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霭龄不愿意父亲退缩，庆龄订婚的消息已经宣布，只有硬顶下去。她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庆龄自然会回心转意。她会找到新的爱情，将那段梦幻般的经历忘掉。我们并没有得罪孙先生，他没有正式向庆龄求婚，没有向宋家的家长表示过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想法。一切都会悄悄平息，事后大家都会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根本用不着顾虑。霭龄还建议父亲，为防止出现不测，应该把庆龄看管起来，在结婚之前不能让她随便活动。查理惊叫一声，这不跟山野村夫、封建顽固们的做法一样了吗？我们新式文明家庭里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霭龄微微一笑：是的，这做法是陈旧了一点，但过去那么多人家采用它，就说明它有效、管用。有效管用的就是好的，就不要再瞻前顾后。譬如我们的革命也是这样，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通过国会选举能牵制他，就谋求在选举中取胜；武力可以打倒他，就动用武力。我们办事都是先考虑效果，而不是先考虑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办法都可以用……
查理又征求妈咪的意见——自从倪桂珍生下六个孩子，查理便随了孩子们，也开始称呼妻子为妈咪。妈咪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对孩子们要求素来严厉，查理没想到妈咪会比霭龄态度更激烈——查理没有想到霭龄的态度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因素的，如果想到这一层，他也许早就能站在庆龄的立场上慎重地考虑——没有想到妈咪只说了一句“基督保佑！”查理感到全家人忽然都成了哲学家，庆龄是理想主义，霭龄是实用主义，自己是“违心”主义，妈咪呢，好像是虚无主义。她说的更像是一句禅语，只是自己一时猜不透。基督保佑，保佑什么？保佑对庆龄采取软禁吗？保佑庆龄的追求实现吗？查理实在感到犯难了。
事实上庆龄被软禁起来了，现在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房子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不许和外界接触，只等着成亲的日子。庆龄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了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待在家里还是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她的境遇，站在了庆龄一边，把这封信秘密地带出去送到了邮局。
假使没有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就落在了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就要完全重写了。
庆龄失踪，孙中山心急火燎……
几天来，庆龄不来上班，孙中山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派人去宋家打听，得到的消息却使他大吃一惊：宋家举家回国，庆龄被挟持，情况不明。
此时，孙中山与庆龄的事已经达到半公开的程度。对于党内和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发表个人的看法说：“我孙中山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他义无反顾地表示：“我家我国，我家我妻。”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对待爱情、婚姻的光明磊落和坚定负责的情怀。
孙中山离不开庆龄。那不是空喊，对于孙中山来说，革命也需要她。宋庆龄，20世纪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不可多得的姑娘！她的纯真个性，更多地来自宋氏家庭那种特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氛围。浓烈庄重的宗教气氛，诗情画意般的田园生活，优雅和谐的家庭亲情，美丽动听的美国民歌，婉转悠扬的钢琴音乐，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以及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等等，都给庆龄的气质和性格注入了那种纯真、质朴、美好、善良及理想主义的诗化成分。
在庆龄离开的那些日子里，孙中山只要一闭眼，庆龄就亭亭玉立在他面前。回忆庆龄在身边工作的日子，她给了他多少支持，分担了他多少忧愁。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时局发表真知灼见，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也能写出漂亮的文章来。理想使他们献身一个目标，工作使他们不知疲累。如今庆龄离开，他一下觉得少了许多东西，实有“人去楼空”之感。他常陷入沉思状态。他原本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变了样，常是打开书本，眼睛却凝视别处，心猿意马，甚至不思饮食，脸庞明显消瘦了一圈。
房东梅屋夫人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很担心他的身体，做了不少营养丰富的菜肴。中山夹了两下就放下了筷子。梅屋夫人忙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中山摇头不答话。梅屋夫人看出了门道，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患了相思病？他沉默了一下，真实地回答：“庆龄是位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帮手，我忘不了她。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孙中山也是爱交流思想的痛快人。接着，他又向梅屋夫人披露了多日心中的郁闷和矛盾。他说：“卢夫人是我的结发之妻，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她已给我生育了三个儿女，这是中山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为了中国革命，我长期在外奔走，与卢夫人长期分居，她不同意我对事业的选择，想把我缚在家里，守着她。这是不可能的。再加之，她过于保守，我过于反叛，性格兴趣不一致，徒有夫妻之名啊。说实在的，自己不应该有那种非分想法。但是，我又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的对庆龄的爱情。有了庆龄在身旁，我感到踏实些。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日本国，爱情是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什么。只要你个人认为是幸福，就应该大胆追求。”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热情所感动。
“那你们二人定下来了吗？”
“我已下了决心与卢夫人分离，与庆龄结合。”孙中山回答道。
“不过，我要提醒你，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女人结婚，是要折寿的，不知你考虑过没有？”梅屋夫人又道。
“人活着的价值，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如果能与庆龄结合，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会后悔！”
“想不到你是这样地爱庆龄！”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们，并协助操办婚事。”
“在日本结婚，是有法律条文的，要办不少手续。”接着梅屋夫人又与孙中山一一策划起来。“目前我先帮你置买家具，布置新房。而你呢，要办两件事：一是尽快与前妻解除婚约，二是派人把庆龄从上海接过来。日本的手续，我来帮着办，你说好吗？”
“谢谢夫人。”孙中山把全部的心意浓缩成这四个字。
于是孙中山立即派自己的贴身秘书朱卓文，去澳门原配夫人卢慕贞那里联系解除婚约之事。并带了孙的亲笔信，孙在信上明告，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等等。卢夫人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一日夫妻百日恩，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基本上答应了。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是名存实亡。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正如孙中山所说，卢在一个方面确实帮助了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为他解除了家室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的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的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更多的是觉得不舒服。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做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欣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原配夫人的同意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孙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当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经过孙中山的劝解，离婚的事情，在双方的笑声中，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
此事结束后，孙中山收到庆龄从上海发来的急函，详述了自己被禁的状况，希望孙解救。
面对这封信，孙中山心急火燎。他当即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在上海的老友宋查理。五天后，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庆龄，但音信皆无。万般无奈之中，孙中山便再次派使者朱卓文去上海营救庆龄。
此事能否办成？中山在焦急地等待着。
庆龄与中山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鸳鸯
1915年10月上旬的一天，朱卓文奉命前去上海解救宋庆龄。孙中山把他们父女亲自送上船，随着客轮启动，中山目视着朱卓文父女，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父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