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间种了约十年庄稼，我不是地地道道的乡下种田把式。
我居住的村庄，是个被四面沟壑包围了的小山村，只有200多户人家。但我村土地较多，除村西原有200多亩平原田能浇上水，其余全是丘岭薄地，水贵如油，十年九歉。
那个时候，我22岁，刚刚踏上生活。和妻子女孩三口家耕种着七亩责任田和田粮田。
80年代中期，山乡的生活仍不富裕，我们三口家种了三亩小麦，只有几分是正宗的水浇地，几乎是靠天吃饭。
我那时在镇办企业上班。一个月虽只挣三十多元的工资，早上，傍晚或休班也能帮助家里多少做点农田活。
实际上，我们家的大部分农田活还是靠妻子干的。我家的女孩两三岁就“懂事”了。比如我和妻子晚上到坡里去浇玉米，女孩就哭的不下怀。这时候妻子哄她说：“宝宝，爸爸和妈妈去浇麦子，浇了麦子才能吃上大馍馍。”也怪，女儿听说是浇麦子，也就不哭了，只好乖乖跟她奶奶睡觉了。
麦子，可以说在当时穷怕了的年代，是个多么有诱惑力的口粮啊。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之前，农村集体化生产时期是靠劳动力挣工分，分配吃饭的。那个时候，谁家的劳动力越棒，挣得工分也就越多，年终开支也多，吃细粮（麦子）就多。70年代时，我们家男女共姊妹六七个，一个差两岁，最大的只有十五岁，根本没有劳力，只靠父母二人挣给我们十口家吃（我们家里还有个年迈七旬的老奶奶），两个大人所挣的工分根本不够全家十口人吃，只好年年拉饥、吃救济。从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我家共欠生产队债务一千三百多元。几乎年年欠账。
每年过年，我们全家就正月初一早上吃一顿饺子，中午、晚上吃两顿馍馍。从初二日起就换吃粗粮了。别人家从初五或初七日开始换吃粗粮。也难怪我邻居二寿经常在村人面前大声嘲弄我们家：“哈哈，赵开山家（我父亲的名字）从大年正月初二就啃上大黄饼子啦！”
那时，我虽是个只有十多岁的孩子，可也能听出人家是在讥笑我们家。试想，在那个“浮夸风”滋长的年代，饿殍遍野，谁家过年不热切渴望吃上香喷喷的白米饭和馒头呀？
回想一下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个样子。所以说，麦子，在70年代是我们全家人的奢望。
一九八三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后；我在家种了几年地，由于勤劳、上心，舍得施肥料，三亩麦子除去上交公粮，也是够吃的。每当麦香时季，我下了班，第一件事就骑车跑出三四里路，到两块麦田挨个转转，情不自禁地蹲下，掐下麦穗，搓搓粒实，闻闻麦香，晓此时，诱人的麦香气息，穿肠进腑，润肺清心，使我此时的心里有一种分外怀恋和优越感；也顿觉得生活的分外充实。
收获麦子的季节，是最令乡下人陶醉的季节。往往是，我一走进麦田，麦子尚未完全熟透。我这个左手握着镰刀，右手蘸着麦香乳汁写诗的芗女诗人的心早已熟透了。
（原载广西《绿城文学》杂志2008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