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也不掩盖了，明说道：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球”就这样被苏方踢回了美方。
1945年2月8日，正值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三国首脑秘密地将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共识，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
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还苏联。协定并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南满路的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使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前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的涉及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个大国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只是国民党政府内外矛盾重重，觉得有问题，也没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隐约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但是并不十分清楚内幕，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面授机宜。
3月6日，宋子文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美国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3月10日急电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浦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就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些许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儿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前来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
但美方仍拒绝宋子文赴美。
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3月12日，罗斯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曾透露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了要求。但是，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苏、英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撒手黄泉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
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逼迫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打招呼并向蒋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就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浦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协定：
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
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
5月23日，蒋介石又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开口，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的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答可以。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六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关于开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
四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前例延长租借期；
五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满洲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俄国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898页。
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了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和对苏的担心。《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901页。
中苏会谈仍在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的默契。
试想，种子撒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么样？
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难怪宋子文极不冷静。斯大林盛气凌人，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于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护”的字句，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分歧尤大，争论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以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三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准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在第三次谈判中，宋将中方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推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30页。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电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