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刘大响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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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我与老伴(1)

两小无猜

我老伴儿叫段兰芳,是我的同乡和中学同学。她生于1937年12月14日,比我小两个月。两人都属“牛”,这蕴含着我们俩能相濡以沫,相伴一生。2013年,我们庆贺了“金婚”。过去我叫她老段,现在叫她老太婆,我这样称呼她听着挺高兴的,觉得很亲切。

老段的父亲因患肺结核(解放前称痨病),于1943年去世,母亲一直守寡,操持家务,一人拉扯大四个孩子,30年如一日,实属不易。她母亲于1973年在老家去世,享年78岁。

新中国刚成立时,老段读完小学后就失学了,跟着在小学教书的大嫂生活,有时也帮助照看一下低年级的小朋友。1952年,她大哥下决心送她读书,考入祁东中学初一班,恰好这一年我考入祁东中学高中一年级。

1953年上学期,我当选祁东中学学生会主席,她在学生会当部长,是唯一的一位女同学。当时她是学校比较出色的女同学之一,性格活跃,能歌善舞,我在学校乐队吹笛子,经常为她们伴奏。她也会打排球,最高水平曾打进江西九江市女子排球队,参加过江西省运动会比赛。我看她个子不高,不是打排球的料,虽然当过二传手,但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所以力劝她尽早放弃,还是好好读书为上策,她听了我的意见,毅然退出了九江市女子排球队。

1953年暑假,湖南省在长沙召开全省学联代表大会,给了祁东中学一个名额,本应由我参加,但下一学期我要转到祁阳中学去,觉得自己占了这个名额不好,而副主席又是当年的一位初中毕业生,考上高中也要离校了。于是我就跟学校团支部书记刘纪生老师建议让段兰芳去参加,纪生老师同意我的意见,并派人去通知她,我也给她捎去一封信,说这次去省城参加学联会,机会难得,希望她做好笔记,以便回校后传达学习等内容。

1953年下学期,她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

当年,我父亲在祁东中学教生物课,兼她们的班主任。她的学习成绩好,课堂上敢于提问题,对她的印象不错。老段的亲舅舅李锦章老师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我们两家都是租住一位老乡的房子,做了邻居。

她经常到舅舅家玩,也顺便到我家来玩。有时看见我家没水了,就帮着挑挑水,或者做些家务活、陪老人说话解解闷,所以我母亲就比较喜欢她。暑假回到乡下老家,由于两家相隔不远,我也常到她家去看望她母亲,也帮她家挑过水。村里的一些妇女看见我们两人一起挑水,觉得很新奇,就在背后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些好事的人就对她母亲说:“这个男孩不错,个子又高,长得又英俊,来了还帮你挑水,你老真有福气,找了这么一个好女婿呀!”

我们是中学同学,本来没什么事,经她们这么一说,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

那时候我们年纪都小,只16岁多一点儿,互相有点儿好感,性格相合,也谈得来,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也两小无猜,没有人介绍,也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浪漫的话。

前世有缘

1953年8月,我从祁东中学转到祁阳中学读高中后,我们两人保持着通信联系,都是说一些如何好好学习和怎样做好学生会工作之类的话。1954年,有一次她因表妹家中有事来到祁阳县城,顺便到学校来看看我,送给我一对枕头套,上面有她自己绣的花。同学们看到之后就交头接耳,大做文章,开玩笑地说:“她肯定喜欢上你了,不然怎么会来看你,又送给你枕套呀!”有的甚至说:“你这个梁山伯可不要辜负祝英台的一片好意哟!”弄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

1955年我考上北航,老段到了江西德安大哥家,在那里她考上了九江一中。有一次,我突然接到她的来信,说她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并提出今后我们之间不要再通信联系了。她父亲是得了痨病的,解放前没有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很年轻就去世了。当时我心里很焦急,马上给她回了一封长信,安慰她说得了肺病不要紧,一定不要焦急,要树立信心,抓紧治疗,千万不要耽误了。明确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同她断绝联系的,并在信中第一次向她表示,我是喜欢她的,我绝不会因这种病就嫌弃她,相信这个病是一定能治好的。我感到她为人很诚实,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我,而且她还说,为了不影响我的前程,今后就不要再通信了。这一点使我很受感动,也很担心,几乎每周都写一封信去进行安慰。后来才了解到,她在体检拍片时确实看到有阴影,可能是一时因感冒使肺部受到了感染,还没有到得肺结核的程度。后来经过治疗,身体基本上好了。

1957年暑假,我从北京回湖南祁阳县家中探亲,她来了,就住在我家。我们傍晚经常到天马山,一起压压马路,谈谈理想,聊聊天,这一次正式明确了恋爱关系。我父母很高兴,将她当作没过门的儿媳妇看待。

1961年,她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二哥家看望母亲,路过北京,到北航来看过我一次。我看到她手指有伤残,问起来,她才对我说,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手伸进一个风扇里,手指被打断了,就连着一点皮才没有掉下来,学校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过断指再植手术接起来了。我怪她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她笑笑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帮不上什么忙,还让你操心。现在她左手食指仍是弯的,还有疤痕,有时用凉水久了还有点儿痛。

最简单的婚礼

1963年,老段从江西工业学院(现合并到江西大学)毕业,学的是硅酸盐专业。硅酸盐是搞什么的呢?就是玻璃、水泥、陶瓷这三种东西。她们班上很多同学分配到上海玻璃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还有分到北京、大连、青岛、唐山等地,大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单位。但当时因为有我这个关系,她在填报志愿时,第一个填的就是沈阳。沈阳只有一个名额,领导出于照顾,就把她分到沈阳来了。她分到沈阳玻璃研究所,在铁西区,我们606所在沈阳大东区,两个单位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距20多千米。

我那时已参军,便向组织打了申请结婚报告。当时部队要求晚婚,政委开始说现在结婚太早了,应该以工作为重,先好好工作干出点名堂来,30岁以后再考虑结婚也不迟呀!我说,我可以等到30岁,但那时她也30岁了,这怎么行呢?最后组织上批准了。

我们于1963年8月份登记结婚。结婚典礼再简单不过了。我穿军装,她穿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当时正处于国家困难时期,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从同事那里筹集了几张糖果票买了点儿糖块,沏了几壶茶水,全室同志再加上一些老同学、好朋友坐在一起,热闹一下,研究室政委王树茂同志做主婚人,他讲讲话我们就算结婚了,当时的婚礼就是这么简单。

婚礼上,大家并不轻易放我“过关”,一定要我们谈谈恋爱经过。我说:“我们两人15岁在中学只同学一年,以后天各一方就分开了,饱受10年相思之苦。我们是自由恋爱,既无‘媒婆’介绍,也不是父母包办,更没有在一起进饭馆、看电影、卿卿我我谈情说爱,可能是‘前世有缘’吧,也算是上天给我掉下一个‘林妹妹’,一见钟情,两情相悦,鸿雁传书,相互痴情,今天把两床被子铺在一起就算结婚了。”

我把这个经历讲完后,大家觉得还是不太过瘾,不少人说你这也太平淡了吧!我说,我们“两头牛”谈恋爱,刚认识不到一年就分开了10年,就这么平淡、这么简单,没有像你们有那么多罗曼蒂克的浪漫情节,我把皮球给踢了回去。最后我们唱了一首《康定情歌》,圆满结束了婚礼!

度过艰难的日子

1964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刘英杰。

当时沈阳生活很艰苦,每天主要吃苞米子、苞米面和高粱米,但对南方人有点儿优惠,每月多供4斤大米。老段怀孕时就营养不良,儿子生出来还不到5斤,先天不足。生下孩子后又没有奶,只能喂点儿牛奶。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带孩子,小孩哭了就喂。当时牛奶也是定量的,不够吃就熬点米汤给孩子吃,家里没有老人来帮忙,我又老出差,经常就老段一个人带孩子。

带到6个月的时候就不行了,孩子吃什么拉什么,有时一天要拉10来次。正在这个时候,母亲来信问我,说老家有个妇女,刚出生的孩子死了,她愿意帮你带孩子,能不能把孩子赶快送回来?我当时想只能如此,老段也同意。但谁去送呢?她身体比较虚弱,请假还要扣工资,我就“自告奋勇”,请了几天假送孩子回去。

当时还有在沈阳工作的堂兄刘金铠的小女儿,也要我带回去。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抱在怀里,一个牵在手上,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旅程。

那个时候虽然工资不多,但这次还是买了一张快车卧铺票,这是我第一次坐上卧铺。出发前,老段给我准备了一大包尿布,她说小孩拉了,擦完就扔掉,不要再洗了,火车上没法洗。

从沈阳到了北京站转车,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孩子哭得很厉害。有一位打扫卫生的女同志看到这个情景,主动走过来说:“你这孩子肯定是饿了。”我说:“我马上去冲点儿奶粉给他吃。”她说:“你不要冲了,把孩子给我,我给他喂一下奶吧!”真的碰上好心人了,抱过孩子,她把衣服一掀就开始给孩子喂奶。一位年轻的母亲对不是她亲生孩子的无私母爱,展现在我和众人面前,令我深深感动。虽然没有着军装,我还是立正给她敬了一个军礼。喂完奶,孩子就不哭了。她说你看这小孩就是饿的吧。她还问我,你这么一个男同志,怎么会带着这么几个月的小孩呢?我说没办法,他妈没有奶,身体又不好,我得把他送到湖南老家去。她听了很惊异地说:“哎哟,这么远,你一个人能行吗?”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在从北京到衡阳的火车上,我又碰到一位挺好的女同志。她30来岁,在我的卧铺对面,也是当兵的,穿着军装。我因为带着孩子,没有穿军装。后看到孩子哭了,她说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来哄哄他,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一路上她就帮我照顾孩子。我有点儿过意不去,说把你衣服弄脏了怎么办?她直说没关系,一路上她也没有怎么睡好觉,整个过程都在帮助我。这个女同志也姓刘,事后怎么找她也没有再联系上。后来回想起来,感到在那个年月里,虽然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家都不富裕,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诚挚、很纯真,不管谁有困难,大家就会主动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雷锋精神无处不在,令我感慨不已!

火车到了衡阳,父亲提前一天从老家赶来接我们。

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将孩子的奶妈叫“亲娘”,我叫她二嫂。她待我们的儿子很好,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她家里也比较贫困,我们一个月给她20元钱,实在不算多,但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62元钱,还有家庭经济负担,也只好如此了。

孩子的“亲娘”每次到我母亲家,母亲都很高兴,总要做些好吃的,杀只鸡或鸭子给她吃,既表示感谢之意,又希望“亲娘”营养好一点儿,奶水足一点儿,另外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就送给她一点儿。孩子就这么带到两岁。但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亲娘”受到了影响,有人说她给地主家带小孩儿,没有阶级立场,所以受到批评。她很有主见,坚持说:“这不就是一个小孩子嘛,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孩子的爸爸是个共产党员,还在解放军部队里工作。”但最终还是影响到她的一个儿子没能够参上军,对此我帮不上忙,感到非常惭愧。后来我和刘英杰每次回老家时都一定要去看望她,也送一些红包给她,以表示感激之情!2010年春节我们回家去找她时,家里的门却锁着,听人说前几年全家迁到云南去了。

1966年,老段又生了个女儿,取名玉娟。我说这怎么办?不能再送湖南了,只好把孩子的外婆接来。那时老段的母亲在长春帮她二哥家带孩子,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就到长春把老人家接到沈阳。

那时候我们的住房只有8米2。房子很窄小,给老太太弄了一个小床,架在门后面。就这样,岳母就帮着我们带女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思潮泛滥,反动的“血统论”风行一时,鼓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先是老家不让二嫂带我的儿子了,孩子要给我送回沈阳来。我母亲与七伯两位老人一起,不远千里将孩子送到沈阳,那时我家的大孩子才两岁多一点儿。母亲在我家只住了几天,领导就来通知我,说你妈到这儿来,待时间长了影响不好。于是我们又不得不打电报,请父亲尽快来沈阳,把母亲接回湖南去。

我的岳母70岁的人了,无依无靠,也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再住在我这里,被迫送回长春,后来长春也不让她待了,二哥又不得不把她送到农村。岳母回到农村后,住在女儿家,最后就死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