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起飞经过重重的气流后，总会有人轻舒一口气，觉得平稳真好！但根本想不到发动机的推重比每前进一步都会经过15年甚至20年的漫长岁月！
但是有一个人，只要他看到飞机，总会忍不住去想它的型号，去揣测发动机的规模，去设想发动机的新颖部件，去琢磨发动机的构造……
这个人就是吴大观，从1948年起走上航空报国事业，共有68年，跨越了2个世纪，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履行着报国诺言，辗转奔波在发动机研制设计的一线。曾经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因过度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曾经两度打报告，嫌工资太高，要求减工资；曾经被关“牛棚”、扫厕所，事后却毫不计较；曾经为发动机研制导致心脏病发作晕倒。就是凭着这股对发动机着迷的热情，他先后为我国组建了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基地，主持设计研制了第一个喷气式发动机，成功改型了第一个涡轮喷气发动机，组织改型了第一个涡轮风扇发动机，组建了第一支航空动力设计研制队伍，主持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研制第一套有效章程制度……若干个第一，开启了发动机的辉煌之旅，也搭建了我国航空工业与国际接轨的桥梁。
采访团跟随吴老的足迹，一路辗转，从沈阳到西安，再到北京，岁月匆匆，光阴似箭，昔日与吴老共事过的同事，都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腰板挺得很直，声音也很洪亮，看得出他们和吴老的感情很深，说到吴老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之情洋溢在脸上。经过几十年的光阴，他们对发动机的热情没有丝毫的减少，对专业知识也是如数家珍。我们虽然很多地方不太明白，但是都被他们的认真劲感动了，积极地提着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一天的采访结束了，再加上西安的骄阳热情如火，大家都有些疲倦。记者们收拾材料准备下楼，王振华（原西航设计所二科科长）也在收拾东西，他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头上，那个帽子一看就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有些年头了，边沿磨得有些发白，里面的布裸露在帽沿下。这时采访团的记者上前，说想再请教几个问题，王振华立马把帽子脱下，认真地回答记者的问题，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我们把吴老的事迹宣传好，把中国航空发动机宣传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国发动机。看着眼前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铿锵有力地说出这些话，我们都陷入一片沉思，本来他们当时可以留在国外，过安逸的生活；也可以回国去一些外国公司找到工作，也能拿丰厚的薪酬，但是他们拒绝了种种诱惑，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投身到祖国的发动机事业中，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可以说我国的发动机事业能有今天，与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采访进行到第五天，我们回到了北京，在前几天的采访过程中，我听到、看到、感受到最多的就是吴老的工作情况，总是觉得欠缺深度。当我在北京见到吴老的家人时，一切疑惑都解开了，善解人意的夫人、豪爽大气的女儿、可爱懂事的外孙女组成了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走进吴老的家，看到了80年代的旧家具，斑驳破旧的皮沙发，与时代接不上轨的搪瓷碗，袖口磨起白边的中山装，开口的旧皮鞋，就是这样简朴的家庭，几十年如一日地交纳巨额党费，一点都没有犹豫。看着年过九旬的华老（吴老的夫人）在讲述丈夫往事的时候泪流满面，我们不忍再问任何问题，默默地把手中的鲜花献给老人，祝愿她长寿安康。
在吴老的家中，我们看见了他那件被家人称作“常委”的衣服，之所以叫常委，是因为不论去什么地方都穿着，吴老总是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省吃俭用，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作为共产党员，把钱节省下来交党费，心里踏实，党给我的太多，我为党做的太少”，所以自己从不主动添置衣物，总是能穿就行，出国的西服都是借来的。住院时，问女儿要女婿的西服，说要接受记者采访，穿西服是尊重别人。最后去世时穿的也是女婿的西服，说到这吴老的女儿吴晓云哽咽了。许久，好似尽了最大努力平复自己的内心，拿出了一些笔记本。
翻看笔记本，满篇学习笔记映入眼帘，这22本学习笔记是吴老离休后写的，看着这些颜色不同的字，想着吴老带着老花镜凑到电脑前，费力地查询资料，心里一阵触动。想着自己年纪轻轻，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却不如一位八旬老人，真是自愧难当。以前总觉得爱党爱人民，离我们很远，但是现在真真切切体会到，原来这些精神都在平凡的生活中。
吴晓云告诉记者，吴老弥留之际也不忘对看望他的人作检讨：党给他的太多，自己做的太少，我国的发动机事业和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并一再叮嘱家人，丧事要从简，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最后又交了10万元党费。弥留之际看着窗外感慨道：“天空多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吴晓云抬手拭泪，几十个人在的房间，静悄悄的。
吴老走了，带着他对祖国、对党、对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无限眷念走了，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所做之事都不平凡，虽然他的夙愿没有达成，但是他对航空动力事业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我们，化作我们前进的永动机，中国航空动力的明天将更辉煌，国产飞机都能安上一颗“中国心”。
飞机的“中国心”
吴大观的“中国情”
2009年07月01日来源：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6月30日消息（记者李倩）“我的外公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吴大观的外孙女梁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简单的几个字从那娇小有力的身体中迸发出来，上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到她的脸上，她的身体坐得笔直，细细地回忆外公和自己相处的每一个细节，当有记者问到“在你眼里，你的外公是个怎样的人？”时，她不假思索的答出了这十个字，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办公室里，梁焱的眼里泛着点点的泪光，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停止提问，安静地低下头，等待她的思绪恢复平静。
梁焱的外公吴大观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我国航空动力的老前辈和奠基人。68年来，他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为祖国和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动力的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业界称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2009年3月18日，在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吴大观老人安详地走完了自己93年的人生，在走之前，他最放不下的是我国的发动机事业，一再地检讨自己做得不够，并叮嘱家人为自己再交最后一次10万元党费……时代赋予了他责任和使命，生活给予了他宽容与淡定。他以对党的忠诚，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发动机，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航空事业。
为航空事业而奋斗终生
吴大观于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幼年家境贫寒，得到舅舅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年轻时目睹日寇飞机肆虐神州，得知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航空救国”，毅然从西南联大机械系转学航空系，立志航空救国，毕业后不久因业绩突出，被选赴美国航空发动机厂学习、深造。在美期间亲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他发奋图强的志气和爱国、救国的热情。1947年，他婉言谢绝了友人请他留美继续学习、就业的好意，毅然回到祖国报效国家和人民。
从美国回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让吴大观满腔的报国热情得不到施展。1948年冬，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带着家人毅然地投奔解放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吴大观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航空发动机事业中，先后主持研制喷发1A、涡喷5、“红旗”2号发动机，参与领导研制涡喷7甲、涡扇5和涡扇6发动机，并主持仿制斯贝发动机和编制航空发动机的标准规范。88岁离休之后，仍然十分关心发动机科研生产工作，为航空发动机行业继续贡献力量。
吴大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履行航空报国的诺言，在发动机史上创造了一次又一次辉煌，1956年11月，他在沈阳建立了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并亲自领导设计了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的喷发1A发动机。1959年9月他负责设计、试制的“红旗”2号发动机上台试车，向国庆1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1982年，领导建立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
提起吴大观，与他共事过的同事无不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打动，早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节假日。一年365天，不论刮风下雨都坚持到办公室工作，经常一干就是12小时以上。时常以所为家，结果积劳成疾，左眼患上了白内障、视网膜脱落。
1978～1982年，西安航空发动机厂先后派出20多名优秀设计人员到英国学习，虽然英国的罗·罗公司提供了这次机会，他们也很认真地教，但是在关键的技术上面却有所保留，吴大观为了弄清每道加工工序，每天比设计人员跑得还要勤快，当时罗·罗公司的技术董事胡克先生打趣说：“你们中国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连苹果树都买走。”
后来吴老退居二线，对我国发动机事业的热情不减，坚持写下自己的学习总结和学习笔记，1998年，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心得。吴大观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研人员不懂数学是全文盲不懂英语是半文盲
吴大观十分重视培养设计人员，从1956年在沈阳的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开始，吴大观就对设计人员严格要求。对每张图样，每份设计报告都要认真审查，不符合要求的都要返工；出差回来的设计员都写汇报总结，审查合格才能报销差旅费。在他的严格要求下，科研人员都慢慢形成了收集、整理、归纳、归档的好习惯。
“科研人员不懂数学是全文盲，不懂英语是半文盲”。吴大观经常拿这句话来激励大家学英语，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水平，他亲自组织培训，请英语好的同志讲课，并号召大家每天提前10分钟上班自学英语，晚饭后1小时自学技术。这些措施激发了大家浓厚的学习兴趣，每天晚上，科研楼里灯火辉煌，指导员要到办公室劝大家休息。
中航工业动力所原党委副书记常宏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感慨万千，当时国家经济困难，许多科研人员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吴老很着急，寻求各种办法，最后调来一批黄豆，发给大家改善伙食，对消肿起了一定的作用。1962年春节，领导为了给辛勤工作的32名技术骨干一些奖励，决定请他们聚餐。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党委所给予的“优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科研人员，这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黄豆干部”和“尖子宴会”。
党给我的太多我做的太少
从1963年起，吴大观每月多交100元党费，这一坚持就是46年，同事们都不理解，可是他总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省吃俭用，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作为共产党员，把钱节省下来交党费，心里踏实，党给我的太多，我为党做的太少”。早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吴大观已是国家二级工程师，每月273元。在当时普遍实行低工资的年代里，单位数他的工资最高，为此，他总感觉到不安，后来曾经两次打报告要求给自己减工资，都遭到拒绝。1963年吴大观向组织多交了第一笔党费，把1200元寄到越南驻中国大使馆，支持抗美援越，此后就开始每月多交100元党费。
1982年，吴大观从西安调到北京，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从1996年起每月多交200元党费。近些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的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程”捐款6000多元，向西南联大教育基金捐款2万元，临终前又拿出10万积蓄交纳最后一次党费。走进吴大观的家，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的旧家具，斑驳破旧的皮沙发，与时代接不上轨的搪瓷碗，袖口磨起白边的中山装，开口的旧皮鞋。就是这样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交纳巨额党费，一点都没有犹豫。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灾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当时吴大观正在济南治疗眼疾，是从济南直接押送批斗会，此后又被关进“牛棚”九个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重了吴老的病情，以至于后来左眼失明，吴大观的夫人华国也受到了迫害。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逐渐地恢复工作，可是后来有人问起吴大观“文化大革命”的事，他总是轻描淡写，对于自己受到的不平待遇，只字不提。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文化大革命”本身并不能代表党。真正令他痛心的是，在这十年中，我国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差距，所以，吴大观在恢复工作后，没有半句怨言，马上投身到涡扇6发动机的调试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