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1915．7—2002．5），辽宁海城人，原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1935年9月考入东北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学习。1937年6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奔赴抗日前线参加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纵队，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局长兼银行监督，晋察冀第一公署专员、二分区地委委员，冀察行署秘书长。1945年调东北地区工作，先后任沈阳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委员、省委政府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书记、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46年任南满分局财务副书记，1947年任辽东分局财委接收敌伪资产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冶金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部长。1977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1980年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任国家经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1984年后任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1998年后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名誉会长。1995年8月离休，2002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1977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调吕东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次日，邓小平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王震、罗瑞卿、张爱萍等接见了吕东和与他同时调任新职的几位国防工业部门的部长。邓小平要求他们到任后，要抓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要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好，还要结合任务，狠抓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切实关心职工的生活。
吕东肩负着中央的重托来到三机部。大家对他的到来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经过初步调查了解，吕东于1978年1月5日，就主持召开了有在京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三机部党组扩大会议，发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他指出：“要大治航空工业，把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整顿好，头等重要的事就是打好揭批‘四人帮’这一仗。”从2月20日起，又把运动推向京外企事业单位，号召各单位“要抓住对本单位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逐条揭发批判，批透‘四人帮’的思想体系，把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彻底纠正过来。”林彪、“四人帮”对航空工业的破坏十分严重，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滑，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瞎指挥、打乱仗，搞乱了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造成航空新老产品青黄不接，不但民航航线上没有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就连空海军也长期拿不到新的装备。“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叶剑英及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等领导，曾经对航空工业有过多次重要指示，并于1971年和1975年对航空工业的质量和企业进行整顿，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终因先后受到“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反“复辟回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干扰，而未能进行到底。广大群众经过深入揭批，认清了路线是非。在此基础上，吕东进而抓组织整顿。按照程序处理了原领导班子中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调整部的领导班子，健全了航空工业的“头脑”；组织有经验的同志，成立专门小组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到1978年10月，部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和立案审查的112人都落实了政策。在企事业单位中，按100个单位统计，冤假错案涉及6233人，到1979年底已平反6137人，约占99%。同时，派出由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下厂，解决重点企业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促进了航空工业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航空产品的质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空前的破坏。截至1977年底吕东上任之前，已连续4年因质量问题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因此，吕东把整顿质量作为扭转航空工业局面的当务之急。从1978年2月20日到10月30日的8个月中，他连续召开了6次电话会议、两次现场会议和一次质量展览，开展全航空工业声势浩大的质量大检查。吕东反复强调，飞机在空中飞行和作战，出了故障没法停下来修理，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平时影响战备训练，战时影响战争胜负和国家安危。所以航空产品质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实现优质生产，坚决同任何忽视质量的现象作斗争。吕东用很大气力着重解决当时阻碍航空产品质量提高的3个认识问题：航空产品质量问题严重不严重？造成问题主要是外因还是内因？整顿质量要不要一年大见成效？解决的方法是从解剖3起事故入手。一是直升机的旋翼桨毂折断，先后造成3起坠毁的一等事故；二是发动机涡轮轴折断，同样发生过3起一等事故；三是发动机压气机盘断裂，也造成3起一等事故。这9起事故导致多名空勤人员牺牲。何以同样的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都是因为前两次把原因推给原材料部门或使用部门，不查内因，直到第三次事故发生后才转而查自己的问题。原来造成这些事故的原因，或者是由于自己随便更改设计和工艺；或者是违反工艺规程，工艺不协调、零件超差；或者是没有吃透技术问题。通过解剖这几起严重事故，吕东告诫大家：“航空产品上没有不重要的零件，产品质量上没有可以忽视的小问题，制造工艺上没有一道可以马虎的工序，细小的疏忽能够酿成重大的事故，所以航空工业职工必须树立对产品质量百分之百负责的思想。”为使质量大检查的要求落到实处，吕东还亲自带头到基层企事业单位去，一年之中几乎走遍了航空工业系统的重点工厂和研究单位，边调查边推广先进、促帮后进。在思想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制度建设：恢复和健全了由厂长领导的质量检验系统；以总工程师为首的生产技术系统；切实执行各级技术责任制。通过两年大抓质量的工作，1979年，所有企业都完成了质量指标，全行业综合废品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空军提出了飞机使用中的110项质量问题，解决了93项，余下的也都有了解决措施。经过评定，有4项军品获得国家金质奖，5项军品和3项民品获得国家银质奖。
吕东在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和质量大检查的同时，着力研究航空工业的发展战略问题。在连续召开干部、专家、职工各类人员的座谈会，到基层厂所调查，同党组同志频繁讨论，在坦诚、无拘束地交换意见中，吸取众人的智慧，丰富自己的认识，逐步形成了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的思想。1978年2月15日，吕东在讨论航空工业（1978—1985）科技发展规划时提出“航空工业当前突出矛盾是质量问题，从长远看是科学研究问题”，“关键是前8年航空产品更新换代搞什么要确定下来”，不能“不断升级，永不定型”。他初步提出了航空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随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专家座谈会，向科研人员请教。这时适逢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科学论断进一步坚定了吕东的思路。紧接着在4月和6月，吕东把调研中形成的关于航空工业发展的设想，两次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都给予了肯定，并着重指出：科研就是巨大的生产力，你们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经过上下左右征求意见，1978年7月，吕东主持召开了航空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航空工业要实行科研先行的方针，并且初步规划了飞机“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目标，即：到1985年，使现有产品得到部分更新，有的机种大体达到国际20世纪70年代初期水平；研制定型几种新飞机，有的机种大体达到国际70年代的水平；“预研一代”，就是说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研制成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机种。会上确定了把航空科研分为预先研究和型号研制两大组成部分，确立了预先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并决定从科研经费中划出30%专款用于预先研究。同时积极安排了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起由科学研究所、产品设计所、工厂的研究所，以及院校的科研所等四方面组成的航空科研体系。从此，航空工业开始了向重点抓科研和新机方面发展的重大转变。为了借鉴国外经验，1978年1月间，吕东率领航空工业代表团考察了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三国的航空工业，进一步看清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激发了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决心。
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吕东认识到这一转变给航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1979年1月18日，吕东把三机部党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设想向邓小平做了专门汇报。邓小平有针对性地做了指示，并再次强调抓空军装备的问题。他说：“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吕东融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邓小平的指示，并结合国外考察情况和航空工业的实际，在1979年2月召开的航空工业企事业领导干部会上，提出用7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航空工业在确保现有作战飞机齐装配套的基础上，抓好“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任务，初步改善部队和民航装备，使我国航空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水平提高到70年代的世界水平，为航空工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
围绕实现这个目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三机部提出了进行10个方面的转变：坚持科研先行，由着重抓成批生产转变为优先发展科研和新机，搞好科研生产一担挑；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由闭关自守转变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发展的起点；充分认识航空产品质量的特殊重要性，把工作转移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高度重视航空辅机（机载设备）的作用，由重主机、轻辅机转变为主机辅机并举；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为主、以民养军方针，由不重视民品转变为军品为主、军民并举；坚持挖潜、革新、改造方针，把航空技术由50年代水平逐步转变为70年代水平；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针，由分散兵力转变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集中兵力、确保重点；坚决按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由单纯行政管理办法转变为科学的经济的管理办法；重视人才作用，由忽视人才培育转变为认真办好教育，大力培养航空科技人才；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工作由主要抓政治运动转变为紧紧围绕现代化建设去做。
1980年2月，吕东主持了航空工业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吕东把发展航空工业的战略指导方针简明地概括为“三个一代”（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和“三个转轨”（转到质量第一、科研先行、按经济规律办事）。尽管当时全国正在为解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而实行“三年调整”时期，航空工业“量力而行，有所作为”，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两七（歼7Ⅱ、运7）两八（歼8、运8）”和强5改进型的机型，从1980年到1982年陆续设计定型，投入生产，装备部队，基本达到了1985年前实现“更新一代”航空装备的目标；1980年起步研制的歼7Ⅲ和歼8Ⅱ，80年代中后期也设计定型装备了部队；引进法国70年代末技术制造的直9直升机，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扩大开放，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在三机部是从吕东到任之后开始的。他认为抓了质量第一，科研先行之后，如果不解决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问题，航空工业还是没有前途。过去长期沿用战争年代搞兵工厂的老办法，不讲经济效果，经费实报实销，其后果是造成劳动生产率太低。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办法就是改革。吕东率先提出要在“以民养军”和“以出养进”方面有所突破。经过广泛发动和精心组织，民品产值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85年的40%。“以出养进”，是从改革外贸体制入手的，经过反复协商、计算，最后国务院同意以三机部为试点单位，试行自行出口创汇。这是国防工业部门中获得此项外贸经营自主权的第一家。这项涉及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极大地调动了航空工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从1979年到1981年的3年中，累计出口成交8亿美元，收汇2．67亿美元，使航空工业发展得到外贸、外汇的支持。随后，吕东又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积极向国务院综合部门建议并得到采纳，1980年2月，国家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军工各部实行利润上交、超额留用的办法》，着手改革军工部门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国家对三机部实行了利润包干、超额留用、一定6年不变（1980—1985年）的办法。这些改革，调动了企业广开生产门路、增大经济效益的积极性。1980年在军品产值大幅度下降、全行业工业产值比1979年下降6%的情况下，实现利润反比1979年增加84%。
吕东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2002年5月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