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这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会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中国代表的回答，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是中国内部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作难，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对其随行秘书章汉夫、陈家康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在美华侨中诬蔑、诽谤、攻击共产党，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关方面团体资助也要“密加盘查”。
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和抗日战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诬蔑。这些情况，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看不出来。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18—220页
总之，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成功的，亦显示出宋子文的外交风采。
宋子文考查史迪威的失误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一事，是蒋介石要求的，交代宋子文经办的。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是出于蒋介石的意料。哪六职？即为：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六职，只有蒋介石初衷的一项，即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不生气。他埋怨宋子文事情没有办好，可宋子文也有一肚子委屈。
史迪威没来之前已成了“畸形儿”。他来到中国，蒋、史矛盾与重大争执从此就开始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受气包或出气筒。宋子文致蒋介石电，见《战时外交》第三卷，142页。
关于史、蒋的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实际上，摩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是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蒋介石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先生来华消息的电报时，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是他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表示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做过较长时间的面谈考察，也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史迪威任职经过》，见《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75年第7卷，第56—62页。
但事情更糟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之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蒋介石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做“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当然受到蒋的抵制。
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先生。
史迪威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前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退不可避免时，他连蒋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原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只剩下4万人左右。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蒋介石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史迪威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就撤销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到印度。蒋介石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该直接与自己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个光荣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与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关系的。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失利的消息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他生怕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在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翼翼地询问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
不久，史、蒋的矛盾也反映到美国人的耳中。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值得感谢的东西。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3年初那笔为数不小的贷款500万美元。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罗斯福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
正处于怨声载道中的蒋介石，接到这份喜报，多少是个安慰。他立刻向罗斯福总统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
3月8日，由宋子文出面达成的中美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在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00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然而这些，并没有阻止蒋、史矛盾，相反却逐步升级，以至于闹僵，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回史迪威，这中间宋子文做了大量工作。虽说史迪威身兼六职，神气一时，是宋子文一时的工作忽疏；而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也同样是宋子文的点子。殊不知宋子文得知史、蒋的矛盾后，始终站在妹夫一边。当史、蒋矛盾升级时，宋子文曾三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第一次是，不可一世的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而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立即对史责问，并要他向蒋有关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做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时送给蒋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为自己申辩。
蒋介石看到史迪威这份为自己申辩的备忘录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宋子文拍去电报：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处理一事“皆不以为忘，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参谋长地位与权限。
宋子文知其原委后，亦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人选。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国自动召回”。
第二次发生在1943年秋冬之交，史、蒋意见再度分歧。史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本”，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军队调出来打日本。蒋介石反共立场已定，岂肯调出，表示坚决反对，并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这次主子有令，宋子文极为卖命。他拟就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目的是想通过改组来撤换史迪威。这个方案是：一是将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是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蒋介石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推荐中国军官担任。
接着，宋子文就活动罗斯福总统。8月21日上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罗斯福接见了宋子文。宋子文提交了改组中国战区的意见书。交谈是愉快的，宋说：“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答：“此事美国政府已经考虑，近期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请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走出罗斯福办公室后，心情是十分高兴的，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此消息。
赴苏使者
党内有派，派内有党。
在国民党内，人们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海归派。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领衔人物：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而另拉一批自己人马搞个人的山头。虽然是立法院的院长，但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情况。家族与美国关系牢不可破，他的外交部长多是靠这层关系上来的。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期间，他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和政见。但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讨蒋的喜欢。在这一点，他比不上姐夫孔祥熙了。
不错，人们常常把宋子文与另一个备受指责的国民党要人孔祥熙相提并论，但两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财，但与他的姐夫比，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发的家，然而孔祥熙走私军火就大不相同了。
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然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最艰苦的岁月，宋子文由财政部长转为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国民党要员中，无人可比。有人作一对联送给宋子文，这副对联是：“做人坦荡荡，多才又多艺”。横批是：“心直口快”。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国与国团结，团结更令人以兄弟相待。可是过分的亲近，又容易惹出麻烦事来。
应该说，苏联作为老大哥，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他地域的领土主权早有非分之心。
应该说，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抗战胜利之后，应该无条件地去支持去投入中国抗日的战争中去。
可是，苏联不。在帮助中国抗不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于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入进去，把抗日的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令蒋介石、宋子文头痛万分。
早在1943年德黑兰，英、美、苏三国首脑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的面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的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罗斯福深领其意，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认为中国答应不成问题。
事情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向蒋介石提到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和罗斯福总统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先生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第三方提出来。请你给面子。”
蒋介石考虑一下，笑了：“这样办吧，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乐意成全，但不做中介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示立场。
此事就这样拖了下来。
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对德作战取得胜利。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这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抗日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罗斯福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我好向总统报告。”朗里曼更为慎重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