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人杰地灵，古往今来确实涌现出大批历史名人。但是，要“削足适履”，仅挑出八个来，可就“见仁见智”了。有一种版本据说是“民遣”的，选出的八位是：戚继光、王懿荣、卢鹤绂、丘处机、郭显德、张弼士、徐镜心、理琪。结果是不少关心文史的人莫名惊诧；“XXX是何许人？…‘理琪是烟台人吗？人家主要活动也是在文登！”另有一种版本是称邀请了国内著名人物画家画的八大历史名人，是：王懿荣、丘处机、宋琬.戚继光、淳于髡、徐岳、徐福、王基。这个版本谨小慎微，排除了“半个帝王”吴佩孚，因为他有“军阀”之嫌；也排除了郭显德，因为他是“洋鬼子”。要真正地尊重历史，说来容易做来难。现在又提供一个版本，缺少的是某种“禁忌”，不知究竟哪一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邱处机
字通密，号长春子，山东栖霞人。
19岁在宁海昆嵛山出家，拜王重阳为师，为全真道祖师七大得意弟子（后称“北七真人”）之一。1168年随王重阳入秦布道，王重阳羽化后，于1174年西入蹯溪（今宝鸡虢镇附近）穴居皤溪庙长春洞六年，后又迁隐陇州龙门山七年，创龙门派。1185年，邱处机葺建王重阳故居，创大重阳万寿宫。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回栖霞建太虚观。1195年携刘处玄等道侣七人去崂山太清宫讲道传玄。1209年，再赴崂山，历时数载而归。公元1219年，驰骋于中亚雪山途中的成吉思汗遣使相召，邱处机应命赴诏，行万里有余，历数载，1222年到达雪山。太祖问“为治之方”，答曰“敬天安民为本”，问“长生久治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赐号“神仙”，爵“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的道教。1227年病逝于北京白云观，因而白云观称“龙门祖庭”。元世祖至元六年褒赠“五祖七真”徽号，赐“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生平著有《摄生消息论》、《太丹直指》、《磕溪集》、《玄风庆会录》、《鸣道集》等。他首先是个宗教改革家。王重阳创全真派无疑是道教走到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改革之举，而全真派教义的集大成者当属邱处机。他被封为元代的“国师”不是偶然的；他当然也是个旅行家，以古稀之年长途跋涉，登上雪山，留下佳话美谈，令后来的旅行家感叹不已，当然他还是文学家，他的诗作传世的为数不少。他还是营养学家，对营养学，生存形态学都有许多见解，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栖霞曾举行过有关邱处机的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承认他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发轫者。
戚继光
伟大的民族英雄，抗倭明将，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实践家，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将帅诗人”。
按其世袭爵位、服役地点而论，是蓬莱人不容置疑。他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蓬莱度过的，而且立下了“封侯非吾愿，但愿海波平”的雄心壮志。
史称他为“三朝虎臣”。他经历过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明代皇帝。嘉靖年间他在江浙抗倭。创立了“戚家军”，演练了独具匠心的“鸳鸯阵”，改造和发明了不少兵器，终于荡平了为患多年的倭寇，还东南沿海人民一个和平的生存空间。迄今江浙闽粤人民仍旧自发集资建庙立祠纪念他。
隆庆年间他的主要业绩是在北方修筑了长城，练就了一支车、骑、步相结合的劲旅，又执行了正确的防御政策，使多年的边患消弥，“晏然”数十年无战乱。
戚继光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中，一人独占两部的仅有他，他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对今天的部队建设仍有着指导意义。日、韩等国早就列为军校的必读书目。
他还是伟大的“将帅诗人”，《止止堂集》留下了许多战斗生活的记录，那也是“马背上哼出来”的诗歌。
蓬莱投资建设了“戚继光故里”，由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
王懿荣
福山古现人。
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永垂史册的大事：“甲骨之父”；“民族英雄”。
他三任国子监祭酒，掌管全国的高等教育；又对古文字学有着很深的造诣，终于在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
著名学者胡厚宣在《王懿荣纪念馆》的前言中写道：“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后者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现实；前者则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相结合，把中国的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甲骨文的发现还将中国的文字上溯了三千五百年。在世界上这种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只有在汉字的体系中才能找到。
另一件事感天地、泣鬼神的事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西安，却把一个“烂摊子”扔给王懿荣。他临危受命，谱写了近代史上的爱国正义歌。以国子监祭酒的文官身份，率八千老弱残卒，英勇抗击洋枪洋炮武装、训练有素的八国强悍之师。城破之日，他率全家慷慨投井，以死明志，确实是高节薄云，千秋垂范，清池碧水见爱国鲠骨，不愧为“民族脊梁”，虽死犹荣。
王懿荣的书法也是真正的墨宝。
徐镜心
龙口黄山馆后徐家人。1874年生。
190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科，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徐镜心参加，并为山东分会首任会长。1907年赴奉天，任《盛京日报》主笔，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南下与沪军都督陈其美联系策应，不久去奉天与商震发动了辽阳起义，回山东后力促山东独立。时山东巡抚为袁世凯的女婿孙宝琦，11月13日独立，24日又宣布取消，导致时势瞬息万变。徐镜心抵沪商请孙中山后，旋赴大连组织力量，1912年1月15日率众光复登州，次日光复黄县，然后在烟台坚持革命斗争。
南北议和后，徐镜心也一度热衷“实业救国”，组织“山东垦植协会”、“泺口河船协会”。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山东支部理事，选为参议院议员，并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
但是，他毕竟是同盟会中的激进派，而且率先认识了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伎俩，先后发表了《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等反袁雄文。袁世凯恨之入骨。先派密探跟踪，后竞下令缉拿。1914年3月14日，徐镜心被捕，军法处长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对他百般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均被严正拒绝；继以非刑拷打，针穿十指，油燃肌肤，终不屈服。4月13日凌晨，徐镜心慷慨就义，年仅41岁。
当年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旌褒山东辛亥革命烈士的决议》，追认徐镜心为陆军上将。
1936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济南千佛山陵园举行了隆重的烈士遗骸迁葬仪式，悲壮的歌声唱的是——徐镜心作谱并教唱的《打倒满清帝制》：
头角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海裂，饮尽匈奴血。
翻身飞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
转脚踏渡昆仑顶，风雨欧美并。
声震山谷，直上云霄，是一种历史的回音。
张弼士
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铭文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编年史。在公元1892年记载的民族大事中，赫然写着“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也就是说，创办张裕酿酒公司这件大事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不仅是历史的创举，而且昭示着未来。
张弼士不仅是一位爱国侨领、酿酒大王，而且，从历史的长河看，他是当之无愧的“开放先锋”；与同代的精英比，他是货真价实的“实业鼻祖”。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应当占有光辉一席的。
众所周知，清政府开放海禁，允许海外华人回国“置业”是在1893年。也就是说，张弼士携巨款到烟台创业时，是在皇帝下诏之前。本身就是冲破封建藩篱，“破天荒”的壮举，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整个创业过程，有太多的“第一次”。
张裕首聘外国技师，尽管第一个酒师雷德吾是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但张弼士却不肯因噎废食，仍旧接二连三地礼聘洋人，充任酒师，而且跟巴保酒师亲密合作，创造了历史佳话。
张裕酿酒的全套设备，包括远东最大酒窖的造桶橡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因而其先进性在百年之后依然犹存。
至于造酒的优质葡萄，更是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与当地品种“嫁接”的产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天经地义的举措，在百年之前的中国，都是令人瞠目结舌、招致物议的“大逆不道”之举。“泱泱天朝”，地大物博，怎能“师法夷狄”，将“淫巧”之物、“雕虫小技”，当成至宝，闭关锁国二百年，正统大臣是“以扇遮面”，不肯承认“洋人”客观存在的。张弼士所有的“第一次”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如果考察一下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史，那么对张弼士的“投资方向”就会认识到它特有的“开拓性”意义。
我国的近代工业无疑是跟洋务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早期洋务运动是从军火工业开始的，无论是李鸿章，还是盛宣怀，乃至胡雪岩，他们概不例外的都是“官商”，为了装备军队办制造局，制枪做炮。后来弊端丛生，经费日绌，才想出个“官督商办”的点子来；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是张之洞，他也是典型的“官商”，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重工业上。
张弼士创办张裕却独辟蹊径，首先是坚持“独资”，保住了“独立自主”，避免了“官商”的诸多弊端，洋务运动三十年，“官办”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里，“官办”企业仍旧有诸多的优惠条件，而“商办”却是在“夹缝”中讨生活。然而，张裕虽以“公司”的名义注册，却是从未“集股”，这种胆识和魄力实为当时的凤毛麟角。其次，投资与平民生活朝夕相关的轻工业，也是一种“抢滩”的壮举。所谓“无酒不成席”，他高瞻远瞩，看到了国人总有一天会将“洋酒”列为“开门七件事”之一，这是一种远见卓识。另外，盛宣怀电召张弼士到烟台创业，主要是想让张弼士投资于自己热衷的方兴未艾的航运业。可张弼士却偏要造酒，干他人未曾干过的事。这种企业家的目光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张弼士身份首先是个商人，是兴办实业的企业家。
国内已经有不少关于“官商”的书刊和统计资料，但是没有一份把张弼士列入其中。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须知他后来是“头品顶戴”，那个被李鸿章倚为左膀右臂的大官商盛宣怀才是“四品道员”；为左宗棠军效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也不过是二品大员，张弼士“头品顶戴”而不列官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历史是公允的。张弼士用自己的心血铸造的历史形象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实业鼻祖”。
这可以从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早期精英的比较中得出结论。盛宣怀无疑是“巨商”，他创办邮电、矿山、航运，被称为“手抓16颗珍珠”，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是为了当官。这个连举人都未能考取的“盛矮子”深知“挟官以凌商，凌商以蒙官”的真谛，投靠李鸿章，长袖善舞，最后终于跻身内阁。其志不在商，从商是“跳板”。张之洞是洋务派后期领袖，也办了不少实业，但他同样是借实力而加官晋爵的，何况他一出身就是“官场宠儿”。胡雪岩是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争斗中破产的，他也是官场中的“弄潮儿”。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而最与张弼士接近的是“状元商人”张謇。他似乎是弃绝官场的，以“甲午状元”的身份下海经商，兴办大生纱厂，鼓吹“实业救国”，俨然实业界的领袖。但是，毕竟是个政治人物，首先是个政党领袖。只看看他在袁世凯谋夺帝位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他不仅入阁当了部长，而且在袁世凯的纵横捭阖中当了“马前卒”，无论是组织政党与革命党人抗衡，还是解散内阁中所谓“上当”，都至少说明他过于热心政治了，乃至把“报聘团”（实业家组团访问美国）的事都搁置一边。但是，张弼士却是“你张謇扔一样，我就捡一样”。袁世凯何尝不想罗致张弼士，并也给了显赫的头衔，官职之外也有诸多的“感情贿赂”，但是，张弼士却热衷于举办“劝业会”（商业博览会），率团去夺取金奖。他把官场比作“大埔的猪仔市”，深恶痛绝政治野心家们的勾心斗角。他经历过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三大事件，当然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却不肯与野心家同流合污，而是牢牢地坚持自己“实业救国”的初衷。张弼士是一位真心的爱国实业家，称他为“实业鼻祖”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重读张弼士令我们充分认识，张裕公司才真正是“民族工业的骄傲”！
郭显德
美国宾夕法尼亚人。著名牧师。
1864年到烟台，把毕生献给了传道事业，也为传播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
1866年12月创办文光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1875年以5700元购下同乐街（今市府街）37间房，创立博物院，陈列珍禽异兽和矿石标本，为烟台青少年开拓视野，培养博物兴趣刨造了条件。1886年将文先与会英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1890年同继配夫人苏紫兰在毓璜顶开设医疗诊所。1900年又设幼稚园，此后在中外助手的共同努力下，在胶东各地办小学40多处，以及医院、博物院、花边作坊多处。并在芝罘办了著名的益文中学。