行其道；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如龙蛇，可屈可伸。”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淡雅谦和无不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变化，是不是欲望没淡化？机心没有消除？应该在心中猛省，表现在脸面上。
切忌锋芒太露
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犀利，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得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有才华的人，往往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般所用的木材，多选择笔直的树木来砍伐；水井也是涌出甘甜之水的先干涸。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
有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
隋代薛道衡，十三岁便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任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颇不高兴，说：“不过文辞漂亮而已。”因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薛道衡自负才气，不听训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薛道衡绞死。天下人都认为薛道衡死得冤枉。他不正是太锋芒毕露遭人嫉恨而命丧黄泉的吗？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庄子》中提出“意怠”的哲学。意怠是一种很会鼓动翅膀的鸟，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别的鸟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时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威胁。表面看来，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这种人才不会犯大错。这是在现代高度竞争社会里，看似平庸，但是却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种最佳办法。
南朝刘宋王僧虔，是东晋王导的孙子。宋文帝时官为太子中庶子，宋武帝时为尚书令。年纪很轻的时候，僧虔就以善写隶书闻名。宋文帝曾看过他写在扇子上的字，赞叹道：“不仅字超过了王献之，风度气质也超过了他。”当时，宋武帝一心想以书法闻名天下，僧虔便不敢露出自己的真迹，常常把字写得很差，因此也平安无事。
所以，有才华的人必须注意保护自己。
在洛阳有一位男子因与人结怨而处境困难。许多人出面当和事佬，但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最后只好请郭解出面。为排解纠纷，郭解晚上悄悄地造访对方，热心地进行劝服，对方逐渐让步了。如果是普通人，一定会为对方的转变而沾沾自喜，但郭解却不同。他对那位接受劝解的人说：“我听说你对前几次的调解都不肯接受，这次很荣幸能接受我的调解。不过，身为外地人的我，却压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排解了你们的纠纷，这实在是违背常理。因此，我希望你这次就当做我的调解失败，等到我回去，再由当地有威望的人来调解时才接受，怎么样？”这种做法实在是异于常人，细想起来真是一种使自己免遭众人嫉恨的明智之举。既保护了自己，又留下了为人称道的美名。谁能说郭解不是大智之人呢？比较起来，那些极力显示自己才能的人，不过是小聪明罢了。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聪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平时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切不可毕露。有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猜忌，避免功高盖主，才算是更大的才华，这种才华对国对家，对人对己都有真正的用处。
据《史记》记载，孔子曾经拜访老子，向他请教礼。老子告诫孔子说：“一个聪明而富于洞察力的人身上经常隐藏着危险，那是因为他喜欢批评别人。雄辩而学识渊博的人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那是因为他暴露了别人的缺点，因此，一个人还是节制为好，不可处处占上风，而应采取谨慎的处世态度。”
老子还告诫孔子说：“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里的盛德是指“卓越的才能”。整句话的意思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外表上看起来愚鲁笨拙。
据《庄子》记载，当杨子去请教老子时，老子也谆谆告诫他不要太盛气凌人，而是要谨言慎行、谦虚待人。无论是谦虚还是谨慎，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是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实际上，倘若一个人能够谦虚诚恳地待人，就会获得别人的好感；若能谨言慎行，更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老子还告诫世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相反，“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夸者不长。”
主静藏锋，宁静致远
主静藏锋，不露声色，意适神恬，宁静致远，这是“藏锋”法下篇的根本所在。
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这意思是说，骄傲自满往往招致灾祸，而谦逊退让则往往会得到好处。但是在权力斗争激烈的官场上，谦让往往和虚伪相纠缠，有时很难分清哪是谦让，哪是虚伪，或者真诚的谦让被政治家有意无意地看作虚伪，虚伪的推辞也可能被政治家看作是真诚的谦让。尽管这样，历史上那些为了大局而真诚谦让或是真诚让贤的事例还是为人们所称道，流传至今。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之道。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曾国藩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可见一斑。他论才德说：“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说法。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这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辅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上“锋”了。藏是为了露，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身处顺境要藏锋，身处逆境也要藏锋，这才是聪明人所应采取的生活态度。
需要看到的是，谦让制胜必须有一定的条件。首先，谦让者本人必须有坚强厚实的智能、品德，并有权位和实力作为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