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无猜
我老伴儿叫段兰芳，是我的同乡和中学同学。她生于1937年12月14日，比我小两个月。两人都属“牛”，这蕴含着我们俩能相濡以沫，相伴一生。2013年，我们庆贺了“金婚”。过去我叫她老段，现在叫她老太婆，我这样称呼她听着挺高兴的，觉得很亲切。
老段的父亲因患肺结核（解放前称痨病），于1943年去世，母亲一直守寡，操持家务，一人拉扯大四个孩子，30年如一日，实属不易。她母亲于1973年在老家去世，享年78岁。
新中国刚成立时，老段读完小学后就失学了，跟着在小学教书的大嫂生活，有时也帮助照看一下低年级的小朋友。1952年，她大哥下决心送她读书，考入祁东中学初一班，恰好这一年我考入祁东中学高中一年级。
1953年上学期，我当选祁东中学学生会主席，她在学生会当部长，是唯一的一位女同学。当时她是学校比较出色的女同学之一，性格活跃，能歌善舞，我在学校乐队吹笛子，经常为她们伴奏。她也会打排球，最高水平曾打进江西九江市女子排球队，参加过江西省运动会比赛。我看她个子不高，不是打排球的料，虽然当过二传手，但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所以力劝她尽早放弃，还是好好读书为上策，她听了我的意见，毅然退出了九江市女子排球队。
1953年暑假，湖南省在长沙召开全省学联代表大会，给了祁东中学一个名额，本应由我参加，但下一学期我要转到祁阳中学去，觉得自己占了这个名额不好，而副主席又是当年的一位初中毕业生，考上高中也要离校了。于是我就跟学校团支部书记刘纪生老师建议让段兰芳去参加，纪生老师同意我的意见，并派人去通知她，我也给她捎去一封信，说这次去省城参加学联会，机会难得，希望她做好笔记，以便回校后传达学习等内容。
1953年下学期，她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
当年，我父亲在祁东中学教生物课，兼她们的班主任。她的学习成绩好，课堂上敢于提问题，对她的印象不错。老段的亲舅舅李锦章老师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我们两家都是租住一位老乡的房子，做了邻居。
她经常到舅舅家玩，也顺便到我家来玩。有时看见我家没水了，就帮着挑挑水，或者做些家务活、陪老人说话解解闷，所以我母亲就比较喜欢她。暑假回到乡下老家，由于两家相隔不远，我也常到她家去看望她母亲，也帮她家挑过水。村里的一些妇女看见我们两人一起挑水，觉得很新奇，就在背后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些好事的人就对她母亲说：“这个男孩不错，个子又高，长得又英俊，来了还帮你挑水，你老真有福气，找了这么一个好女婿呀！”
我们是中学同学，本来没什么事，经她们这么一说，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
那时候我们年纪都小，只16岁多一点儿，互相有点儿好感，性格相合，也谈得来，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也两小无猜，没有人介绍，也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浪漫的话。
前世有缘
1953年8月，我从祁东中学转到祁阳中学读高中后，我们两人保持着通信联系，都是说一些如何好好学习和怎样做好学生会工作之类的话。1954年，有一次她因表妹家中有事来到祁阳县城，顺便到学校来看看我，送给我一对枕头套，上面有她自己绣的花。同学们看到之后就交头接耳，大做文章，开玩笑地说：“她肯定喜欢上你了，不然怎么会来看你，又送给你枕套呀！”有的甚至说：“你这个梁山伯可不要辜负祝英台的一片好意哟！”弄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
1955年我考上北航，老段到了江西德安大哥家，在那里她考上了九江一中。有一次，我突然接到她的来信，说她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并提出今后我们之间不要再通信联系了。她父亲是得了痨病的，解放前没有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很年轻就去世了。当时我心里很焦急，马上给她回了一封长信，安慰她说得了肺病不要紧，一定不要焦急，要树立信心，抓紧治疗，千万不要耽误了。明确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同她断绝联系的，并在信中第一次向她表示，我是喜欢她的，我绝不会因这种病就嫌弃她，相信这个病是一定能治好的。我感到她为人很诚实，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我，而且她还说，为了不影响我的前程，今后就不要再通信了。这一点使我很受感动，也很担心，几乎每周都写一封信去进行安慰。后来才了解到，她在体检拍片时确实看到有阴影，可能是一时因感冒使肺部受到了感染，还没有到得肺结核的程度。后来经过治疗，身体基本上好了。
1957年暑假，我从北京回湖南祁阳县家中探亲，她来了，就住在我家。我们傍晚经常到天马山，一起压压马路，谈谈理想，聊聊天，这一次正式明确了恋爱关系。我父母很高兴，将她当作没过门的儿媳妇看待。
1961年，她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二哥家看望母亲，路过北京，到北航来看过我一次。我看到她手指有伤残，问起来，她才对我说，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手伸进一个风扇里，手指被打断了，就连着一点皮才没有掉下来，学校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过断指再植手术接起来了。我怪她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她笑笑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帮不上什么忙，还让你操心。现在她左手食指仍是弯的，还有疤痕，有时用凉水久了还有点儿痛。
最简单的婚礼
1963年，老段从江西工业学院（现合并到江西大学）毕业，学的是硅酸盐专业。硅酸盐是搞什么的呢？就是玻璃、水泥、陶瓷这三种东西。她们班上很多同学分配到上海玻璃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还有分到北京、大连、青岛、唐山等地，大都是全国闻名的大单位。但当时因为有我这个关系，她在填报志愿时，第一个填的就是沈阳。沈阳只有一个名额，领导出于照顾，就把她分到沈阳来了。她分到沈阳玻璃研究所，在铁西区，我们606所在沈阳大东区，两个单位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距20多千米。
我那时已参军，便向组织打了申请结婚报告。当时部队要求晚婚，政委开始说现在结婚太早了，应该以工作为重，先好好工作干出点名堂来，30岁以后再考虑结婚也不迟呀！我说，我可以等到30岁，但那时她也30岁了，这怎么行呢？最后组织上批准了。
我们于1963年8月份登记结婚。结婚典礼再简单不过了。我穿军装，她穿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当时正处于国家困难时期，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从同事那里筹集了几张糖果票买了点儿糖块，沏了几壶茶水，全室同志再加上一些老同学、好朋友坐在一起，热闹一下，研究室政委王树茂同志做主婚人，他讲讲话我们就算结婚了，当时的婚礼就是这么简单。
婚礼上，大家并不轻易放我“过关”，一定要我们谈谈恋爱经过。我说：“我们两人15岁在中学只同学一年，以后天各一方就分开了，饱受10年相思之苦。我们是自由恋爱，既无‘媒婆’介绍，也不是父母包办，更没有在一起进饭馆、看电影、卿卿我我谈情说爱，可能是‘前世有缘’吧，也算是上天给我掉下一个‘林妹妹’，一见钟情，两情相悦，鸿雁传书，相互痴情，今天把两床被子铺在一起就算结婚了。”
我把这个经历讲完后，大家觉得还是不太过瘾，不少人说你这也太平淡了吧！我说，我们“两头牛”谈恋爱，刚认识不到一年就分开了10年，就这么平淡、这么简单，没有像你们有那么多罗曼蒂克的浪漫情节，我把皮球给踢了回去。最后我们唱了一首《康定情歌》，圆满结束了婚礼！
度过艰难的日子
1964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刘英杰。
当时沈阳生活很艰苦，每天主要吃苞米子、苞米面和高粱米，但对南方人有点儿优惠，每月多供4斤大米。老段怀孕时就营养不良，儿子生出来还不到5斤，先天不足。生下孩子后又没有奶，只能喂点儿牛奶。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带孩子，小孩哭了就喂。当时牛奶也是定量的，不够吃就熬点米汤给孩子吃，家里没有老人来帮忙，我又老出差，经常就老段一个人带孩子。
带到6个月的时候就不行了，孩子吃什么拉什么，有时一天要拉10来次。正在这个时候，母亲来信问我，说老家有个妇女，刚出生的孩子死了，她愿意帮你带孩子，能不能把孩子赶快送回来？我当时想只能如此，老段也同意。但谁去送呢？她身体比较虚弱，请假还要扣工资，我就“自告奋勇”，请了几天假送孩子回去。
当时还有在沈阳工作的堂兄刘金铠的小女儿，也要我带回去。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抱在怀里，一个牵在手上，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旅程。
那个时候虽然工资不多，但这次还是买了一张快车卧铺票，这是我第一次坐上卧铺。出发前，老段给我准备了一大包尿布，她说小孩拉了，擦完就扔掉，不要再洗了，火车上没法洗。
从沈阳到了北京站转车，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孩子哭得很厉害。有一位打扫卫生的女同志看到这个情景，主动走过来说：“你这孩子肯定是饿了。”我说：“我马上去冲点儿奶粉给他吃。”她说：“你不要冲了，把孩子给我，我给他喂一下奶吧！”真的碰上好心人了，抱过孩子，她把衣服一掀就开始给孩子喂奶。一位年轻的母亲对不是她亲生孩子的无私母爱，展现在我和众人面前，令我深深感动。虽然没有着军装，我还是立正给她敬了一个军礼。喂完奶，孩子就不哭了。她说你看这小孩就是饿的吧。她还问我，你这么一个男同志，怎么会带着这么几个月的小孩呢？我说没办法，他妈没有奶，身体又不好，我得把他送到湖南老家去。她听了很惊异地说：“哎哟，这么远，你一个人能行吗？”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在从北京到衡阳的火车上，我又碰到一位挺好的女同志。她30来岁，在我的卧铺对面，也是当兵的，穿着军装。我因为带着孩子，没有穿军装。后看到孩子哭了，她说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来哄哄他，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一路上她就帮我照顾孩子。我有点儿过意不去，说把你衣服弄脏了怎么办？她直说没关系，一路上她也没有怎么睡好觉，整个过程都在帮助我。这个女同志也姓刘，事后怎么找她也没有再联系上。后来回想起来，感到在那个年月里，虽然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大家都不富裕，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诚挚、很纯真，不管谁有困难，大家就会主动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雷锋精神无处不在，令我感慨不已！
火车到了衡阳，父亲提前一天从老家赶来接我们。
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将孩子的奶妈叫“亲娘”，我叫她二嫂。她待我们的儿子很好，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她家里也比较贫困，我们一个月给她20元钱，实在不算多，但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62元钱，还有家庭经济负担，也只好如此了。
孩子的“亲娘”每次到我母亲家，母亲都很高兴，总要做些好吃的，杀只鸡或鸭子给她吃，既表示感谢之意，又希望“亲娘”营养好一点儿，奶水足一点儿，另外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就送给她一点儿。孩子就这么带到两岁。但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亲娘”受到了影响，有人说她给地主家带小孩儿，没有阶级立场，所以受到批评。她很有主见，坚持说：“这不就是一个小孩子嘛，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孩子的爸爸是个共产党员，还在解放军部队里工作。”但最终还是影响到她的一个儿子没能够参上军，对此我帮不上忙，感到非常惭愧。后来我和刘英杰每次回老家时都一定要去看望她，也送一些红包给她，以表示感激之情！2010年春节我们回家去找她时，家里的门却锁着，听人说前几年全家迁到云南去了。
1966年，老段又生了个女儿，取名玉娟。我说这怎么办？不能再送湖南了，只好把孩子的外婆接来。那时老段的母亲在长春帮她二哥家带孩子，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就到长春把老人家接到沈阳。
那时候我们的住房只有8米2。房子很窄小，给老太太弄了一个小床，架在门后面。就这样，岳母就帮着我们带女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思潮泛滥，反动的“血统论”风行一时，鼓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先是老家不让二嫂带我的儿子了，孩子要给我送回沈阳来。我母亲与七伯两位老人一起，不远千里将孩子送到沈阳，那时我家的大孩子才两岁多一点儿。母亲在我家只住了几天，领导就来通知我，说你妈到这儿来，待时间长了影响不好。于是我们又不得不打电报，请父亲尽快来沈阳，把母亲接回湖南去。
我的岳母70岁的人了，无依无靠，也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再住在我这里，被迫送回长春，后来长春也不让她待了，二哥又不得不把她送到农村。岳母回到农村后，住在女儿家，最后就死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