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富人拿走了穷人所拥有的一切时，穷人的心中便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他认为富人简直是太卑劣了，连他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也要拿走。但是富人却对此根本没有如此感觉，只当得到一件个别财物所具有的价值，因为他习惯于拥有许多许多，所以他不可能也不会设身处地地替那穷人着想，远没有认为自己做了那穷人所感受的那种不公正行为。两人相互之间有一种错误想法。在历史上最让人恼怒的是强者的不公正，远没有应该激起的那么大。要做就做一个有更高要求、更高地位的高高在上者，这种代代相传的感受，造成相当的冷漠，并使良心得到安宁。
当我们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区别很大时，我们甚至完全不会再感觉不公正，例如，我们杀死一只蚊子而没有任何良心不安。因此，当薛西斯从一个父亲手里夺走了儿子，并因为这个年轻人对整个进军作战表示了胆怯的、令人不安的怀疑而把他剁成肉泥时，这种做法并不被看作卑劣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像一只令人不快的昆虫一般被消灭掉，因为他地位太低了，不允许他继续引起一位世界统治者的不安。确实，任何残酷的人都没有受虐待者所相信的那样残酷；对痛苦的想法也同对痛苦的承受不是一回事。这也同样适用于不公正的法官，适用于以无关痛痒的假话来引导错误舆论的新闻记者。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因和果都是由完全不同的思想组合和感觉组合所包围的，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假定为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有同样的想法和感觉，并按照这种假定来评价一个人应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所负的罪责。
——1878年，《人性的，太人性的》
尼采的人生劝诫
在我们看来，一切果都是由因决定的。可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所谓的原因与结果只是我们自认的而已。其实，任何事物与现象都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单纯，也不能光用原因与结果轻而易举地分析。因为在这中间有许多我们无法通过肉眼看到的因素起着一定的作用。
如果无视那些因素，认定某件事的原因与结果，并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必然性的联系和连续性，那是十分愚蠢的。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善与恶，对与错，都不是绝对的，公平自然也是存在于某种平衡之上才称为公平。
因此，我们不必抱怨不公，只须坦然接受，虚心改正。在我们所共识的社会范围内，我们做好自己，努力奋斗那就够了，把结果留给未来去验证吧！
当“道德”开始衰败时，社会的腐败就开始了
或许人们有注意到，社会上一旦有腐败的现象出现，那么必定会有以下的征兆：
第一，当某地有腐败现象发生时，形形色色的异端便会大行其道，而民族的整体信仰则会变得苍白无力。因为迷信是下层阶级所具有的一种“自由思想”，他们可以从中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形式和教条，他有这方面的权利。那些对古老宗教及宗教气氛怀有崇高敬意的人，对此类的腐化的现象表示出深深的不满——他们一向是有话语权，而他们对迷信，甚至那些“最自由的人”的评价是非常低的。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是一种“启蒙运动”的征兆好了。
第二，一个社会受迷信摆布的原因，则要归咎于它自身的“懦弱无能”了。譬如对战争的兴趣在这个社会已变得非常稀薄了，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更多的则是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这种追求就像是从前追求军事和体育的荣誉一样。人们已习于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往昔在战场或竞技场上争取辉煌成就时整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充沛的精力与满腔的热情，现今却都已变成了无数私人的情欲了。事实上，在“迷信阶段”，个人所使用的精力，就其质与量而言，均比以往好而不差，也是以前所无法做到的（意即未能充分发挥）。也就是因为处于“懦弱无能”的状态，才导致了悲剧在各处都此起彼落，激烈的爱与恨也由此而不断地产生，知识的火焰乃以其炙热不断地燃向天空。
第三，人们好像是在对责备成见和衰落做补偿似的，总是如此评价腐败的时代，说它们看起来比较柔顺，那些残酷的行为与以前相比减少了许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更为老实与强健的时期。对于这种赞扬，一如那些非难，同样无法得到我的认同。我只能姑且这样说，即使残酷现在已经变得比较高尚化了，而且它的那套古老形式已逐渐不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在腐化时期，它诉诸言语举止所造成的伤害和折磨却是达于极点（这是它目前唯一的缺点，而它自己喜欢这个缺点）。大致说来，腐化时期的人是一些较富于机智，也喜欢通过造谣中伤他人的人，他们现在都用短剑或埋伏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谋害人，但他们却深得人们的宠幸和好评。
第四，当“道德”开始出现衰败之时，首先就会涌现出一些暴君式的人物。他们是先驱，是“个人”中的佼佼者，也是一些比较早熟的人。不过在某个短暂的时期，这些水果中的水果还是会好坏相杂地悬挂在一棵大树上。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水果，这棵树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当这衰败达到一个极点时，那些专制者之间也会引起同样的冲突斗争，这时必然会有一个凯撒式的人物出来收拾这一残局，这个最后的专制者，他将那些人为了牟取独立主权而努力奋斗所得的成就据为己有，并因而断送了这个独立的主权。在凯撒时代，个人普遍较为成熟，因此“文化”也丰硕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缘故，虽然在那高度文化中的人喜欢以故作他们的一切皆为他所赐的姿态来向凯撒献媚，可是事实上是由于社会表面的不安与劳苦，故而他们尚需表面上的平静。
在这个时期，贿赂和叛逆的恶劣行径也达于了极点，因为人们爱“自我”甚于爱那个陈旧不堪的“祖国”。面对动荡不安的命运首先要做的是稳定自己，这种需要使得高贵者伸出双手，表示愿意接受有钱有势者向他们手里倾倒的黄金。人们只为眼前而活，对于将来很少有什么幻想和展望存在，每个自欺者都怀着一种心理在玩一种简单的游戏——人当然只有为“眼前”所迫才会去干坏事或行贿，并且还得为自己保留美德与未来。
众所周知，这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个人，他为人所做的事与别人为他做的要少很多，因为他看来自己就如同那不可预测的未来，终日里惶惶不安，对未来没有一点点的把握。同样地，这些人也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专制者的话，因为专制者深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将来所出现的任何状况（他既不以人们所了解的来估计，也不以人们的利益为着眼点）。不过专制者或凯撒即使在胡作非为时，也深深明了个人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表示个人的道德，他们常会关心地提起，甚至与其相结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也希望人们认为他是如拿破仑曾以高尚的语调所说的——“我有权利以不变的‘本我’来回答一切对我的反对和不满，我是超出整个世界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能与我相提并论，我希望大家也都顺从我的想法，并且将它视为一件单纯的事，假如我在什么地方有所越轨的话。”拿破仑有一次这样对他的妻子说，当他的妻子问起他对她的忠诚时。
腐败的时代是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的时代。这里的苹果，我指的是个人，那些未来的播种者，那些精神的开创者，那些重建国家与社会构架的先行之士。换句话说，腐败只是一个民族在秋收时节所得到的骂名罢了。
——1882年，《快乐的科学》
尼采的人生劝诫
我们将那些对自己有害的称为恶，将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称为善。很多利己主义就是如此判断善恶的。之所以将他们称为利己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们判断善与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运气好的话，这些利己主义者只在自己的小范围内作作恶，充其量被人唾骂一声“自私鬼”而已，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然而，当这样一类少数人站在了社会的高层时，令人揪心的腐败现象就会蔓延开来。就如尼采所说的，那些被虫子咬了的，得了传染病一样的烂苹果，就会一个一个掉下来。
同情不一定是善，它所造成的伤害有时比痛苦还要大
拉罗斯福哥在他那段最值得注意的自我描述中无疑说得很有道理，他警告所有那些有理智的人不要怀有同情，他劝说把同情留给那些需要激情的普通老百姓出身的人去怀有以便可以帮助受苦人，并且在遇到不幸时有力地加以干预。而同情，按照他的判断，则使灵魂软弱无力。
当然，人们应该表示同情，但是避免怀有同情。因为不幸者如此愚钝，以至于在他们那里，同情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善。——如果人们把不幸者的那种需要不是恰恰理解为愚钝和智力不足，理解为不幸带来的一种精神错乱，而是理解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更为可疑的东西，那么也许人们会更强烈地警告别人不要这样怀有同情。
人们倒不如观察小孩，他们哭哭啼啼为的是得到同情，因而就等待着他们的状况会被人注意到的那一刻；人们倒不如生活在同病人和精神上受压抑者的交往之中，问一问自己，那种雄辩的抱怨和呻吟，那种不幸的展示，是否从根本上讲是在追求一种伤害在场者的目的。在场者那时候所表达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对弱者与受苦受难者是一种安慰，因为他们因此而认识到，尽管他们有所有种种弱点，但至少还有一种力量：伤害的力量。
不幸者怀着同情的表达使他意识到的那种优越感，获得了一种乐趣；他的自负增加了，在使世界痛苦的问题上，他始终是足够重要的。所以，对同情的渴望就是对自我享受的渴望，而且以牺牲同胞作为代价；这显示出那种只顾及自己最亲爱的自我，完全不顾他人的人；但是并不单单是拉罗斯福哥所说的“愚钝”的人。
在社会交往的谈话中，在所有提出的问题和所有作出的回答中，有四分之三是为了给交谈者一点点小小的伤害；因此许多人才如此渴望社会交往：它使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力量。它以恶意在其中显示其威力的无数点点滴滴的小小剂量，强有力地促进了生命；就像以同样形式通过人类世界传播的好意一样，是任何时候都有备无患的良药。
但是，会有许多老实人承认，伤害也给人愉快吗？会有许多老实人承认，不少人沾沾自喜于——而且十分沾沾自喜于——至少在思想中伤害他人，并且将霰弹一般的小小恶意射向他人？大多数人都太不老实，有一些人又太好，因而对这种羞于启齿的东西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就要否认普罗斯佩·梅里美所说的话有道理：“没有什么比为做坏事取乐而做坏事更常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