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同那个时期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吴大观没能逃过“文革”带来的厄运。造反派给他安了个“特务”和“走资派”的罪名，用鞭子打他，要他交代是如何从美国回来的，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眼睛里安装有美国特务的微型照相机。原本对党忠诚、每月多拿出100元工资交的党费也成了“罪状”，变成他从事特务活动的经费。
挨批斗、关“牛棚”，原有的病痛不断恶化，最终导致左眼完全失明和胃出血。然而，即使在逆境中遭受磨难，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科技知识分子那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却从未动摇过。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1972年，吴大观逐步开始恢复工作。1977年底，他被调到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任技术副厂长，主抓英国斯贝发动机的专利引进试制生产。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年过60的他每天如饥似渴地用一只眼睛学习和工作。据当年在西航的同事回忆，为了怕他走路摔倒，晚饭后他的夫人华国都会用手电筒引路，把他送到厂门口，晚上12点再由秘书送他回家。几年如一日，天天如此。
由于斯贝发动机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因此我国不仅购买了技术专利，同时还向英国罗·罗公司买了50台发动机。之所以买发动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家卖专利只是卖了制造权，而不是设计权，关键的高新技术不会告诉我们。只有买了发动机，我们才有机会去英国看他们装配、试车、考核、验收，才能一边学习一边自主研制。
为了更好地消化、掌握英方先进技术，吴大观把办公桌搬到资料室，对有关设计技术资料一件件过目，一句句进行中英文对照，一遍遍地验算。四个月里，他看了上千份资料，记下了几十万字的心得笔记，并督促厂里技术人员“一定要吃透技术，为我所用”。
1979年春节前，我国购买的第31台发动机在英国进行交付验收时出现叶片断裂事故。“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人思想还比较保守的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小小的叶片断裂顿时给引进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人怀疑这是英国人在故意捣乱，提出中止购买并停止使用斯贝发动机。
怎么办？吴大观深知，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已经经历过几次徘徊，这个“板”拍下去将关系到整整一代发动机的研制和我国航空事业发展的进程。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他顶住压力，带领三名设计人员赶赴英国。从事故模拟还原开始逐一进行研究和分析，最终判定这是一起因生产过程控制不严而造成的偶然事故，并非成批性问题，从而使斯贝发动机的引进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把斯贝搞出来！”吴大观曾经在英国罗·罗公司总设计师贝凯特面前许下这句诺言。可以说，斯贝国产化研制工作倾注了吴大观的全部心血。然而，8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和飞机研制进度推迟，斯贝发动机研制不得不中止。
面对一个无疾而终的结果，吴大观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但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只是后来调任北京后，每次贝凯特到中国约见他，都会遭到他的拒绝。他对“中间人”说：“请代为转告贝凯特，就说吴大观已经死了。”
2008年底，吴大观在例行体检中查出患有肠癌，身体每况愈下。面对死亡，他没有想尽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相反，抓紧最后的时间坚持学习，《人民日报》、《求是》、《中国航空报》……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祖国的发展、是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航空发动机事业。
2009年初，吴大观的身体浮肿已经非常严重，他所在的中航工业集团领导指示一定要送他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他拒绝了，坚持去集团自己的医院——航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并一再表示不要用昂贵的进口药品，“不要为我这种治不好的病浪费国家的钱”。每当他从昏迷和熟睡中醒来，发现护士正在给他静脉注射进口药品，他总是挣扎着起身把针头拔掉……
作为吴大观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刘大响和老人相交数十年。老人在弥留之际曾拉着他的手说：“我有三句话。第一，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闻者落泪。人们不会忘记，正是这位总称自己“没有做好”的老人，在晚年回到北京退居二线后，依然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因为有矩可循，我国才成功生产出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昆仑”发动机；人们不会忘记，当他背驼得实在无法去单位办公时，还坚持在家上网了解最新航空动态，为理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殚精竭虑；人们更不会忘记，当我国自主研制、代表着中国先进水平的新一代战机“飞豹”和歼10振翅九霄、砺翼长空时，背后是他多年来默默付出的心血和精力。
1964年，吴大观组织自行研制的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代号910）开始方案论证，并很快完成了全部设计图样，准备作为歼9和歼13飞机的动力装置。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涡扇6四次上马、三次下马、五次转移研制地点，近十年未能加工出一台试验机。1984年，装备空军的配套飞机机型停止使用，涡扇6胎死腹中。当中止研制的消息传到这些“航空人”耳里，平日再苦再难也不吭一声的汉子们忍不住嚎啕大哭。
涡扇6下马了，但是它先后攻克的发动机起动、喘振、振动、高温等114项技术关键却为后来“太行”发动机的成功研制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材料和人才基础。
1985年底，吴大观与其他8位资深专家一起联名上书邓小平，令久拖不决的“太行”发动机立项起死回生。18年后，“太行”终于研制成功，我国实现了从第二代发动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而当年下马的斯贝发动机也“变身”为“秦岭”，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飞豹”歼击轰炸机装上了一颗“中国心”。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国能够在航天领域取得载人航天飞行和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而航空工业发展的进程却如此艰难？发动机的自主研制究竟难在哪里？
“航空人”的答案是：第一，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很长，通常，发达国家是10～15年，我们国家是15～20年；第二，航天动力装置主要是保证升空的几十秒钟，而航空动力装置则要保证飞机飞行几百、几千，甚至是几万小时不出故障。
“发动机制造是既要接近材料的极限，但是又不能到达极限。即它的重量越小、推力越大越好，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尺度非常难。”原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李志广说，保证发动机的3万多个零部件在高温、高压和高转速等极端条件下长期反复使用不出任何问题，不仅是对研制技术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一个国家机械、冶金、材料等工业基础水平的考验。目前，世界上能够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只有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秘书长彭友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多年来，我国总是“先有飞机型号、后研制发动机配飞机”，没有意识到‘预研先行、动力先行’的重要性。而相比发动机，飞机的研制时间要快很多，一旦飞机等不及不“买单”，就会造成发动机无法批量生产，研制一个丢弃一个。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尝试，现在，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已经形成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良好发展格局。”
2009年6月6日，我国大飞机项目总装制造中心在上海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大飞机项目设计研发、总装制造、客户服务“三大中心”布局开始全面推进。刘大响表示，我国有望用20年左右的时间，让装有“中国心”的“国字号”大飞机飞上蓝天。
今年是中国航空百年！飞机翼下一个世纪的强国之梦，让一代又一代“航空人”为了一个理想和信念，奋力探索、无畏前行。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一颗颗中国心跳动着他们航空报国的责任与使命——给祖国的飞机提供动力，给中国的战机装上“中国心”！
吴大观采访札记：信仰的力量
2009年06月30日12：21：07来源：新华网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摘自电视剧《潜伏》片尾曲《深海》
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俞玮）信仰，可以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力量？在采访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先进事迹前，我在网上搜寻了一下关于他的报道，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
——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中学毕业于百年名校扬州中学，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并赴美留学，是一个接受过良好中西方教育的典型知识分子；
——求学期间，因眼见日寇飞机轰炸神州、无数国人惨死，而毅然由机械系改报航空系，从此一生执著于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制；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起连续46年每月“多交党费”累计11万多元，给“希望工程”等各项捐款9万多元，临终前除了给老伴留下一些生活费外，剩余10万元积蓄全部上交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尽管在“文革”时遭受磨难左眼完全失明，却丝毫没有动摇他“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生命最后30年就用一只右眼如饥似渴地工作着；
——得知身患癌症后，非但没有想办法延长生命，反而因时日无多更加抓紧时间看报学习，最后一个月住院期间，拒绝让医生给他用昂贵的进口药，表示“没必要为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而浪费国家的钱”，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都会起身挣扎着把针头拔掉……
有人说，看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做出的选择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那么，吴大观呢？跟随中宣部中央采访团的8天采访，从沈阳到西安，再回到北京，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我试图走进那段历史岁月，也在潜意识里寻找着一个答案……
在沈阳，我第一次与那么多老人、那么多老一辈的航空人近距离接触，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诉说往事时洋溢出的激情。也许，在他们心里，他们不是在谈吴大观，而是在讲述航空人这个群体。在当年既缺国家长远规划，又缺资金的情况下，明知发动机研制周期长达20多年且不容易出成绩，但是为了“航空报国”的理想和信念，他们甘愿走在这条寂寞而艰难的道路上，无怨无悔。
在西安，当我采访王振华老人时，泪水更是模糊了视线。王振华是湖南长沙人，和吴大观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曾共事过几年。他告诉我，当年日军轰炸他家的村庄，村民们无处藏身，只好躲到洞庭湖的船上去。但是后来还是被发现了，日本人就在湖上进行疯狂扫射，只有10岁的他和爷爷等少数几人幸免遇难。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掀开被角看到日本飞机在头上飞过，一边一个红太阳，飞行员的模样都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说，鲜血把湖水染成了红色，那一刻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学航空，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保卫我们的国家。从湖南雅礼中学（当年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学校）毕业后，老人做出了和吴大观一样的选择——报航空系。
在吴大观的口述自传里，有这样一段话：那时西南联大有一半教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奋斗事业中。他们的生活几乎和我们这些穷学生一样，衣着俭朴、清贫如洗，但他们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王振华老人已经退休了，他的退休工资是1700元。当我把这个数字告诉其他同行的记者时，他们都忍不住吃惊地说“不会吧？”大家不敢置信，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无私奉献了一辈子的这些老同志，却只有这么一点退休工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老人后来说：“只要我们装备了我们的空军，就行了。”
第二天，乘飞机从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我一直在看吴大观的口述自传《我的中国心》。他提到自己早年曾经在国民党建的旧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工作，那是在贵州大定（现在的贵州省大方县）。尽管很穷，还是个“土匪窝”，但是大家抱着满腔的爱国之情，并没有退缩。然而，“在国民党那个年代，国运凋敝、民不聊生，根本是不可能聚精会神地把我国航空工业搞上去的。”看清之后，吴大观便和爱人一起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里。
之后他们去了北大工学院任教，并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来到了解放区。吴大观在书中写道：“1948年，在解放区，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联想起，在从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途中，在广州逗留的日子里，我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去电影院看了一次电影……影片的名字叫《悲惨世界》，我一连看了两遍……电影里有一句话是‘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我记了一辈子，而且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这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