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4所的由来
1965年1月12日，为适应航空工业的发展，第三机械工业部“651会议”决定组建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代号为第11研究所，隶属于三机部第六研究院，以高空模拟试车台为重点开展建设，还要建近50台（套）大型零部件试验设备。1965年10月，三机部批准研究所设计任务书，明确所的性质、任务，主要是进行航空喷气发动机应用技术研究，是全国喷气发动机科研、设计、生产和使用单位的主要技术后方和试验研究基地。
六院11所地处祖国的大西南四川西北部江油县（后改县建市）境内。当时被定为三线地区。“三线”这一概念出自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蠢蠢欲动，美国在我东南沿海地区发动攻势，不断制造事端，中苏关系也日趋恶化，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国际形势比较紧张。1965年8月，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主席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为了建立一个“打不烂、拖不垮”的战略大后方，1965年底中央决定在内陆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不久即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处于停滞状态；到1969年初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三线”建设才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中央提出的建设方针是：靠山、分散、隐蔽。口号是：好人好马上“三线”。
624所的所址几经周折，最终选定在四川省江油县松花岭地区，位于观雾山脚下的一条山沟中的平坝上。1965年2月将原606所负责基建的苗逢润（注）副所长调去当所长。在624所创业的最艰难时期，苗逢润同志与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所职工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初建中的许多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精心谋划和组织，几十年如一日在山沟里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航空发动机研究所。苗所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事业心强，作风扎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直厚道，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为624所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调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刘子英同志任政委，他是1965年4月第一批入川的“十八勇士”之一。他身先士卒，不畏艰辛，工作从精，生活从简，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得群众拥护。调董绍庸同志担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他参与了香港“两航”起义，是从国外回来的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著有很多书。当时我们学习发动机原理，主要有两本书：一本是苏联的斯切金院士写的；另一本就是董绍庸教授写的。606所有很多来自哈军工的优秀毕业生，都是他的学生。调康毅同志担任副总工程师，他原在606所就当过副总师，为人正直，治学严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英语很好，是一位有很高学术造诣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后来担任过624所所长，为624所和高空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随着领导机构的不断调整，六院11所的归属和名称也在不断地变化。1965年1月—1968年3月一直叫六院11所，1968年3月所随六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4研究所，此后六院11所的名称不再使用。624所的名字一直沿用下来。1979年1月，经上级批准624所对外开放，对外名称又叫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以下统称为624所）。
全室迁往四川
1970年10月，经空军司令部批准，上级决定将我所在的606所第七研究室（815甲发动机型号设计室）按建制分迁到624所，815甲发动机型号和“遭遇起动系统”等研究工作均移交410厂负责。
在此前的1969年，六院决定从606所抽调一部分人到湖南去组建一个新所，主要从事直升机涡轴发动机的设计研究工作，就是现在位于湖南株洲市的608所。当时我主动报名申请，我们两口子都是湖南人，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弟弟妹妹都需要照顾，我爱人也非常希望去，因为我们在沈阳的工作单位一东一西，相距太远，六年多来她早起晚归，两头都见不到太阳，实在太辛苦了，两个孩子也难以抚养。我原以为自己要求去湖南的条件和理由是很充分的，但没想到所领导不同意，说工作需要，就是不能放你走。
后来由沈阳606所调去了二十几位同志到608所，带队的是董秉虔同志，当时他是606所三位副总师之一，后任608所所长。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虽然没有去成湖南，感到有点儿遗憾，但还是恪守自己常说的一句老话，那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仍一如既往地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是606所七室专业组长，又当过党支部副书记，按照领导指示要协助党组织动员大家去“三线”。我知道自己肯定是要去的。南方人去四川工作，生活习惯不成问题。
按照上级要求，接到通知后一个月之内就得出发，当时群众思想有些混乱，一些家在东北的同志就不大想去，说我到四川去干什么？但领导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之后，大家都能服从组织决定，基本上都去了。那次共分迁去308人，七室按建制全部都去了，其余从各个科室和附属工厂中抽调，科技人员约占三分之二。
走进大山深处
1970年11月，我们举家搬迁，随同606所308人包乘一辆专列，千里迢迢，从沈阳出发了。我们是从繁华的大都市走向深山老林，尽管服从工作需要，但对沈阳毕竟充满了眷恋之情，对即将到达的川西北崇山峻岭，也有着许多未知的迷茫。
火车到北京停留两天，让大家在北京自由自在地玩一玩儿。我们带着3个小孩加上妹妹刘湘华，一家6口首先去了天安门广场，大家照相留作纪念。然后带他们去了我的母校北航，又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北海。这些给一家大小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记忆。两天后我们又登上火车继续启程直奔四川。
火车开到一个叫中坝（后改名江油）的车站，下了火车上汽车，汽车行进在曲折蜿蜒高低不平的山路上，由于是第一次走这种山路，车子开得又快，大家的心都揪着，有些孩子吓得哭了，有些孩子却激动得直尖叫。
到了松花岭，一出公路隧道，感到豁然开朗，看到了马路两旁的楼房，楼前插满彩旗，站着一排排化了妆的中小学生，手中拿着鲜花，敲锣打鼓，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场面虽不算十分壮观，却显得非常热烈和真诚。
当年毛主席的指示是“靠山、分散、隐蔽”和“靠山、近水、扎大营”，后来林彪发挥了—下，演绎成“山、散、洞”，进山越深越好，分得越散越好，能进山洞更好。按照林彪的这些话，624所就形成了一线五点23千米“羊拉屎”的分散局面。我们被安排在最里面的那个点———即北川县甘溪小镇，孤零零的一个设计室，孤零零的一栋三层楼，我们就在那儿办公了。
职工住房非常紧张，单身职工安排在稍加改造的澡堂子里居住。我们带家属的，就挤在办公楼里，上面两层办公，下面第一层住家，各家做饭都在走廊里面。当时没有煤供应，开始我们就带着小孩和大家一起上山砍柴、拣枯树枝。烧柴禾谁都不习惯，有些人虽然带了蜂窝煤，也不会烧，底层各家一做饭，烟就直往上面冒，熏得我们在办公室里眼泪鼻涕一起流，弄得大家都哭笑不得。有的同志趁机说俏皮话：“你老兄何必天天流下激动的泪水啊？”逗大伙儿开开心。
刚到624所时，大家还有点儿新鲜感，有说有笑的。但没过多久这种新鲜感就消失了，只剩下了郁闷和寂寞。由于四周都是高山，感到这里的天黑得比沈阳要早。到了晚上，仰望星空，就像一个带孔的锅盖，把自己扣在了大山里面，中间只露出那么一点点天，觉得自己真像是“井底之蛙”了。
孩子们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他们高兴地数星星，比赛看谁数得多，而大人们则感慨万千，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暗自伤心，心情十分复杂。
大约7个月后，我们住办公楼的人都搬到甘溪的梅家园去了。梅家园山坡上有一座古庙，据说1935年红四方面军路过时，徐向前司令员曾在那里开过会。从甘溪办公楼到梅家园有三四里路程，要过一条河，当年是铁索木板桥，我们去时已建成了能过汽车的钢筋水泥桥了。我家被分配住到半山腰上一栋三层简易楼顶层的一间半房子里，在那里住了大约3年时间。那时候要求隐蔽，房子的外表看起来要跟老百姓的房子一样。建房子用的是“干打垒”的方法，就是用河沙、石子再加一点水泥搅拌在一起，做成长方形的块料，一块块堆砌起来，屋内墙面连石灰都没有抹，谁要想打钉子进去挂点东西是很难的，屋顶有些是用瓦片，有些采用石板。
在沈阳时就听人说过这里山上有“熊瞎子”，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把门窗关好。但我们住了那么多年，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熊瞎子”。
成为624所一部分
后来听说，在我们分迁到624所之前，还有过一段小插曲。
1970年5月份，为加快“三线”建设步伐（另一说是为执行林彪1969年9月的001号令），空军司令部决定在成都建立飞机和发动机的第二设计研究所，由601和606所分迁部分科技人员去组建，地址初步选定在成都军区空军指挥部所在地，两所各占一半，606所的一半要略大一点，由601、606所军管会和革委会各派出一个小组前去考察调研。601所的考察组回去后，写了一个报告，认为这个地方很好，同意将第二飞机设计研究所建在该处，以后发展成了现在的611所；而606所考察组回去后，写的报告却不同意建在那里，据说有三条理由：第一，这个地方靠近武侯祠旅游风景区，不利于保密；第二，房子太破旧，一脚就可以踹倒，改建需要花很多的钱；第三，周围全是农田，没有发展余地。当然还可能有一条理由是因为发动机试车时噪声较大，容易扰民。就这么几条理由，606所就将这个地方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上级领导提出希望624所暂时代管。但苗逢润所长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说，这些同志要是给624所，我们非常欢迎，可以单独成立发动机设计室，如果是代管，我们不好管，也管不好。
1970年6月六院正式批准，明确624所将要承担型号设计任务，于是将第二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就建在624所，先建一个设计室，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扩大。这样我们就名正言顺地成为624所的一部分了。606所分迁去的设计人员，绝大多数分配到了建在北川县甘溪小镇的设计室工作。
从甘溪到所本部松花岭有20多千米路程。交通只有一条弯弯曲曲、铺了一点小石子的泥巴公路，个别地方勉强能够双向通车。道路的一边是悬崖峭壁，山上“嵌入”的大小石块好像就要掉下来的一样，令人望而生畏；另一边是大山沟，底下就是平通河，地势十分险峻，车子一旦掉下去肯定会粉身碎骨。我们刚去的时候，因为只有一部大轿车，要让给女同胞和孩子们坐，我们只好坐敞篷的解放牌卡车。汽车开在这种山路上，开始大家挺害怕的，真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来到这个偏僻的大山沟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搞新型发动机设计。这个发动机的技术指标很高，是为“双三”飞机配套的发动机———飞行高度30千米，马赫数3.6，代号“911”。在624所的编制中，成立了第一设计室，规模很大，大概有160人，由袁美芳担任室主任，杜仲泽、王靖寰、陈大筏为副主任，周振德为党支部书记，相当于一个中小规模的设计所了。
我在设计室担任总体性能组副组长。组长是李介玉同志，他是留苏回来的。我们两人各负责一个总体性能方案，因李介玉原来是搞910发动机的，他搞的方案是在910基础上改进设计；我负责的是以斯贝发动机为参考样机，重新进行总体方案设计。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方案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刚开始接受任务时，我们就感到指标太高，很难实现。我们查了很多资料，采用涡喷发动机耗油率太高，而涡扇发动机虽可以明显降低耗油率，但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涡扇发动机也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一台涡扇发动机能够飞到马赫数3.6的。再加上我国国产发动机还处于仿制阶段，自行研制才刚刚开始，技术基础太差，材料、工艺也很落后，要搞出这种高指标的发动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当时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又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提出来要搞“双三”，要造航空动力的“长江大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成为千古罪人。后来通过中央文件的传达和学习，才知道林彪反革命集团秘密策划“571”工程计划，妄图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