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在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这样无限额地大量印钞票，供给国民政府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款，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家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元几分钱，划不来，因此进口油墨纸张，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在香港印钞票，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空运到重庆和各地还来不及，又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还是不能应付需要。过去在国外印的钞票是空白卷，下面的签字和号码到重庆加印。1943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内成立印制处，孔祥熙的亲信凌宪扬当经理，在重庆枣子岚垭设厂印制钞票、邮票和其他证券。这些钞票不仅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大财源，也为孔、宋两家聚敛财产、损公肥私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国民党政府中，政府与官僚的私人费用实际是难以分清楚的。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央银行支出自家费用。如1943年10月1日，他曾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令本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请记在国库项下报核”。1944年2月25日，又以财政部部长名义拨给“行政院孔院长机密费国币20万元整”。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实际是把国家资金变成了私产，而此时正是国难当头。
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费用，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财政时，行政院会计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预算后，各省市预算处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只要走通孔祥熙的后门，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呈折，经孔一批，预算就可以任意增加，经费就可任意移用。有一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示，未得结果。那时甘肃的财政厅长是由孔官邸秘书处委任的陈立迁，陈抄近路直接呈给孔也就办了。
孔把中央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账。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俊（即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经济研究处的委员特别多，如蒋梦麟的老婆、于右任的儿媳等不学无术者都是委员。有一次行政院办公室转来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孔一见大为震怒，并猜出大概是宋子文的意见，孔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后来也就再没有说的了。
蒋介石听到这些事后，再加上财政上一塌糊涂，于是便把执政12年的孔祥熙赶下了台。蒋介石对有好感的宋子文也做了重新任用，做了政府的外交部长。
宋子良和他的“三不公司”
193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拍卖声、吆喝声、询问声汇成一曲紧张而又烦躁的追求金钱的交响曲。证券的每一瞬间的行情，都会在这一“交响曲”中及时地表现出来，它的每一个旋律和每一个和声都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经，并随着它的传播而波及更远范围的人们。
一天股市的行情里突然跳出一匹“黑马”，价格一个劲地往上升，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大家惊奇地注视着它在黑板上不断变换的数字，从中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都纷纷地掏出钞票大量买进。这匹“黑马”就是“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简称“二三关”。随着买进的人的增多，一场围绕着“二三关”而展开的悲喜剧拉开了帷幕。
“二三关”是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公债，共1亿元。按照民国时代发行公债的惯例，政府发行公债时都是以对折先向银行抵押，并从银行里领取抵押金，等到抵押期到之后，政府再根据财经情况或跟银行结价，也就是说正式把公债卖给银行，或把公债收回，不再公开发行。实际上这后一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所以一旦抵押后，银行往往在抵押期内就送到交易所开拍，做出的行情一般在六折左右，即100元的公债可卖60元左右，然后政府就以低于行情一折半（15％）与银行结价，这样银行有40％的利润可赚，因此也乐于为政府代发公债。
但这“二三关”公债一开始上市就显得很反常，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竟在70元以上，银行觉得这个比过去高出一折的行情一定站不住，于是纷纷将尚在抵押期内的抵押品“二三关”卖出。银行的这一举动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的。他们总认为政府迟早会跟他们结价的，过去是结对折，现在行情涨了，如果政府仍按惯例结价，他们赚得更多，如果改以六折结价，而他们以七折卖出，也不会亏，所以放心地卖。
殊不知，他们自己已走进了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财政部钱币司长徐堪所设的圈套。他们一面掌握着国民党的金融大权，一面又建立秘密公司操纵股市，谋取暴利。由于他们的行为狡诈阴险，倚势凌人，人们私下骂他们为“不行”、“不良”、“不堪”，把这个没有挂牌的秘密公司称作“三不公司”。他们设的圈套的第一步就是在开拍“二三关”时暗中拉抬，使其价格高于通常的六折，达到七折的高度，然后设法引诱银行卖出。当他们通过交易所的亲信，了解到交易所的账目已逐日增加，知道银行已经卖出公债了，于是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二三关”库券尚在抵押期内，还未结价，银行竟私自卖了，到时如果政府改变主意，要求赎回抵押的公债，银行就不能原物归还。这样银行不仅要损失原先付给政府的抵押钱，而且还可能要赔偿一些钱作为破坏契约的罚款，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这对银行可是致命的。
“三不公司”考虑到这一利害关系后，认为依靠他们的权力，能把这一“理论”变成现实。于是命令经纪人大量买进，银行看到这股价不断上涨，已达77元，才知有诈，有点慌了神。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由徐堪透露给他的亲信，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证券交易所第三十二号经纪人刘子余的关于“政府准备收回二三关税库券，改发二十四年关税公债一万万元”的信息，正满天飞。徐在透露这一“信息”时，还委托刘代为买进。刘子余不仅代买，还自己跟了批头，并拉上许多朋友买进。由于此项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多，在大众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指至九折以上，而且还谣传将涨至百元，超过票面。此间的银行界，也被这传言弄得晕头转向，如果是真的，以后政府收回，而自己交不出债票，被财政部扣上一顶“破坏债信”的大帽子，就会吃不消，于是只得忍痛高价从市场买进原先自己卖出的债券。这样行情就更看涨了。刘子余所拉的朋友大多是他的“中实”方面的人，大家都借钱来“跟批头”。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集资达50万元，几乎是倾其所有，以为是自己人传来的上面消息，一定可以稳操胜算。中国银行沪行经理贝然称的岳父蒋履福，当时的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也跟着大量买进。
看到这不断上涨的势头和非真非假的消息到处传播，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范苏亲自到南京面见孔祥熙，询问“收回库券改发一万万元关税公债”之说是否可信。孔祥熙对此问虚与委蛇，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说：“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库券仅有5000万，若照以往与银行结价的通例，财政部实收不过2500万元，这是无济于事的。”李深恐财政部收回“二三关”券，银行无货可交，将要受到处分，于是想趁现在还没有决定的时候，说服他不要收回公债，他向孔说；“如政府发行一万万元公债交银行结价，财政部所得亦不过万元，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影响债信，未免得不偿失；照部长的说法，改发公债不过是增加2500万元的问题，银行界可以另外效力。”孔当即说，如果银行界能按九八发行结价，财政部自可不必收回。李深深地松了口气，银行的损失不至于过大了。
就在李范苏到南京与孔祥熙交涉的时候，“三不公司”趁大家哄抬的机会，以高价大量卖出，由做多头改为做空头。到了2月13日，各报广泛登载财政部发言人的谈话，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使得股市行情急剧下跌。而此时，“三不公司”的大额空头已经放出，行情下跌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可苦了那些跟着他们买进的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与“三不公司”关系密切的，像沈宝昌、蒋履福就是，但最后也被“三不公司”出卖了，弄得个倾家荡产。沈宝昌还因刺激过甚，突发脑溢血而死。他可真算得上是“人为财死”了。
这一次“二三关”库券风潮，事后才有人透露是孔祥熙与徐堪等人摆下的天门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着股市的风云，不顾牺牲亲信们的利益贪婪地掠取他人的血汗钱。银行也吃了不少亏，只得答应孔祥熙提出的按九八发行结价，还少赚了2500万元的利润。
可是，宋子良等人与孔、徐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年即1936年，重演孔、徐“二三关”风波案，利用权力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其狠毒程度有过于上次。1936年国民党发行统一公债前夕，证交市场谣言纷传：有的说公债将延长还本期10年，停止付息；有的说即令不停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因此市价一致看小，纷纷卖出。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而财政部接电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看到得不到明确的消息，许多人都听信一些自命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认为债市行情有利于“做空头”。于是卖出的人更多了，大陆银行储信部急忙大量卖出，经理沈季宣本人卖出更多，市价继续下跌。
而这时宋子良等却趁低价大量收进。他一方面差了些人，手持十足证金，分向各证券号做上门多头交易，借以造成利多空气；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们的代理人——大陆银行沈籁清（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曾任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瞿季刚，大放利多谣言，并由中央银行降低套息利率来哄抬市价。这一套办法果然使股市一改疲软的状态，不断上涨，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就在这时，他们乘机抛出，股市价格也随之下跌，此时谣言又起。上海总商会再次致电维持债信，孔祥熙这次亲自出面解释说：“这些谣言，纯属混淆黑白……为投机者所利用”，并令中央银行停做套息。至此才证实了原先的利多是假的，但宋子良他们的债券早已卖完，在债市再次下跌时，他们钱已到手了。沈季宣本人被整得够呛，由于他大量低价卖出，而宋子良利用政权关系，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货交易。”他已无货可交，后虽经一些银行大力支援，借给现货，但贴费每万元二元，甚至四元，损失与其兄沈宝昌一样惨重，只差没走上他的死亡之路了。
“三不公司”的一套干涉股市的做法，在孔祥熙下台后，又被接替他的政学系所运用，继续搞投机，同样腰缠万贯，满载而归。而把灾难大量地转嫁他人头上，造成企业破产，家破人亡。这种官商一体操纵股市的行为，表明了国民党的腐败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