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悲观态度,乐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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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懂得善待他人,他人才会善待你(1)

少一些利己,多一些仁爱

公正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美德。古代哲学家也认为它是这样一种美德,但把它同另外三种挑选得不合适的德行并列起来。仁爱尚未列为一种德行。柏拉图本人跻身于道德科学的最高地位,却也只能触及自愿的无私的公正。仁爱确实在实践和事实上一直存在,但是它留给基督教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它最大的贡献——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并特意地提倡仁爱,不仅把它当作一种美德,而且当作所有德行之首,甚至示敌人以仁爱。

当然我们仅仅想到了欧洲。因为在亚洲,一千年前,不仅规定和教导对个人邻居的无限爱,而且人们也一直在实践:《吠陀》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而在《法论》《史传》与《往世书》中也不断地出现这种训教,更不必说释迦牟尼佛的布道了。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承认,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可以看到劝人听从仁爱教导的现象。例如,在西塞罗《论善与恶的定义》第5卷,杨布利可着《毕达哥拉斯传》第33章中毕达哥拉斯那里都有。我现在的任务是解释我是如何根据我前面提出的原则,从哲学上推导出仁爱这一美德的。

在本部分第七卷里已经证明,别人的痛苦之所以能直接地自行变成我本身的动机,其唯一的原因是在于我看它们后的同情感,虽然它的根源仍被层层的神秘所笼罩。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一作用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消极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完全不同,因为从这一阶段产生的行动具有积极的特性,因为这时同情不仅仅使我不损害我邻居而且激励我帮助他。并且根据一方面我的直接参与感敏锐而深刻,另一方面这危机严重而紧迫,我感到这个动机(请注意,它是纯粹的、完全道德的)促使我做出或多或少的牺牲,以解决我所看到的对方的需要或灾祸;这一牺牲可能是我体力或精神的消耗,我财产、自由或甚至生命的损失。这样就在这种直接同别人共尝的痛苦中,这决不基于任何理论,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便发现仁爱、热爱、对上帝之爱的这一朴素的根源,换句话说,那一德行的行为规则是这样的:“尽你之力帮助一切人。”所有那些根据这一规则产生的行动,伦理学定义为德行的义务,或者称为爱的义务,不完全的义务。这样界定的行为之所以产生,完全是由直接的,可以说是本能地参与我们看到的痛苦,换句话说,完全是由同情引起的。最低限度,当这种行为我们能说它有道德价值,也就是说,能宣告它毫无自私自利动机时,并且当因是之故,它使我们感到可称为善良、满意、仗义的、良心的内在满足,又使旁观者(不能不使他惭之愧之)发出那种深为人知、不可否认的佳许、尊重和崇敬时,它一定是由同情引起的。

但是,如果一慈善行为真有任何其他什么动机的话,如果实际上并无恶意,那么它必定是利己的或利己主义的。因此作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源泉有三,即利己主义、邪恶与同情。所以可以把能影响人们各式各样的动机分成三大类:自己的幸福;别人的痛苦与不幸;别人的幸福。

要是一种善行的动机不属于上述第三类,它自然属于第一或第二类。有时它被归入第二类。例如,如果我对某人做好事,是为了令我敌视的另一个人恼怒,或者使后者更加痛苦;或者,可能是用羞辱的方式拒绝给予帮助的第三者;最后,或者是使受惠于我的人蒙受屈辱。但是这种善行的动机通常起源于第一类。事实是这样,无论何时我做某件好事,我都考虑自己的幸福,不论它可能是多么遥远或多么间接。就是说,无论何时我都会受到要在今世或在来世得到报答的思想影响,或者受到要赢得高度尊重、取得高尚名誉的希望影响。或者还有,当我考虑现在我帮助的人可能某一天也会来帮助我,要不然也可能给我些好处与服务;或者最后,当我受这种思想支配时,即我应该遵守高尚和慈善的规则惯例,因为我也可能有机会由此得利。简单说,除非我的动机是单纯的,而不是别有用心地想知道我的邻居能得到援助,脱离危难或摆脱他的痛苦、这样一个纯粹的客观愿望,它就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

是否有这样一个目的——事实上它完全失去主观性——真正是我的目的,那么,当且只当那时,我已得出仁爱、热爱、对上帝爱存在的证明,基督教一直布道劝人仁爱,这是它的伟大特殊功绩。应注意到,在这方面,四部福音书之一在它的关于爱的解释以外,还加上一些训诫,例如“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所做的事”等,事实上,已经建立在我已得出的结论的意识之上的,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有道德价值的话,那么,我的动机必然完全是由别人的痛苦,未经我再三思虑自然地激起的。

不过,在这方面,《吠陀本集》也对我们清晰地给出一种更高尚的教导。它们一再宣告,那些为了自己的工作想要任何种报偿的人,依然在黑暗道路上徘徊摸索,尚未成熟到解脱的地步。要是有人问到我,他施舍行善能得到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你给穷人的全部救济不过很少;本身也绝对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不满意,感到这达不到是你的目的,那么你的好意原来不是施舍,而是做一笔交易,而且你已经做了赔本生意。但是如果你所关心的是他感到贫穷的压力比较少了,那么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减轻了他的痛苦,并且你能完全明白,你的赐予能得到多大的回报。”

可是,本来不是我自己的困难或麻烦,我也受不到它的影响,怎么变成似乎它是我自己的困难,激发我那种行为的动机呢?就如我已解释的那样,因为这种困难虽然从视觉或听觉外在中介看来,仅仅是在我自己以外的某种东西。但是,我知道它是受害者的困难,我感到这困难像我自己的一样,实际上不在我这里,而是他那里的困难。所以卡尔德隆(Calderon)早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在看到的痛苦与痛苦本身之间,有什么距离。”然而,以上所述以此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和他人变为一样了,所以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障碍暂时得以打破。所以那时,我直接把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的不幸与他的痛苦变成为我自己的利益、需要、不幸与痛苦。就在那时,我对他经验的印象消失了,我再也看不到那和我完全不同、我漠不关心的陌生人了。但我分担他那里的灾难,尽管他皮肤确实没有围圈我的神经。只有以这种方式,他的灾难,他的忧愁才能够变为我的动机,否则我只能受我自己的动机影响。我再说一遍,这一过程是神秘的。因为这一过程理性不能给以直接解释,而且它的起因在经验范围以外。可是这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感受他内心的这种作用或过程,甚至对心肠极硬的自私人来说,他也不是不所有这一点。生活里每一天,我们都在小范围里单个行动,看到它。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情不自禁地、不假思索,便帮助同胞,给以救助,有时甚至为了他过去从未见过的人,甘愿冒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丝毫没有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只不过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另一个人的巨大悲痛与危难罢了。这一过程在广泛范围内也被证实,心地高尚的英国国民在长期考虑以及许多激烈争论以后,用两千万英镑赎出它殖民地的黑人奴隶,让全世界人民称赞。

要是有人拒不承认这种宏大的高尚行动的起因在于同情,宁肯把它归因于基督教的话;请他记起,在全部《圣经·新约》中,只字未提反对奴隶制,可是在那个时期奴隶制实际是普遍存在的;进一步说,迟至1860年,在北美当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个人求助于亚伯拉罕与雅各畜奴为例证,企图为他的讼事申辩。

——《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叔本华的人生智慧

亲情、友情,尤其是爱情,更能够明白的体现出人本性中的排他性和占有欲。可以说,天下纷纷多为情争。人对于名、利、情的追求和占有的期望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具有很明显的排他性,即自私性。这种期望和追求并非完全是出自于自身生存意义,而是自私本性的自然流露。

虽然叔本华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是在现代这个社会中,不能否认的是,好多人都是富有爱心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才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仁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道德范畴,对净化灵魂、完善自我起着巨大的精神动力作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升大学文化品位,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开展学雷锋活动、献爱心活动、与社会上的敬老院孤儿院等结对服务、与弱势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校园内的志愿者活动、自律活动、教室宿舍中的“今日我值日”活动等,让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在实践中领会仁爱,贯彻仁爱,升华思想,塑造人格。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吧。有一个盲人,只要是夜里出门,他一定要打一盏灯笼。村里人夜里出来,唯一看见有灯笼的地方,就知道是这个盲人出来了。外地来的人看到这一点就唏嘘,说你们这儿瞎子的品德太好了,他自己是没有光明黑暗之分的,你看他深更半夜出来,总操心别人能不能看见。于是他们就跟盲人说:“你真了不起!”瞎子淡淡地说了一句:“因为我是瞎子,我不希望别人撞到我,我打灯笼也是为我自己。”

仁爱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以一种快乐的信念去面对世界,在世界跟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需要为社会,为国家去承担使命的时候,临大节而不亏,而在生活常态中保持我们的欢愉。这样的态度,我想每个人都能做到。

有多大的胸怀,就有多高的境界;有多高的境界,就能干多大的事业。仁者能容。富有仁爱精神的人,也必是宽容的人。

当一个人已经定性的时候,

任何人或事都不会再改变他

“生命是短暂的,艺术则是长久的。”(希波克利特斯)想想看,世界上那些最伟大、最优秀的头脑,往往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创造力顶峰的时候,就被死神带走了;那些伟大的学者对所研究的学科刚有了某一透彻的认识,也遭遇了这样的情形——所有这些都证实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聪明绝顶的智力方面的,而是其道德思想方面的。

最后,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本质不同也从这一事实表现出来:人的智力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本性却不受时间的影响。刚出生的小孩还没有开悟,但在出生后的两个月内,就能获得一些悟性以可以感知外在的世界了——这一过程我在《论视觉与颜色》第二版第10页中已经详细解释过了。迈出这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之后,接下来却缓慢得多。也就是说,要等到小孩3岁的时候,大脑的发育才能达到可以运用语言并拥有思维活动的能力。尽管如此,童年时期还是属于幼稚和蒙昧的阶段。这首先是因为大脑还没有发育完毕,尤其是在体积和机构等方面要想到达完整性,得7岁之后了。其次,大脑要展开其强有力的活动还得跟生殖系统的对抗作用才行。所以,这种大脑活动只有到了人的青春期才会开始。到达青春期后,人的智力水平也只不过是具备了可供发展的潜力。而要发展和提高这种潜力就只有通过不断实践和练习。大脑这种内在的物质能量在人到了3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它真正的高峰。而35岁以后,我们就可以察觉到我们的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如果精神思想不是通过各种练习、实践、积累知识、经验和已经掌握了的运用知识的能力等完善起来,因此而抵消了大脑能量的衰减,那么时间越长,我们大脑能量衰减的情形就会越明显。幸运的是,我们精神力的这种抵消、抗衡会一直维持到老年,而实际上大脑本就是越来越像一件用旧了的乐器。依据自身机体条件的智力原始能量,虽然因精神力的对抗而在缓慢地衰减,但是这个衰减却必然是一种持续且是不可抗的。也就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记忆力、想象力、思想的可塑性,都会很明显变得衰弱了。我们的智力就这样一步步地走下坡路,直至整个人变得记忆模糊、混乱不堪甚至失去过半的意识。到了最后,人就会全然回到了最初的儿童期。只是这时人的精神思想已没有了童年时的幼稚蒙昧状态,落入了由无数偏见谬误、幻象——有时是至为极端荒唐的一种——所组成的陷阱之中。

此时人们的大脑正执拗地紧抓着一些东西,直至足够的经验和阅历逐步把我们的大脑和思想解救出来。所有这些的发生需要很多年,虽然人刚过20岁后,我们就可以认为思想已经成年,但是思想上的完全成熟,就得等到40岁。人的本性从开始到结束都会始终保持不变。本性的意欲活动并不像人类的认知活动那样需要学习,而是马上就能完美地进行。新生婴儿的大声哭叫,用力挥舞手脚,他就是在本能地意欲活动着,虽然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本性的意欲是什么东西,这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没有发育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