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怎么也没有料到，在楚怀王客死、国难当头之日，他还会被再次谗毁、放逐江南，当他途经郢都整治行装的时候，也有人劝他向子兰疏通，或者求后宫郑袖出面说情，但均被屈原一口拒绝。
根据民间传说，屈原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度过的。玉笥山其实是一处丘陵，濒临滚滚北流的汨罗江，远远望去，其形正如置于蓝天下的大竹筐。
放逐江南的岁月是凄凉的。遭受了精神上巨大摧残的屈原，又受着多病的痛苦折磨。但他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挠的气节，连爱好清洁的脾气也未改变。他每天都要去坡边的桥下洗涤帽缨。平时除了读书，就常找村民叙谈。夏日炎炎，便在山间的“桃花洞”里避暑。秋风萧萧的傍晚，村民们常见到他孤清的身影，独伫在高高的坡岭上，向着西北的郢都方向凝望。这里离郢都很远，屈原被严令不准涉越大江和夏水，他只能常常乘湘而下，在洞庭湖一带徘徊；或者溯湘而上，到九嶷山踏访大舜的遗迹。
一首充溢着追求和奋斗、失败和抗争、痛苦和对祖国无限依恋的伟大抒情长诗，就这样经历了许多个不眠之夜，终于在玉笥山下的陋室烛光下诞生了！根据汨罗一带的传说，屈原写成《离骚》的当夜，就曾让女儿举着松明，来到玉笥山西南的山冈上，向着茫茫天地、四方神明，高声地诵读这篇血泪凝成的诗作。当悲怆的语声诵至“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时，山冈下竟黑压压聚集了大片人影，全都在叹息，全部在掩泪咽泣，最后竟化作一片哭声，震荡着幽幽汨罗！
但在这个传说中，那些人影并不是生人，而是捐躯沙场的楚之亡魂，是山山野野闻声来集的怨鬼、游神……
忠而遭疑，疑而致死的事在历史上何止万千。
识才选将，炼能征善战之师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位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国，满清王朝的命运得以延存。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能政治为己任，所以满清王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同时他注意个人的道德文章修养，在立言、立德、立行上成就了“不朽”之业。
清政府称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清末的官宦和士人也对他是一片赞之美声。“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深造道德”“仁爱备至，智勇兼全”“凄凉恢弘，望而知其伟人”“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善颂之词，汗牛充栋。
第一，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统治民众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这三个字。不公平、不明正，那士兵们就一定不会乐意服从；不勤快，那营中大大小小的事就都会废弛而无法管理。所以第一重要就在于此。如果士兵不怕死，则战时能冲锋陷阵、效命疆场，这是第二要事。身体虚弱的人，过于疲劳就会生病。缺乏精神的，长久了就会逃走，这又是次要的了。这几个方面看起来似乎过于求全，而假若缺了其中一条，则万万不可带兵。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则几个中得一人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二，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廉”“明”品质放在第二位。士兵如果看见本营将领不深究事理，只关心银钱多少，只关心保举是否恰当，那就会众目相望、相互等待，口里啧啧不已，以此相互讥讽。只有将领们自己廉洁，公私按款项支出、使全营都有目共睹，那么这种廉洁的行为就会使士兵的心敬服。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下面的人常常能沾点油水，那么恩惠就足以服人了。明这一字，第一要在陷阵之际看清楚谁是冲锋陷阵，谁是随后助势，谁是回力合堵，谁是见危险就跑，一一看清楚，又用平时办事勤惰虚实进行佐证，逐条进行考核，长久了，即使一兵一卒是否有长有短，都能认个大概，几乎直到明晰。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以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将官；另一方面，便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淳朴”。所谓“淳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注意看人，认真看公文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淳朴”之人委以重任，这无疑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人才。”绝不能选用庸者。他指出：“其卑劣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坚忍”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经验，但他亦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磨炼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决心。
“耐劳”是指能耐受辛苦。曾国藩认为，“拣选贤才，必求……能耐劳苦”之人。“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务求具有过人的精力，只有这样才能身先士卒。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义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58%。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批较有实力，能征善战的湘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