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31日，中央军委刘华清副主席在省委、省军区和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各级领导陪同下来所视察，因王所长出国，由刘俊波（注10）书记和我全程陪同。刘副主席先考察了高空台，又参观了高推预研成果展，由我全程向他做汇报和讲解。在接见全所中层以上干部和职工代表的大会上，刘副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他说：“航空发动机预研非常重要，看了你们发动机预研成果展，感到很高兴，很满意，很有希望。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关心航空工业发展问题，关心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中等推力涡扇发动机你们必须解决，5年解决不了，10年你们一定要解决。搞航空发动机，自力更生是根本，这是国策，是毛主席制定的。希望航空战线的同志们上下一股劲、一条心，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把航空发动机预研搞上去，把航空工业推向一个新阶段，攀登新高峰，取得很好的结果。”
刘副主席还说：“你们624所的同志，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为航空事业奉献了一辈子，很多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你们对中国的飞机和航空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在建立我们强大的国防科研试验力量，发展高科技的尖端武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应该给你们立一块碑，刻上你们的名字，你们这一代人是光荣的，子孙万代都会佩服你们这一辈人的奉献精神。你们获得了最高的价值，最有意义的价值，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包括你们的子孙。”
讲话结束时，刘副主席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激动地说：“中推发动机一定要靠自力更生，靠你们624所把它搞出来！越快越好！”
此后，刘华清副主席一直关心中推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我们拥有了创新的动力。1995年4月，在624所成立30周年所庆的前夕，还给624所亲笔题词：加速中推研制，振兴航空工业。给624所全体职工以巨大的鼓舞。
1991年10月8日，空军林虎副司令员在葛文墉副参谋长和王昂副部长陪同下来所视察。他说：“中推我们太需要了，一般的飞机应该装两台发动机，这样要更安全一些，欧洲大部分都是中推发动机，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才搞大推力级的，一定要下决心把中推发动机搞出来。”后来，我与林虎副司令员就非常熟，成了好朋友，至今仍有往来。
领导的视察和重要讲活，给我们全所职工以巨大鼓舞，看到了所的前途和希望，同时也感受到巨大的历史责任，大家决心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把中推发动机搞出来，去攀登中国航空发展历史上的新高峰！
全所沸腾了。所党委召开中推研制誓师动员大会，7月6日所党委代表全所职工向部党组发出《关于承担中推发动机高低压系统匹配技术预研的请战报告》。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人人都有点儿热血沸腾的感觉。几位已经调走的科技人员又主动申请返回所内工作获领导批准，就连幼儿园的阿姨晚上也主动加班，并贴出“任务交给您，孩子交给我”的大幅标语；小车班司机随叫随到，保证行车安全；炊事班保证加班人员吃上可口的热菜热饭，人人都想为中推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局面连我们几位所领导都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速，这么猛烈！
一次冒风险的决策
七级高压压气机攻关，是三大高压性能部件的关键，也是中推核心机预研能否成功的关键。我国发动机行业研制的几个型号，都是因为高压压气机性能未达到设计指标而延误了研制进程。所以，高压压气机被认为是发动机研制中的第一大关键部件。
为了早日上台试验，林部长派刚从120厂调到部里准备当副总工程师的张洪飚同志（注11），在他尚未正式上任之前就先到624所连续“蹲点儿”70天，坐镇督战，现场指挥；又派全国知名的压气机专家、部科技委张池副主任来所指导设计工作约30天。洪飚同志不愧为工厂出来的老总，对生产组织非常内行。一天他从斯永华那里要去零级网络图，认真研究后约我去招待所面谈一次，提出我们的网络图中还有潜力可挖，进度还可以再快一点儿。第二天我们一起上观雾山，与工厂领导和工艺员共同讨论，采取几条并行工程的措施，将我们原来预留的一点点余地都“挤”了出来，最终结果是提前50天完成后三级的加工，并与前四级组装成一台七级高压压气机试验件。
七级高压压气机试验已成为部领导和全行业关注的焦点。初战必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就会动摇所有人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每个参试人员身上的担子和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1990年9月23日晚上零点，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七级高压压气机首次上台运转。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盯”着它，生怕出现一点点异常。结果还好，这个初生的“天之骄子”还比较争气，安全地运转到10500转／分，顺利地通过了“机械磨合”运转状态，停车检查一切正常，大家松了一口气儿，试验现场开始有人小声地有说有笑了，我到室外去放松一下情绪，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1小时后开始当晚的第二个状态点试验，大家似乎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但推到80％设计转速（大约13500转／分）时，我们最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最高振动值瞬间达到13g，远超出安全规定值，只好将转速降下来，以保护试验件的安全。当晚试验就这样结束了，大家回去休息，只留下少数人进行检查和分析。经多次分析决定第三天继续进行试验，结果与第一天差不多，试验只好暂时停下来。
我们组织了一个攻关小组，由周拜豪同志负责，研究排除振动过大的措施，每次会议我都去参加。经过近2个月的种种努力，转子下台分解4次，仍未完全排除振动过大的故障。振动大是非常危险的，应力会成倍增长，搞不好转子会“飞”出去。
我记得是在北京亚运会开幕的时候，七级高压压气机就开始上台试验，亚运会结束时还没有达到最大转速状态。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先是把原来的刚性支承改成采用挤压油膜轴承的弹性支承，后又改为用尼龙绳把两个盘固定的柔性连接方式。对台架设备也翻来覆去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很遗憾，多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1990年11月23日晚上试验，洪飚老总和王所长亲自上台“督战”，第一遍开车下来还是不行，振动值还是偏大。我们就在现场开会研究怎么办？试验进行了两个月，各种办法都想到了，能上的措施都用了，但转速还是推不上去，试验遇到了“拦路虎”，大家都很焦急，讨论中提出多种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可以说百花齐放，众说纷纭。最后王所长说：“大响，你是总设计师，这件事你来下决心拿主意，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说现场总指挥给我下达了指令，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了。在讨论时我注意到有几位同志都提出这可能是“临界转速”问题，只要想办法冲过去就好了。我请搞振动测量的同志把所有振动数据分析一下，发现只要接近这个转速振动值就增大，偏离这个转速振动值就明显减小。说明转子的动平衡是合格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速通过“临界转速”，但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弄不好，整个转子可能会“飞”掉，设备也会被打坏。
那天晚上，我面临着我国第一台七级高压压气机“飞”出去的巨大风险。
这两个月的每次试验我几乎都参加了，我发现负责试验指挥的张富存同志非常小心谨慎。这位同志是一位中专生，但工作认真负责，搞试验很有经验，所里“破格”把他提拔为三室主管试验的副主任。因为1986年底在这个设备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因振动值偏大而导致试验件“飞”出去并打坏了设备的大事故，所以他指挥这次试验十分“小心谨慎”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如果是“临界转速”的话，慢推油门就是很危险的。但要想快速冲过“临界转速”，风险又很大，一旦出事，必须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根据大家对数据的分析，我也判断振动大很可能是“临界转速”问题，这是发动机研制中经常碰到的头痛问题。“临界转速”试验最大的特点是转速不能停留在那个值上，一停留就可能出现重大事故。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把“临界转速”降到很低，在低转速时快速通过，危险性就会大大减小。再一个就是把“临界转速”提高到工作转速之上，在到达工作转速之前都不会出现二阶临界转速，压气机试验都会是很平稳的。但这些都需要在设计上做大量的结构修改工作，设计、加工和装配的周期会很长。
在这个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我提出采取一个冒险的办法，就是快推油门使转子快速通过“临界转速”，使振动值减下来，先将试验做下去，而且，判断这是不是“临界转速”也必须要做这个试验。而如何解决“临界转速”问题，只有在完成这个试验之后的结构设计修改中，再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和措施。当时，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快速通过“临界转速”一定要冒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冒这个风险，七级压气机试验就很难有大的进展。
当时洪飚总师、王所长都在现场，他们两人表示同意我的判断，也同意冲一下看看。因为方案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如果出现了转子‘飞’掉的情况，我是第一责任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两位领导当即表示：就按你提出的办法试验，如果出了问题，我们一起共同承担责任。
我对张富存同志说：“试验还是由你来指挥，但快接近振动值增大时要猛推操纵杆，快速通过。如果转子‘飞’了，由我承担责任。如果确实是‘临界转速’，我估计振动值就会马上掉下来。”
开始试车了，大家都很紧张，我当然最紧张了。随着转速的增加，我的心脏也在“嘣嘣”地加速跳动着。
当转速快到“临界转速”前而振动值尚未达到最大值时，我忍不住轻轻地喊了一声“快推”，操作员一下子就推了上去，这一推，振动值马上就掉到了3g。
振动值在5g以下试车是安全的，一下子掉到3g。哎哟！当时全场沸腾了，大家高兴得直鼓掌！我也很激动。说实在的，下指令快推油门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全身都在冒着冷汗。
1990年11月23日，是我前半生中为了航空发动机事业做出冒巨大风险决策的一天，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的晚上。我相信洪飚老总、王所长和在场的所有同志，恐怕也是难以忘记的。
七级高压压气机终于推到100％设计转速值（16800转／分）。按照这种试验方法，到1991年底共进行了9次开车试验，累计运转13小时，共录取了5条压气机转速特性曲线。为了安全起见，那次没有安排录取喘振边界点的试验。
11月26日，林宗棠部长和部发动机总公司发来贺电，祝贺七级高压压气机试验成功，首战告捷！
此后，经过认真准备，从1991年2月7日开始七级高压压气机喘振边界测定试验，接着又陆续完成了设计安装角条件下的总性能试验、重复性试验、最佳安装角性能调整试验和低转速下的调整试验，累计开车37次，共运行435小时，其主要性能指标均达到当时美国F404和CFM56发动机高压压气机的先进水平。
1991年6月5日，陈浚总经理致函林宗棠部长，建议对中推七级高压压气机开展立功授奖活动。林部长批示：“这是一项重大突破，对发展我国涡扇发动机具有重要意义，应予特殊鼓励，部可发特别嘉奖令。”
1991年7月部发动机总公司在沈阳召开中推预研汇报会，林宗棠部长指出：“中推七级高压压气机的研究，完全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从理论计算到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明中国人并不笨，只要认真地干，完全可以干出和国外差不多水平的事情。”
设计是龙头，人才是关键
在刘华清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工业部的直接领导下，三大高压性能部件和中推核心机都已完成了立项程序，并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但是，如何才能保证又好又快地完成研制工作任务呢？我认为在发动机研制工作中，设计是龙头，是第一道关。设计搞好了才能得到好的三大高压部件，也才能完成先进的中推核心机研制任务。如果设计搞错了，后面的加工和试验也都错了，不但造成人力、物力和资金的巨大浪费，也会耽误整个研制周期。
设计工作要搞好，人才最关键，要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能打硬仗的人才队伍，并且要很好地有效地组织起来，沿着同一个目标，形成合力，才能奋勇向前。但624所原有的设计人员，不少人已经转去搞民品开发了，留下的也散落在各个试验研究室中，很难集中精力和组织协调，很难建立起技术责任制，也很难保证设计工作的高水平、高质量。因此，我向王所长提出尽快建立中推核心机设计室是当务之急，并建议取名为一室。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原来在甘溪的老一室。王所长当过老一室主任，他很理解和支持这一建议。当时我还向所长提出，组建这个室，人要我来点。有一些人已经是民品开发的骨干力量了，可能要把他们抽回来，不知所长能否同意？王所长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必须尽快把一室组建起来。要什么人你就点吧，点完后我们再商量一起下决心，共同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