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晚期，是在学界反思西方工业化背景下启动的，既可以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的“后工业化”，又可以被我国命名为“新型工业化”。我们总在乐观地说，我国在几十年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因为缺乏应对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经验和准备，我们目前不得不忍受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食品药品安全质量问题的折磨。我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采取一些措施有意规避西方工业化曾经出现的种种弊端。但是既然实行市场经济，经济规律必然发生作用，资本逻辑必然在场，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负面影响是不可以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比西方经济学家更为高明，在适当范围内和特定对象上将市场经济规律和资本逻辑正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漫长，历朝历代统治集团几乎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农业的补充和附属。这在抑制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缓慢，农业产量低下，最大民生问题是衣食短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重利轻别离”等思想观念，反映了官民对商业和商人所持有的鄙夷态度。关于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我们的先辈是缺乏理性认识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发育完备的农业文化，自然经济和小农意识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历史上没有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我们民族头脑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意识，在市场经济大潮突然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是新奇感和陌生感，缺少的是应该具有的理性态度和应对举措。今天食品药品市场上出现这样的形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经济政策放活之初，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偷工减料和掺杂掺假的商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木竹家具市场上出现少榫缺卯、用料打折扣，食品市场上出现注水生肉、短斤少两等坑害消费者的现象。那时消费者虽然对此表示不满，但是仅限于经济利益受到些许损失，没有面临着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胁，没能对食品质量的发展趋势有所预见，管理部门也没能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预警机制和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生产决定着消费，处在卖方市场上的消费者总是被动的。目前我国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问题，是因为防范不力逐年积累起来的，同时是伴随实用技术被神话与滥用而变得严重起来的。五花八门的问题食品一旦集中爆发，大家似乎表现得束手无策。虽然消费者是无辜的，但是缺少相关的消费知识。改善一下物质生活，消费者似乎也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想吃瘦肉，马上就有人给家畜喂食瘦肉精。市场作用就这么神奇，消费者的合理行为极可能转化为投机者的敛财机遇。
另外，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虽然与西方社会由少数工业集团主导工业化、热衷市场自由竞争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服从于构建“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由国有经济引领与影响，不会重蹈西方工业化的覆辙，但是市场规律作用的一个后果是：社会成员两极分化。这个问题在我国目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个结果是公众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接受的。“不患贫、只患不均”，这是个传统观念。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既然是一个社会现实，必定成为一个社会隐患，引发始料未及的其他社会问题，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只是其一。
比如我国公众的“仇富心理”，既有传统文化的温床又有现实生活的土壤。“有钱人你先莫神气，你手里的钱干净吗？要是不干净，你想吃玉米馒头，我就给你加点柠檬黄；想吃白面馒头，就掺点增白剂；想吃软口的，就添点改良剂；嫌个头小的就多使点膨松剂……当场吃不死你，你就赖不着我；栽在我手上，那是活该！”这种违法的行为，与在马路上 钉子、绑架富豪子女、打砸宝马轿车等不法现象没有根本区别。
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问题越大，原因就越复杂。其中，现实利益和文化心理是两个要素。所以道德和诚信解决不了市场上的利益问题，清除不掉文化心理问题。经济问题只能采取经济手段（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依赖经济利益的合理调整与文化观念的与时俱进。良好的市场秩序必定以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前提，而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市场环境净化。
第二，小微企业食品经营成本高，从业人员素质偏低。这两个方面加上其他原因共同起作用，容易引发产品质量问题。2011年7月3日，《参考消息》刊发了法国《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让中国人愤怒的掺假食品》。“在一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国家里，一个让中国人笑不起来的理由就是种种食品丑闻。”
文章从一个视角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作者写道：尽管国家整体经济不断增长，但是许多小生产商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生境艰难，无力把成本上涨转嫁到销售价格上，就采用低级的掺假手段保住利润；尽管政府采取补贴和救助措施，但是在经济发展中，无论出现经济膨胀还是经济滞涨，损失最终算在包括小微企业经营者在内的民众身上。原料价格不稳，经营成本经常处在上扬状态，获利有限，生意难做，一些小作坊、餐饮店就出此下策。
文章运用对比方法分析说：农业方面，农民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使用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农药，以及促进作物生长的化肥都具有安全隐患。而在众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尤其是小作坊里，许多操作员都是根据自我判断使用添加剂，这些风险莫测的食品添加剂，似乎就像炒菜煮饭使用油盐酱醋那样，不被讲究严格的使用剂量，不考虑不同性质的添加剂混用一起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很少拿出专门资金来培训员工。可以说，有些食品质量问题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
以上分析符合实际，深刻揭示了主要原因。当然，普通食品的经营者，农村富余劳动力和部分市民，基本上采用传统生产工艺，选用家庭作坊式的作业场所，制作馒头、大饼、油条、麻花之类小食品，多是手工劳动密集型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大众食品，生产者及家人、帮工也在食用自己加工的食品。百姓食品、传统做法，添加剂花样不会很多。多数小老板和厨师对于不熟悉的食品添加剂也是不敢贸然采用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大道理和营养学知识可能知之不多，但是他们把握着一条底线是，吃的东西不能儿戏。朴素的道理、不成文的行规，在每个人心中早已扎下了根。普通食品可能经常出现诸如卫生、口味、营养、花色品种，以及斤两不实等问题，但是绝少发生食品含有剧毒添加剂的恶性事件。
对待小微企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要求他们遵守职业道德、保证食品质量，除了强化相关法律法规和必要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市场监管外，根本措施是维护他们合法的经济权益，让他们在合法经营中有赚头，劳有所获，多劳多得。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成立行业协会，开展各种形式的评比活动，培育与树立标准和典型，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让做得好的餐饮单位和从业人员得到应有尊重。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要求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他们才有积极性，才有条件做到。实际上，食品质量问题在他们那里往往不是难以做到，而是愿意不愿意做到的问题。
令人欣幸的是，2011年12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2年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小型、微型企业再减负。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保护与扶植我国小型、微型企业，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实行包括减税政策在内的各项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将为这类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第三，科技成果被误用、化学合成剂被滥用，是产生食品药品安全隐患的直接原因。这不是说，科学技术给食品药品生产和消费带来直接危害或者风险，恰恰相反，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的初衷是在减轻劳动者劳动强度的同时，给消费者生产与供给物美价廉的食品药品。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都寄托着人类美好愿望，是绽放着人类智慧火花和理性光芒的。
科学技术是基于工业化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不会被束之高阁，总是植根于工农业生产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制于资本逻辑，充当着资本牟取暴利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在给企业带来利润、给经营者带来财富方面，科学技术与机器、厂房和原材料的作用是一致的。
科学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福祉，也可以给人类制造灾难，关键看资本逻辑怎样引导它，资本逻辑在为每个公众服务还是在为少数企业集团和商家服务。所以，食品药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本身出现了问题。所谓“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其实是资本逻辑的副作用。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正作用和副作用，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应用的方向和对象。
近年来，我国某些生产领域违禁药品的滥用威胁着禽畜食品安全。以“速生鸡”产品为例。人用抗生素滥用既是六和集团的暴利泉源，又是产品的安全隐患。“速生鸡”事件曝光以后，《第一财经日报》追踪报道，一位从事肉鸡养殖十余年、工作于国内三甲的肉鸡生产加工企业的高管透露：肉鸡养殖企业鼓励养殖户用药，实属行业内的公开秘密；“九成以上肉鸡是被大量抗生素等药物喂养出来的。”六和集团把饲料、雏鸡捆绑兽药销售给养殖户，卖药毛利高达60%。六和集团的母公司新希望集团决策人物曾经公开表示：养鸡业务并不赚钱，甚至亏钱，公司主要通过产销饲料实现收益。向农户推销更多药物，以及富含多种药物和激素的鸡饲料，成为公司主要业务和赚钱渠道。一些养殖企业与养殖户签订合约，规定所谓的“五统一”，即统一饲料、统一鸡苗、统一用药、统一技术与管理、统一收购。如此一来，养殖企业可以变相地向养殖户卖药了。
事实上，“六和”的饲料销售收入是屠宰及肉制品收入的二倍。有记者通过比对公司财报发现：2012年上半年饲料类营业收入约为242亿元，屠宰及肉制品的收入为118亿；2011年财报显示，饲料收入约445亿元，屠宰及肉制品销售仅为220多亿元，不到饲料销售的一半。
另外，兽药厂偷加人药成分，给人类健康埋下祸根。据销售人员透露：不按照批号要求生产兽药，几乎成了行业内的潜规则。像抗菌药一个批号应该只有一种抗生素成分，但是生产出来的成品药里至少含有三种以上的抗生素成分，这些药被销售者俗称为“复方药”。比如在郑州海润兽药厂，销售人员坦言，他们严格按照药品批号生产的部分样品只是应付抽检，投放市场的是另外添加了其他抗菌成分的药品。在一些兽药经销点，购买者还可以轻松购买到抗生素的原料粉，很多药甚至是明令禁止的人用药。“像阿莫西林、头孢、卡奇霉素，这些都是属于人用药。说实话都是从人药贸易商那儿拿到的，再卖给这里的厂家，说得不好听些，这叫违法。”知道违法，药厂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制售者认为，杀菌效果好，养殖户才会愿意购买。
滥用抗生素，对人类健康危害可能是致命的，一旦细菌产生了耐药性，人真需要救命的时候，原有药物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在这里，实用技术完全沦为赚钱工具，良心、法律、责任、道德，在金钱面前完全失去了力量。原来食品市场上的乱象，就源于化学药品生产和流通中的乱象。就食品药品产业而言，科技成果越是先进、应用越是普遍，食品药品的安全隐患就会越大。
所谓“公司＋农户”的现代经营方式，先进的实用技术运用，倘若不是为了保障市场供给，而是企业集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经营方式和技术应用不但不能保证产品质量安全，而且会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伤害，扰乱市场秩序，败坏先进科技声誉。
第四，不良消费风气，倒逼餐饮业滥用食品添加剂或者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有少数特殊消费者，不自觉地成为制售问题餐饮甚至危害餐饮的“帮凶”。挑剔的目光和苛刻的要求，会对经营者产生导向或者暗示作用。作为商家，为了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消费者要求他做什么，他通常会予以满足，竭力迎合客人的嗜好。
比如，有人吃火锅喜欢毛肚和鸭肠，这类菜品本来是软塌塌的，放到火锅里涮一涮，咬到嘴里也是绵绵的，这是它的天然特点，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原始状态。但是，客人不喜欢，认为吃起来“不脆”“不筋道”，轻则要求服务员换一盘、退回去，重则斥骂老板不会做生意、厨师烹饪技术差。在消费者“强势”面前，经营者只得附和，不惜采取违规操作、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害物质等行为，始而忐忑，久而安然，渐成风气、衍生祸端。于是，毛肚、鸭肠就用烧碱、福尔马林、双氧水来发。如此一来，口感“脆”了、吃起来“筋道”了，但是食者肠胃等身体器官受到了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